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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生于1860年，逝于1911年，汪康年的一生与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契合。“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进了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而有种种变态。”[167]汪氏之复杂和嬗变与此息息相关，激进、改良、保守、开放混杂于胸的知识分子，正是那一段痛苦的近代史产物。汪康年既无严复早期反对“西体中用”的敏锐，也无梁启超后期对革命的踌躇。在保守主义方向走得更远的他似乎是个孤独的落伍者，终于落在时代急流之后，但是报人形象却嵌在了历史舞台。

无论将报刊视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本，还是新的共同体容器，汪康年显然是受益者。《时务报》开办后，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远在旅顺的朋友丁其忱，向汪康年去信，表示对他的《中国自强策》表示感佩。一位不认识的士人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汪康年，希望后者也将照片邮来：“俾得悬之座上，以慰企慕之私。”[168]交情不一的大小官员朋友（如陕西学政叶尔恺）也纷纷致信汪康年示好。汪的地位在《时务报》出版后快速提升，这在他办报之前很难想象。身处社会变革之际，晚清知识人逐渐掌握新的书写和传播、互动方式，握有报刊资源甚至处于报刊传播范围之内的人士，均程度不一地获得了新的媒介赋权。报刊构建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公告平台，有效地将甲午后士人自强救国的愿景联系起来，一经推出即迅速获得巨大反响。如果说《时务报》初期，所勾连者很多还是同年、同乡与幕僚，这种局限不久就获得突破。如苏州的包天笑，并非《时务报》订户，只是向朋友杨紫麟借看，他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169]。

不太走运的是，报业生涯的前期，汪康年的成就淹没在主笔梁启超的精彩文字之下；后期因保守的政治态度而蔽其光芒。与留下大量精彩“立言”篇章的书写型报人相比，汪的报刊事业似乎是一个个历史碎片，难以形成耀眼的思想成就链。多数时候，他更像一个幕后新闻工作者。

大器晚成的汪无论如何不能算时代的幸运儿。他的务实稳健与少年生活不无关系，丧父之后家境困难的汪过早地体察到了世态炎凉和生活艰难，自传中的一句话传神地勾勒出这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余自幼年，常闻长者忧叹，时复泪盈于睫。”[170]经济上的压力和谋生之需使得他很难自由潇洒地追求事业，始终貌合神离地与一些强势人物保持关系，寻求各种支持。这影响了他的“保守”。一个早年遭遇困苦的人更加能够体悟生活的不易和复杂，因而更愿意珍惜、保持已有之物。况且作为一个书香世家和没落官宦家族的传人，汪康年饱受传统文化浸润，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他为什么更容易成为改良主义者，而非激进的革命派。正如罗尔斯援引洛克所说，个人不会介入革命，除非他们在基本结构中的社会地位严重不足，而这一状况无法通过其他手段加以改变。[171]汪的生活固然难称得意，但一直仍算得上当时的主流人群。

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所致，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惰性与保守情绪非常普遍。知识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倾向是其正常特征。[172]读书世家出身的汪康年最后和严复、康有为等一起成为向后转的人。不过他并非一些西方人所说的反感变化的中国保守者。其“基本价值是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而不是与现代化对立，这是他与传统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173]。从世界范围考察，保守主义被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正是寻求在一个变化不断的社会中如何保持连续性的理论，而非捍卫旧的制度。[174]比起他曾经的同僚辜鸿铭等人对中国文化固执的乐观，汪康年虽强调传承和价值，但笔触之间，已有隐约的悲观和无奈。

汪康年中年自号毅伯，晚年号恢伯。对于这次更改，林纾在所撰《汪穰卿先生墓志铭》里称，“恢伯”意为“谓灰心时事也”[175]。终其一生，汪希望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下，延续和发展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强国之梦，这一理想的有效手段对他来说，最终的选择是做个报人言论家与活动家，尽管这样的道路，已难以奏效。

