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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第2页）

[22]引自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541页。

[23]自20世纪30年代《布顿佛教史》的英译者E。Obermiller首开其端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的西藏学家，包括不少著名的汉学家都曾或多或少地关心过对吐蕃僧诤的研究。其中对此有专门论著的主要有西方学者MarcelleLalou，PaulDemiéville，GiuseppeTucci，RolfStein，L。Gómez，西藏学者SamtenGyaltsenKarmay，日本学者上山大峻、山口瑞凤、今枝由郎、冲本克己、木村隆德、小畠宏允、原田觉，中国学者饶宗颐等。

[24]“TheTibetologisthasthentoselfnotonlywithtryiwhatactuallyoccurredattheso-called‘GreatDebate’ofbSamyasbutwithwhattheTibetanhistraphiddoxographicaltraditioobetheimportahiseventandtopos，thatis，withitsmeaningforTibetancivilizatioRuegg，“OraphyandDoxographyofthe‘GreatDebateofbSamyas’”，TibetanStudies：Progsofthe5thSemiionalAssoforTibetaa1989，Vol。1，BuddhistPhilosophyaure，editedbyIharaShōrenandYamaguchiZuihō，NaritasanShinshoji，1992，p。244。

[26]RogerJa上揭文可以说是这类研究之首篇专题论文，尽管他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后来受到了DavidJa的尖锐批评（详见后文），但他所作的这种尝试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继续这种研究而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是Ruegg先生，其代表作是，Buddha-nature，MindandtheProblemofGradualisminaparativePerspective。Jordaures，1987，London：SchoolofOrientalandAfriStudies，UyofLondon，1989。

[27]PerKvaerheBio：Asurveyofresearch”。TheBuddhistForum3（1991-1993），PapersinhonouraionofProfessorDavidSeyf'stributiontoIndological，Buddhistaudies，ed。byTadeuszSkorupsky，UlrichPagel，London：SchoolofOrientalandAfriStudies，UyofLondon，1994，pp。131-142。

[28]Matthestein，“RemarksontheManibKa'-'bumaofAvalokites＇vara”，TibetanBuddhism：Reasoion，ed。byS。GoodmanandK。Davidson（Albany：SUNY，1981），pp。79-94；PeterSchwieger，“GeschichtealsMythnungveiisKultur，EinKulturwissenschaftlicherEssay”，AsiatischeStudiederSchweizerisgesells：PeterLang，2000，pp。945-974。

[29]Ruegg，“OraphyandDoxographyofthe‘GreatDebateofbSamyas’”，p。240。

[30]gNubs-gs-rgyasye-shes，rNal’bysamgtantanmigsgroiseonbh?van?anddhy?iohevariousapproachestoBuddhistplativepractice（后引用时简称《禅定目炬》），Reproduanuscriptmadepresumablyfromaanprintby&#ter-sprul'Chi-med-rig-'dzin，Leh1974。

[31]参见HerbertV。Gueion'treibet”，EarlyindTibet，editedbyLewisLandWhalenLai，Berkley：UyofiaPress，1983，pp。351-356。

[32]渐门派章见于《禅定目炬》之65。1-118。4，而顿门派章则见于118。5－186。4中。这两章之解题分别见：宫崎泉，《〈禅定灯明论〉渐门派章について》，《日本西藏学会会报》48（东京，2002。10），第43－50页；乙川文英，《〈禅定灯明论〉研究（2）-第五章（顿门派章）の构成》，《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3：2（东京，1995），第214－216页。

[33]'GosgZhonnudpal，TheBlueAnnals。TranslatedbyGeeN。Roerich，Calcutta：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1949，p。108。

[34]SamtenKarmay，TheGreatPerfe，APhilosophidMeditativeTeagofTibetanBuddhism，Leiden：E。J。Brill，1988，pp。99-101。

