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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如何贴近社会（第1页）

社会史如何贴近社会

——读《清代嫁妆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走到今天，已经极大地锻炼了读者的审美能力。若干年前，只要看到好题目，无论内容如何，都会先加褒奖。然而现在，仅仅一个好选题已经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激动。有时甚至相反，唯其选题好，读者对其内容期望更高，从而越发对其求全责备。

现在笔者对毛立平博士的《清代嫁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下简称《嫁妆》。为了方便、简洁，本文引用《嫁妆》原文时，仅标注页码），心情就大抵如是。该书选题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前此，笔者曾以乡邦的风俗为素材，发表《讨鼓旗——以女性丧礼为中心的经济与法律问题》（《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卷第2期）一文，讨论的其实正是女性的嫁妆。因此当看到《嫁妆》一书问世，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然而或许是由于专业兴趣的差异，笔者在细读该书之后，觉得有些内容尚不能令人餍足。在此整理成文，一以表示对毛博士的支持，二来本鹦鸣求友之意，略陈笔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意见。其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嫁妆”的来源及构成

何谓“嫁妆”，相信每一个有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陌生。毛博士在《嫁妆》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嫁资’、‘妆奁’、‘奁具’等。”（第1页）这一论说，其所谓“亦称”无大问题，但是其前半的界定却颇有疑义。导言随后以及第四章导语中，毛博士对此还反复强调：“嫁妆是母家赠送给女儿供其带到婆家使用的财物”（第3页），“嫁妆是女方家庭馈赠给女儿女婿的礼物”（第205页）。如此着笔，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

众所周知，在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家是要向女家提供聘礼的，或称彩礼、财礼。对于这笔彩礼，《嫁妆》也给予了相应的关注，但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认定：“聘礼是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使用权和受益者应为女方家庭。”（第163～164页）这样处理，其方便处不言而喻；但同时也存在不足：与实际社会生活相去较远。

如果以受礼人的身份进行分类，不难发现，传统婚俗中男方向女方提供的财礼（由M表示）可分为两大部分：送给新娘本人的（由M1表示），送给女方家人的（由M2表示）。这些财礼的内容、馈送次数、时机和方式因时代、地域、人群的不同而存在种种差异，但寄予其中的经济关系却呈现出两条清晰的理路：M2属于人情往来，受礼人或照单全收，或接收后有所回馈，各受当时当地风俗的制约；M1则在新娘过门时带回男方。

因此，嫁妆（由J表示）的来源构成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J=M1+F

其中，F表示来自女方家庭的部分。如果细分，有来自新娘父母的赠予，也有女方亲戚或朋友的添箱，还可能有新娘本人婚前的劳动所得，在此毋庸细叙。严格地讲，这才是真正的“陪送”“陪嫁”。就这一意义而言，“陪送”“陪嫁”和“嫁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毛博士研究清代嫁妆，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关怀：以物权为中心进行考察。《嫁妆》正文五章，除第一章整体描述、第二章对满洲贵族的研究外，第三章考察嫁妆与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第四章讨论妇女对嫁妆的支配权，第五章论述因嫁妆而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三章内容都围绕着妇女的财产继承权而展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既然如此，按理就应该专注于女性从娘家得到的嫁妆，即上述公式中的F部分，而不宜笼而统之将嫁妆打包处理。

是否《嫁妆》中讨论的嫁妆只涉及F而不关乎M1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嫁妆》一书中制作了多幅表格，其中表3-2“嫁妆与聘礼关系举例”（第160～163页）、表5-1“贫家陪嫁举例”（第237～239页）、表5-3“地方志中的奢嫁记载”（第248～253页）中有不少史料可以直观地反映嫁妆和男方财礼（M1）之间的关系，例如：

（1）民国《凤山县志》：“女家备办上述各物，除将男家所给聘金用尽外，上中家每嫁一女，先时须贴用一二百元，现时约贴数万元。”（第161页）

（2）民国《平乐县志》：“至于聘金之来，完全璧返，为婚姻不论财礼之表示，不独富有者为然，稍足支持者大率类是。”（第161页）

（3）民国《重修蓟县志》：“惟贫困者嫁女无资，少索财礼以为嫁女时之衣饰。”（第237页）

（4）同治《雩都县志》：“贫家因以为奁，或多索金。”（第238页）

（5）同治《筠连县志》：“有女家贫不收采礼，奁具悉听夫家自制，谓之‘倒办’者。”（第239页）

（6）民国《万全县志》：“所有双方之聘礼、妆奁，或用高桌陈列，或用食盒装置，抬夫数十人，……”（第249页）

上述6条史料，（2）（6）两条是将聘礼（M1）原物璧还；其余4条则是女方动用M1的资金置办物件，（5）甚至连置办都由男方承担。类似资料在《嫁妆》中还存在不少，兹不赘述。现实生活中广大农村地区迄今仍有不少地方沿袭这一习俗。在对M1、M2不加区别的情况下，笼统地就嫁妆来讨论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显然是不可能有准确答案的。

