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三报刊社会活动家的登场（第1页）

三、报刊社会活动家的登场

（一）职业化的萌芽

民国时《再生》杂志评论称：“汪康年是位有野心的新闻事业家，他把报纸看成自己的事业，态度积极。在我们中国对新闻事业具有这样高度事业心的人，要算汪穰卿是第一人。”[99]这是从“职业报人”角度，对汪康年的较早评价。

汪氏投身报刊业的早期，办报仍被视为一种不体面的谋生。报人地位卑下，新闻业甚至被视为“莠民贱业”。从业者被视为“固无正当之主意也。旨趣既浅，力亦薄弱”[100]。外界甚至“视报馆为蟊贼”。

从筹备《时务报》始，汪康年一直没有脱离报界。考虑到彼时“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101]，这已属难能可贵。他出色的报刊运营能力，在当时报界大约成为共识。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前于1901年两次专程赴沪，不惜重金延请汪康年推荐主笔，汪氏也差点亲自加盟。后者业界地位，英敛之的评价或可佐证：“交游博、声誉隆。况消息灵通，复销售宽广。虽月出百金以上，犹为得也，岂不较碌碌凡庸者远过十倍哉？”[102]

《时务报》之初，汪康年月薪只开了20元。[103]这份工作经济利益非常有限。[104]除了资金，在报业生涯的几个转折点，汪氏面临困难颇多戊戌政治风潮中，侦知《时务报》将被改为官报，堂兄汪大燮[105]建议抓紧将报馆账目及档案清理出来，乘机退出是非之所[106]。创办《时务日报》开始时也颇吃苦不讨好，多有亲友劝阻。[107]但凭借对新闻业的敏锐感觉，汪康年不仅坚持举办，且主导革新一跃领时代之先。

无论文采还是经营，他都称不上那个时代最为出色的人物，但综合素养却堪称罕见，可谓早期复合型媒体人。作为报馆总经理，汪氏注重报纸成本、利润及广告发行，在中国报业起步时期颇有建树。《时务报》在当时众多报刊中十分突出。[108]发行持定上升，报馆财务状况良好[109]，社会影响持续提升，此举虽非一人之力，但总经理汪康年，贡献巨大。

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令汪氏成为早期成功的社会活动家[110]，报人而为社会活动家，此后成为中国报人重要特征之一。汪氏在各埠通商的电报局、矿务局、官书局、书院、漕河船帮等，以及在苏、鄂、湘、京、鲁等地组建广泛的发行点，被称为“形成中国报业史上除商办报刊、教会报刊以外的第三个全国范围报刊网络”和“中国馆主”[111]。这个网络亦有力支持了其他改革报纸的发行。自《时务报》馆始，汪氏目光非限于报纸内容。在公共关系、读者互动诸多方面的举措，想象力丰富。[112]日后中国报界经常举办《读者服务》《社会服务》等栏目，以及以报社为名发起的救灾、义卖等多滥觞于《时务报》。[113]汪康年兄弟（汪诒年）主持的《时务日报》（《中外日报》）更是被称为“中国报纸兼办公共服务活动之首创者”[114]。

观其一生，汪氏对报纸感情和职业上的执着，非新闻界匆匆过客可比。晚清最后十年，仕途之外，职业日多，但“唯官是求的概念继续因为人们驱而效之而占据主导地位”[115]。进士汪康年，不仅和张之洞等要员熟稔、与军机枢要翟鸿禨有着师门关系，还有汪大燮这样手握重权的家族成员，没有将报刊作为官场进阶工具，而是屡遇挫折却继续创办新报。因此有人评价汪康年为中国报业心志专一的“第一人”[116]。这种以报刊为事业的路径，也显示了江浙地区文人务实与“谋生”取向的传统。无论如何，汪在“新闻事业之由杂乱无章进而形成专门事业”[117]的草创阶段，确属难得。

（二）改造报刊

“立言”虽多有建树，但汪康年主要以事业家面貌示人，而非才华横溢的记者或主笔，积累了大量业界经验，形成诸多新闻理念。

19世纪最后几年的上海，最流行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纸张很薄，只能一面印刷，报纸每行由首至末为四十字左右。这种形式没有跳出近代中文报刊的仿书册版面。《时务日报》创两面印刷先河[118]。《时务日报》（《中外日报》）的创新还包括：首页显示目录、告白分门别类、以大字标出重点并加圈点等。《中外日报》还将报纸分三层，句读加点，标题制作基本做到“一事一题”，传统报刊的八字标题模式被打破，改为按照新闻内容或新闻分类另拟标题。

上述创新当为竞争之需，后起之秀的革新动力是与《申报》等老牌报纸竞争。《中外日报》曾有“吾中国人之视报务，素不若西人之重”的感慨[119]，显示报刊业务上的进取心，并非突发奇想。这些举措打破传统，形成了近似现代报纸的样式。因《时务日报》改革，汪康年为自己留下了改革家的历史地位：“是时日报故步自封，而《申报》又以先进自负，汪氏乃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相竞争，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120]据说改版后读者和报馆内部人员多不习惯，甚至反对，但经过一段时间阅读效应显现，《申报》《新闻报》等放弃了原有版式，“后来之报纸，大都沿用此式。又逾多年，申、新二报亦遂改用此式矣”[121]。

汪康年的敏锐，体现其非同一般的职业素养。戴季陶1932年在给上海《晨报》社长潘公展的信里提到汪康年在《中外日报》的贡献：“此报乃次于《新闻报》而起之上海第三大报，改油光纸为报纸，创成现行之版面体裁……皆其在新闻史上之功绩。”[122]

现代新闻业的一些规范和原则，如报道的客观、中立和平衡[123]，在中国报刊业早期相当淡薄，汪对这些理念或新闻伦理虽未有多么深刻的理解，却多有涉及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如重视不同消息来源和刊发不同意见，不同消息的平衡处理[124]，如义和团事件等[125]。“悉行摘录”“广为搜录”等说法常出现在他所办报纸发刊词或章程之中。汪康年支持不同观点的竞争，原因可在他上翟鸿禨一封书中得到解释：“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晰而愈明。”[126]他反对言论一致，在晚清报界，此新闻素养已相当突出。

此外，在报人自律、新闻时效等方面，汪均有较为独特的观念，显示其转型报人后，已全面体认这一角色，试图从诸方面开拓实践。这与短期以报刊为宣传工具的报人，志趣大有差异。汪康年报刊生涯处于晚清几次国人办报的高峰时期，此时报刊逐步脱离对西人的依赖，因此努力在理论、业务和经营管理上探索本土经验，准职业化报人的出现，显然与此背景相关。[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