[35]《禅定目炬》第一品“开示处所、誓言、前行、舍贪、解忧之义”（gnasdangdambca'badangsngondubyabadangchagspaspangbadangskyobabsangba'idonbstan）中有一处曾同时提到了和尚摩诃衍和莲花戒，意义不甚明确，大意是说这两派的教法都已消亡。其云：“所闻者，一切因果之乘皆同，而义[见、修、行、果]者则不同，除彼[总说”之外，当得殊胜之教诫、耳传之口诀。于彼因乘，世尊临涅槃时传教诫于迦叶，其后自[菩提]达摩多罗等传至汉地七传之末和尚摩诃衍，其后亦为吐蕃赞普和僧众所有者，已灭[朗达磨在位年间，尊者Yeshesdbangpo遭难，故法相之阿阇黎传承被灭]。以现有彼等主张之诸书与莲花戒所造之《次第修习》等可消除疑惑。后来于阿阇黎则不追随，于内密咒师[摩诃瑜伽]，则有《方便大贪欲等持口诀》《教诫明点》等，及上下门之口诀，于增上瑜伽师者[阿底瑜伽]，则有《全无所作之口诀》，可自耳传得之。”《禅定目炬》，第14－15页。此段话看起来是说，自菩提达摩传至和尚摩诃衍之教法，虽曾传至吐蕃，但今已不传。然其所提到的尊者Yeshesdbangpo乃渐门派的代表人物，而且所谓“法相之阿阇黎”似乎更应该是指阿阇黎寂护，或阿阇黎Yeshesdbangpo，所以指的当是渐门派。更有可能的是，这儿所说的意思是，至作者造此论时，不管是顿门派，还是渐门派之传承皆已失传，当时所能得而闻者，只有摩诃瑜伽和阿底瑜伽之传承了。

[36]《禅定目炬》，第61页。

[37]《禅定目炬》，第24－25页。“普遍圆满之经论”原文作“yspa'imdosde'igzhung”，Karmay以为所谓“顿入普遍圆满”实际上就是指“普遍圆满了义经”（ngespa'idongyimdosdeyspa），与前述渐悟派之“不了义未普遍圆满之经论”相对。参见Karmay，TheGreatPerfe，APhilosophidMeditativeTeagofTibetanBuddhism，p。55，n。55。

[38]《禅定目炬》，第65、118页。

[39]《禅定目炬》，第185-186页。

[40]这样的说法至少延续到12世纪时，于噶当派僧人lHa&#pa所造的一部有关RogDolpadmarzurbaShesrabrgyamtsho（1059－1131）之《蓝色手册》（Be'ubumsngonpo）的释论中，我们见到了完全相同的说法。参见HelmutEimer，“EinefrüheQuellezurliterarisTraditioevonbSamyas’”，TibetanHistoryandLaudiesDedicatedtézaohBirthday。Ed。，E。Steinkellner，WieudieologieundBuddhismuskunde。Vol。26，pp。163-172。

[41]《禅定目炬》，第118－119页。

[42]柳田圣山，《达摩の语录》，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第31－32页；《禅定目炬》中两次引用此“理入说”以说明顿悟说之“见”，见《禅定目炬》，第57－58、129页。

[43]参见印顺，《中国禅宗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页。

[44]《禅定目炬》，第143－144页。

[45]参见乙川文英，《〈禅定灯明论〉研究（3）-インド。チベットの文献に见られる禅定法をめぐって》，《佛教史研究》，38：2（京都，1995），第1－30页。

[46]参见御牧克己，《顿悟と渐悟：カマラシーラの〈修习次第〉》，《讲座：大乘佛教7：中观思想》，东京，1982年，第230－231页。

[47]《禅定目炬》，第158－159页。

[48]《禅定目炬》，第159－160页。

[49]《禅定目炬》，第173－176页。

[50]印顺，《中国禅宗史》，第10页。

[51]尽管《禅定目炬》直到1974年才被刊印而广泛流传于世，然其存在当早为西藏学者们所知。'Goslots?bagZhonnudpal（1392－1481）的《青史》（Debthersngonpo，1476－1478）中，就曾提到过它。Geeal。，tr。，TheBlueAnnals，Delhi1976，pp。137，145。

[52]DanMartiories，ABibliographyofTibetaoricalWorks，London：SerindiaPubli，1997，p。23。作者将sBa’bzhed之成书年代定为“late700'sandfollowiuries？”，故为第一部藏文史书，而第二部藏文史书则出现于“1000's”。亦见A。I。Vostrikov，TibetanHistoricalLi-terature。SovjetIndologySeriesNo。4。Indiaa，1970[1936]，pp。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