毛博士并非不知嫁妆与聘礼存在关联，她也曾指出：“许多情况下，嫁妆还由聘礼转化而来。”（第160页）这句话值得注意。所谓“转化”，按照《嫁妆》的理论关怀，意指物权转移。稍后该书又就此做出进一步解释：“女方父母可以将聘礼转化为女儿的嫁妆，也可以利用聘礼作为家庭其他的经济支出。”（第164页）言下之意，聘礼一旦到了女方家庭，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就完全属于女方父母了。

笔者认为，毛博士的这一理解并不能反映社会实际生活。上文已述，在传统婚俗中，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礼包括两大部分（M=M1+M2）。由于各地风俗、各人家境不同，M1和M2这两部分在M中所占比例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较极端的情形是M1趋近于零，但M2不能为零，此时男方的财礼也就可以由女方家庭自由支配（M≈M2）。俗语所称的“买卖婚姻”即属此类。但大多数情况下，M1是存在的，它的所有权自始至终属于男方，女方家庭无权对其进行处分。

《嫁妆》中有不少现成的史料。该书第五章述及“一些家庭在陪送嫁妆时使用欺骗的手法”时，曾征引同治《洪洞县志》的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争财礼者。既有用铜锡充数，以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这里面包含两种情况。毛博士的解读是：“女家以置办妆奁为名向男家争要聘礼，到手之后即使用欺骗的手段，用‘铜锡’冒充金银器物为嫁妆；或者女家令男家借取他人物品以充体面，而用后不归还，甚至当卖。”（第245页）应该说，这一解读的前半是到位的，但后半稍有不妥。“假妆奁为饵”而“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也就是以M1的名义将M做大；“及赚物到手”后并不打发，也就是说，根本还没有用为妆奁；毛博士称之“用后不还”，大概没注意到它须返回男家才算是派上了用场。

表面看来，上引资料中女方家庭对男方财礼任意处分，可谓符合前引毛博士对聘礼的定性。然而女方家庭须为此付出代价：“残恨其妇”，“遂成仇雠”。这一事实本身充分说明：聘礼（M）中有一部分不是“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它是男家送给新娘当嫁妆的（M1），其使用权和受益者并非女方家庭；如果女方家庭有所“裁减”，或以次充好，后果很严重。

笔者常感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物权问题是比较微妙、模糊的。M1作为男家委托女家送给新娘的礼物，其所有权固然不属于女方家庭，即使它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被带到了男方家庭以后，其实也不见得就一定归新娘所有。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证：曾宝荪之母为广东电白人，按广东风俗以“平妻”身份嫁给曾广钧，曾宝荪祖母郭太夫人大不以为然，竟要新娘“交出所有聘礼”（《曾宝荪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页）。毛博士在《嫁妆》中断言：“即使女方家庭将聘礼转化为妆奁返回男家——这是清人常常使用的做法，这笔财产也与新婿的父母无关了。”（第164页）恐未必尽然。

还须指出的是，在上述J=M1+F这一经济关系中，就习俗层面来说，嫁妆J最基本的来源是M1而不是F。道理明摆着：对富家来说，M1和F都可以比较大，即通常所谓厚聘、厚嫁；但对穷人来说，F往往趋近于零，此时J还能否存在其实取决于M1之有无。《嫁妆》中曾引清代俗谚“上等之家贴钱嫁女，中等之家将女嫁女，下等之家卖儿卖女”（第11页），反映的正是这一规则：一般人家即中等之家在嫁女时陪嫁部分F不会很大，就是说，其嫁妆主要取资于聘礼（J≥M1）。至于下等人家，女方既无力置办陪嫁（F≈0）；男方若提供嫁妆（M1），一来有可能被女家挪用，二来也总归能省则省，于是尽量将M1减省，甚至将其减省为零（M=M2）；既如此，嫁妆也就很难谈得上（J≈0）。女家因嫁女而得到一笔补贴，其情形颇类似于“卖儿卖女”。

