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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激情的褪去（第1页）

四、政治激情的褪去

（一）言论干预政治

“言论报国，遂其初志”，与很多早期报人相似，报刊在汪康年眼里，一直是干预国政的手段。问题在于报章虽渐多，却“于时事多未敢深论之，或辄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国如是难也！”[128]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心理，黄遵宪曾深刻指出，乃是“葸懦成风，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无事自扰为戒，父兄之教子弟，师长之训后进，兢兢然伸明此意，浸**于民心者至深”[129]。

经营者角色之外，汪康年没有放弃撰写言论。他的政论，大体经历“建言改革”“舆论监督”到“舆论批判”的路径。[130]作为《时务报》经理，汪撰写了13篇言论，数量在报馆仅次于梁启超，不乏精彩之作。[131]其中《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影响颇大，“其所著论述，变法图存为宗旨，而自强策三篇，尤传诵于人口”[132]。《论将来必至之势》一文则甚至被张之洞称为“有报以来之杰作”。

此后，短暂的《昌言报》言论胆气不减[133]，《中外日报》以时政评论闻名，《京报》将内容分为政论、新闻两大类，《刍言报》则完全以评论为主，基本是一张“言论纸”。检视几个报刊。“评论时政得失为主”为《中外日报》方针，所谓“出其所得以告当途，并陈其一得之愚”[134]，严复撰写的政论更是一时之选，该报被公认为立宪运动重要言论中心，常被其他报刊转载，时人喻为“占政界一部分势力”[135]，也颇得官方重视：“各报多相视以为宗旨，政府亦微视以为从违。”[136]

创立《京报》的愿望是在首都形成言论中心，《京报》试图向政府疾呼救亡策略，刊登诸如《论吾国为无政府之国》《论偷安为贫弱之原因》《论吾国今日人心之大病》《书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书后》《日法协约之深意警告政府》等文，并发表系列议论支持立宪运动。

《刍言报》系五日刊，时间上无法与日报竞争，言论功用却置于最大，汪康年在第一期小引中称：“耳目所触，时复刺心”，“姑藉小纸，抒我寸衷”[137]。此时汪氏身体多病，却笔耕不辍，针砭时弊。[138]

对报刊言论的重视和功能之发挥，汪康年颇有自觉和见地，对早期报界颇有贡献。[139]

（二）一个激进分子的转向

所谓保守主义，不同时空场内众说纷纭，论其要意还在于对传统所采取的肯定态度。晚清保守主义的形成，有学者认为形成于太平天国起义后，“其目的在于保存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儒教的、理性主义的、士绅的和非封建的世系”[140]。汪康年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没有那么清晰，见解也颇复杂。政治上的激进和文化上的保守亦非天然矛盾，二者可以交织演进，对汪康年来说正是如此。

汪康年早期相当激进，甚至时常有出人意料之举，这是张之洞始终与其貌合神离的原因所在，毕竟“晚清变法人士中最惧激进者，莫如张之洞”[141]。对于张来说，汪实在不是可以推心置腹的稳健人士。

1896年7月21日，梁启超在《时务报》第3册推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尚没有公开主张议会民权，而是提倡举人才、兴学校和变科举。几天后的8月1日，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明显更为激进：明确主张议会民权，并提出议员的具体产生方式，甚至还想请皇上为此下诏。因此黄彰健认为“汪康年原系激进分子”[142]，并非夸张。1896年10月的《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被汪诒年称为“报之言民权，盖自此册始”[143]。表面“谨厚”的作者，文字之大胆，令各界无不惊愕。[144]

此时汪康年对政体的批判，大胆而露骨，称“中国自古独立于亚洲之中，而其外皆蛮夷视之。素以君权为主，务以保世滋大为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开拓扩充之意”。对君主如何驾驭臣下，汪氏一言以蔽之：“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惧之。”[145]

义和团运动引发“东南互保”，汪康年四处向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借力，《中外日报》刊发《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一文，宣称应“布设国宪”[146]。这和汪中国议会时期提出“国会”和“总统”方略一样，颇具政治**和想象力。[147]

政治上迸发的**源自汪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他对议会等西方制度欣赏的背后是对其推动国家进步的期冀。应该看到，“在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伯克式的全盘肯定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保守主义”[148]。政治制度作为一种辅助力量，经常恰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改良思维中“工具理性”部分。此外，近代中国的政治激进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领先于时代的见解或行动常被视为激进，随着时间变迁则可沦为所谓保守或落伍。康有为戊戌变法中的全面政改主张，可谓激进，有人甚至称之为中国的雅各宾派，但日后与革命派甚至立宪派相比，康却显得相当“保守”；辛亥之后一度支持帝制被称为保守者的严复，早期《辟韩》一文，尖锐如刃，内有“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之语。早期政治激进和日后的“保守”，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嬗变路径。