[1]汪康年（1860—1911年），初名灏年，字梁卿。

[2]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89页。

[3]为日本人在华所办报刊。

[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90～191页。

[5]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462页。

[6]黄遵宪（1848—1905年），晚清著名诗人、思想家，广东梅州人，字公度。1876年中举，1877年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撰写《日本国志》，并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1895年参与上海强学会，后参与《时务报》筹办，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大力推行变革，后任出使日本大臣，辞职后从事立宪等工作。

[7]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8]如“一场挤梁、排梁的斗争”。（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6页）或“通过其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挤梁启超”。（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9]强学会最初着手的主要项目包括办报，梁启超在京主办的《中外公报》为该会会刊，上海强学会则发行《强学报》。1896年春，强学会刊物《中外记闻》和《强学报》遭封杀。那时的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张之洞同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剩下的款项作为办报经费，那时汪本人也名列强学会会籍。（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71页）这均显示《时务报》与强学会的渊源。

[10]“当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办强学会，张南皮师首倡捐一千五百两为开办经费，沪上诸当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开办，当时康先生以母寿之故，不能久驻上海，因致穰卿一函两电，嘱其来沪接办。当时穰卿犹在湖北就馆也，既而穰卿到沪，而京师强学会为言者中止，沪会亦因之停办。当时尚余银七百余两，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银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会中所置器物书籍等项变卖，得二百余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实为‘时务报’嚆矢。”（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11]李瞻：《中国新闻史》，学生书局，1979年，第115页。

[12]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汪诒年称汪康年投身报业重要原因之一是源于对沪上报刊战争报道的不满。“先生既已决计设立报馆……又见时机急迫，非急起直追不可……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中日衅起，我军失律，先生与京外诸同志书札往还，探访军情，冀得实在消息。顾军前奏报，既讳败为胜，恣为期罔，而上海报纸，复又迎合时趣，附会神怪，妄诞不经，无一可信，既足淆惑听闻，复且腾笑海外。先生私忧窃叹，以为关系至巨，后来有志于新闻事业，此亦其一原因也。”（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39页）

[13]“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雪大耻者。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此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折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馆于上海。”

[1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页。

[15]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页。

[16]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0页。

[17]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此外，梁启超向汪康年的来信显示后者此时居于主动：“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鲜，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并询问“沪局已开否？同事者几人？章程若何？择地在何处？望一一开示”。（《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3页）此前梁启超已来书表示：“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遵……”（《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3页）随后梁启超向汪表示了南下决心：“此事甚善，中国命脉所系也。弟初十间当到沪商略一切，望君必待我……”（《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2页）因此有学者认为汪氏有志于办报，较梁启超为早。

[18]即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吴德潇、邹凌瀚。

[19]《时务报》的资金来源也是双方争论焦点之一，因为这关乎所有权问题。梁、汪两人对强学会余款各执一词。关于《时务报》创办经费，汪康年曾称强学会留存款七十余两，这与梁启超所说的七百余两余款差距很大。事实上，双方均承认张之洞作为原始资金来源，只是梁启超把张之洞的赞助直接算为强学会所余，以强调报纸的强学会渊源，而汪则另称为“南皮制军倡捐千元”。不过强学会余款数量太少，仍需汪康年另筹开办资本。随后黄遵宪同意捐资千元，并出面募捐资金，这是黄此后虽然较少参与报纸事务，却常对报社发展不时提出主张且以精神领袖自居的主要基础。

[20]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274页。

[21]李里峰：《汪康年与近代报刊舆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22]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23]汪康年在该文称“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授”。（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87页）

[24]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81页。

[25]出版周期为每月出刊三次的旬刊，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内容使得报纸精彩而丰富。

[26]《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7页。

[27]《裘廷梁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625页。

[28]李提摩太（1845—1919年），英国传教士。1870年被英国浸礼会派来中国，曾任天津《时报》主笔、广学会督办，先后主持了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