明乎此，要从嫁妆中探讨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恐怕只能得出一些令人沮丧的结论。

二、地域、阶层与时代

清代历时200余年，壤地辽阔，各地习俗差异明显，讨论嫁妆自不能一概而论。对此，《嫁妆》在导言中树立了一个目标：“通过对嫁妆以及陪嫁观念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清代不同地域的习俗、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对于婚姻和女性的不同理解，这也是本书所要体现的主旨之一。”（第6页）这是笔者特别赞赏的。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著者在第一章整体描述的第一节分析了清代嫁妆的分类和规模。该节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分类，按用途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前者包括衣物首饰、日用器具，后者则指土地、店铺、房宅等（第15页）。二是规模。三是各具特色的清代嫁妆，又包括三点：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反映儒家文化的嫁妆、反映生育文化的嫁妆。

通观全书，上述目标中所谓“清代不同地域的习俗”，也就只在“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这个4级标题中得到了实现。其他部分，无论是第一章第二节嫁妆的提供者和陪送方式，还是第三、四、五各章，尽管多处也提到了各地习俗存在差别，如“‘催妆’礼依各地风俗而不同”（第71页）、“发送嫁妆时间的早晚，除各地风俗的差异之外，还与地域、家庭贫富等因素有关”（第85页）、“扛夫酬劳的支付因各地习俗而不同”（第89页）之类，但叙述内容并未因之而出现一些区域性的结论。不难想见，所谓“不同地域的习俗”在著者笔下只是一种叙事方式，而并未成为观察视角或思维工具。

该书论述“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列举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河北、河南、台湾8个省的例证。但著者着眼点主要在“许多嫁妆属于地方特产，其他地方很难置办”（第35页），以及“妆奁中经常含有体现各地不同婚姻礼俗的物品”（第37页）。前者如有些地方“常以书板为奁资”（第35页），有些地方“必须多多陪送糖果或糖梅”（第36页），后者则有些地方嫁妆衣箱内“均用裤子盖面”（第37页），而有些地方奁物中“必预备凶服”（第39页）。这样的工作笔者认为严重不够。这样的展开，基本上像是在猎奇，完全没法谈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域特色”。因为从中看不到任何有区域差异的存在，有的只是空间上一个个的点，展现着种种不同的风俗细节。各地的风俗既无法比较，某种风俗的分布范围也无从得知。

以笔者之见，嫁妆的所谓“地方特色”，其要义并不在于是否为一地之特产。因为特产的标准很难言，同样为书板，同样为糖果或糖梅，不同地方的工艺和样式也会各有特色。关键还是应该从物件的种类和文化含义入手，分析各地嫁妆构成的差异，以及某种组合类型的地域分布。

就这一意义而言，笔者认为毛博士对嫁妆的上述分类是不成功的。仅分为“生活用品”和“不动产”两类，等于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嫁妆等量齐观了。毛博士自己也承认：“土地等不动产只出现在富家大户的妆奁中，一般人家少有陪送。”（第15页）应该说，即使富家大户，也并不是都有不动产陪送的。既然如此，该分类对于全书的展开，诸如揭示地域差异、人群差异，等等，也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对嫁妆进行分类，比较合理而简明的是按其出现的可能性进行区分。例如，基本的、附加的、特殊的。家境再寒俭也不得不置办的是基本的；家境稍好的会在此基础上增添一些附加物品；个别富家大户还会进一步再添加一些特殊妆奁。应该说，这几个部分都可能存在地域差异，但基本部分的地域性无疑是最强的。不妨说：富家的妆奁总归有一些是相同的，而穷人的妆奁各地有各地的特色。例如，江南一带传统嫁妆中必不可少的有马桶，俗称子孙桶；而在笔者故乡湖南一带，过去妆奁的基本构成则是一担笼子和一只皮箱，马桶须打发全套嫁奁才会置办。再以《嫁妆》引述的资料而论，康熙《汾阳县志》载：“递减至贫家，则随身奁箧而已。”（第148页）而道光《安平县志》称：“贫者减他物，而床帐必具。”（第156页）显而易见，只有经过这样分层次的比较，才有可能看出各地嫁妆最基本的特色。如果像毛博士那样一概将其视为生活用品，笼而统之地认为“生活用品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第15页），那么这些丰富而显豁的地域差异也就都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