汪康年此后日趋保守，政治上更趋中庸调和，办报中却常有争取自由与独立的诉求。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可从如下加以解释。如果以“自由主义者的宗旨是构建一套以个人权力和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制度”考量[149]，“开民权”对汪来说，更多的是救国手段而非目的，为国家振兴而非个人解放。因此，一直强调民权接济君权。[150]与严复和梁启超比，汪对西学特别是西方“自由”的理解，远不如他们深入。

由此则可以理解汪康年为何如此反对革命。

（三）革命反对者

反对革命、支持改良，一度是晚清知识分子主流论调，早期维新派走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借君权实现变法。[151]汪康年坚持认为，天下破坏容易，建设实难。义和团运动，他“独著论力斥邪民之酿变”[152]；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他撰文反对刺杀，称为“取不适之事，不深虑其难”，警告“若夫出于暴动，成于血流，甘为戎首，而使乱机由是而发，祸患由是而滋”[153]。1903年6月8日、9日，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发表《革命驳议》，公开反对革命，指革命不适合国情，将引发内乱和外国乘虚而入，遭到章炳麟、柳亚子、邹容、蔡元培等人反对，后者联合撰写《驳革命驳议》于《苏报》，予以驳斥。

1906—1908年，革命党的多次举义被汪指责为“内乱”，他反对自下而上的暴力，也反对政府用暴力对付民众。在他的眼里，中国还没有坏到需要暴力推翻政府的地步。只要当局图改自强，则大乱不作。如果说他的老朋友梁启超对革命的态度，一度踌躇，汪康年则几乎从没显示对革命的支持，而希望在现有政治框架下推进改革，比如支持宪政却不支持国会请愿运动，认为应给立宪较长时间。[154]这样非但革命派不容，也很难见容于立宪派。对于立宪时间，梁启超清醒地给出了预言：“宣统八年（1916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155]

政治上汪康年一度激进，文化上的保守则更加明显。这一点符合中国近代保守主义的特点。[156]文化保守主义在晚清一般包括几种内涵，即承认中国文化有其优秀部分，不排斥西方文化，注重伦理道德和人心建设，未来中国发展道路应建立在汲取和创新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同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157]对于西方文明，汪康年的“凡欲存我，要在有我，假其无我，何有于存我”，基本代表其心理、本质上没有跳出“中体西用”模式[158]，这一模式虽经多变，但以传统文化为主、西方制度器物为辅一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最根深蒂固的情结之一。不过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好友严复，已开始突破“中体西用”，显示出更为深刻的洞察力。[159]

寄理想于改良的汪康年希望通过民间报人身份参与改革。批评时政、监督政府，目的是帮助政府。如《京报》《论朝廷宜激励国民多设报馆于京师》一文称，“使全国人心皆以京师为依归，而朝廷亦得听采之益”，这样“士至贡至则天下之人心皆至，如是则朝廷之势不孤，而事事亦有所倚矣？”[160]再如，政府“甚患昌言革命之报，猖狂于海外”，他给出的对策是“速鼓国内之民气，使得以正理自伸”，即加强正面宣传，扶植士气，这样革命的“狂怪之论”自然无从而入。[161]在革命星火燎原，清政府岌岌可危之际，汪康年的《刍言报》上仍在讨论他认为的最重要之事：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162]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他献策说，“近事已急，为政府计，惟有不动声色，速派川省最信任之大员，驰往慰抚，将朝廷不得已之故，剀切详告，上一妥善办法，是为正理”[163]。而此时的中国，蒲殿俊、张骞、汤寿潜等立宪派已因国会请愿运动、“皇族内阁”等冲突，转而同情革命。

文化保守主义无疑重视社会秩序，渴望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维系和传承传统文化。晚清中国的危机较之历史，“文化危机”明显。保国和保教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至1901年，汪康年在给伊藤博文等日本人的函件《整理政法纲要》中提出“改革之法”，其中“永远以孔教为国教，决无更革”赫然在目。政体上他主张“全国之事皆统于皇帝一人，皇帝择相而任之，一切皆由相措置。惟大事须请于上，上不许可令改议”[164]。在《痛论颁行新刑律之宜慎》一文中，他强调礼教为立国基础：“不知器械可改也。规则法度可改也，即政体亦可改也，而敷千年相沿习之政教必不可改。”[165]

“怀旧”在汪身上留有其他特征，比如，梁启超对他喝花酒的指责，汪大燮、汪有龄对此均有批评。在汪康年的笔记里，市井花边见闻和神鬼玄幻的故事充斥其中[166]，这些看似无关大局的毛病和传统喜好，构成了他个人世界的一部分，那里有着明显的旧士人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