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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岸柳（第1页）

关于左岸柳

今年上半年刚开始写博客的时候，诌过一首小诗。就是“个性介绍”里的那个——

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唯有左岸柳，诱我入凡尘。

诌这首小诗，起于对武汉的回忆。

记得2003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我站在武汉大学靠近东湖的凌波门旁。当时，落日的余晖将东湖映照的很美，一叶孤舟**漾在潋滟的波光里，远处是只能看见一片绿色轮廓的柳树。

这柳树撩动了人的情思。至于为什么会撩动，今天已经无法记起。但有一点却是无可否认的，即：凌波门对岸的柳树从此进入了我的脑海，历久弥新，成为永难抹去的记忆。

确实，许多时候，人的记忆很奇怪。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刻骨铭心的人生事件都会被岁月淘空，直至化为虚无、成为无关痛痒的人生幻影，但这事件发生的某一个片断却会留下。而这一片断，又大多是与事件本身无关的自然风景。

比如唐元和十年（815年）的一个秋夜，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了一个江湖女艺人的琵琶演奏，大大地被感动了。其《琵琶行》写道：“曲终收拔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我相信，对于白居易来讲，若干年后，这江湖女艺人甚至琵琶的美妙之音都是可能忘记的。但这个被“唯见”的“江心秋月白”、这个由人的命运及音乐烘托出的一片迷离的月色，却必然会将他击中，在记忆中往复盘桓，挥之不去。

王国维讲：“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自然美景，表面看来是一种不及物的纯粹形式，但由于有了人情感的寄寓，它总是最终成为最触动人心灵的东西。

隋诗人薛道衡的《昔昔盐》，体现了与白居易《琵琶行》大致相同的情形。这是一首闺中少妇的思夫诗，充满哀怨的别情。诗中的情感描写缠绵悱恻，但真正为后人记起的却是一段残损、寂寥的风景，即“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人遗忘本性的可憎，还是因为这少妇的愁思无法真正将人打动？显然都不是。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人的情感总是有局限性的，这种局限妨碍了更多无相关情感经验的人产生共鸣。而风景则是普遍性的，它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共享和沟通。

这里其实牵扯到了两个问题：一是私人化的情感如何外化为形象的问题，二是私人情感如何获得普遍传达的问题。前者表现出情感性内容总是向形式积淀的历史规律性，后者体现为个体情感总是因外化为景物而获得普适性。

现在，中秋节就要到了。我们的赏月活动其实也体现了同样的道理。在月光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怀抱着私人的情思。比如思乡念亲、感时伤怀等，但事实上，这种私人的情感最后都是会被岁月淘空的，只有天上的一轮明月，横照古今，具有永恒之美。

确实，个体的喜怒哀乐、悲欢爱恨，与无限浩渺的大自然比起来，总是显得那么的微末——英雄被浪花淘尽，是非成败转眼便是虚无，能够给人留下历史印记的，无非是江渚之上的白发渔樵、青山之畔的几度夕阳。

对于武汉这个城市也是一样。比如，当初，李白在此送孟浩然的别情是什么，后人并不真正关心，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过是三月的烟花和孤帆的远影。崔颢在《黄鹤楼》一诗中写的更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是的，黄鹤楼这处景观，虽然无数次被人登临，但它却注定比个体短暂的生命更传之久远。每天，或肥或瘦的人登上来，然后下去，身体性行为无限重复，了无意义。却唯有楼下的历历晴川、萋萋芳草跨越时空，撩拨了中国人一代代唯美的神经。

记得米兰·昆德拉说过：“人脑中看来有一片诗情记忆的区域，那里记下美好而动人的一切，使我们的生命变得真正具有意义。”

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我们习惯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殊不知所谓的“人”和“情”只不过是“物”和“景”之上不可靠的黏附物。就像月亮，我们一代代人围绕这个圆圆的发光体发下祈愿，寄托情思，但这与月亮本身有什么相干？它无思无虑，无欲无求，但也正是因为无思无虑、无欲无求而摆脱了“思虑”“欲求”的限定，成为一个永恒的月亮自身。

有时候，我们甚至能够听到，这黏附的情思无时不在从月亮的表面剥离，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

这提示人们，对于月亮，任何“思人”“生情”的冲动都是相当幼稚的，它经不起时间的任何考验。这种关于“人”“情”的表达，就像手机上无数次转发的节日短信一样廉价。在中秋之夜，我们不正是因为忙着发无聊的短信，而遗忘了抬头凝望天空、对月亮静静地欣赏吗？

现在回到开端，本文关于东湖“左岸柳树”的讨论也是一样。我在武汉寓居的时间，每天最重要的莫过于一日三餐，以及如何开展工作并如何处理好与同事朋友的关系，但今天想来，到底那时每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反而东湖对岸的垂柳，这与现实功利毫不相干的东西，却在脑海里被永久地储存了。

人，就是这么一种奇妙的东西。与他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其价值可能仅在于供人消费；而与他的现实需要无关的，则正是供人无限地怀想和回忆。经验告诉我们，非功利的东西往往是最能够触动人的诗情记忆的。它悬于生活的“别处”，总是因距离的遥远而让人追怀，因不涉功利的唯美而让人流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个性介绍中“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唯有左岸柳，诱我入凡尘”四句，虽然上文说是我“诌”出来的，但后来发现却并非我的首创。事实上它是禅宗的一句诗偈。人读书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情形，即：将原本读到的东西慢慢误认为是自己原创的东西，并为这种“原创”长久地感到得意。记得许多年前，刘心武解读《红楼梦》时，就曾经出现过这种状况。他说他在梦中作了一首诗，其实这首诗清朝人早就做出来了。对于这种抄袭行为，他替自己辩护的方式与我如出一辙。

当然，也正是因此，我不但在这里将禅宗先贤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了，而且连刘心武的自我辩护也不可救药地借用了。

这应该是一种双重的抄袭，即：不但抄袭了原创者的原创，而且抄袭了抄袭者的自我辩护。这是有罪过的。但好在是博客，不牵扯到什么版权，也就随它去吧。呵呵。

但是，进一步讲，生活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即便它是如此庸常，不都是对前人的抄袭吗？（包括“左岸柳”这一名字，我在百度里搜索了一下，也早已被无数人使用。）或者说，今天的人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所体验的每一种情感，有多少前人没有说过，没有体验过呢？

现在，让我再抄袭一段有趣的文字，明眼人应该能够从中读出一种语言的巨大焦虑感。这种焦虑与面对灿烂的历史文明，后人已经无可“创造”有关——

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历史课上，教授正在向来自各国的同学提问：“要生存还是要灭亡。这句名言出自谁的口中？”

沉寂了半天之后，古田站起来说：“威廉·莎士比亚。”

“很好，‘欧洲的良心’是指谁？”

“罗曼·罗兰。”

“要么给我自由，要么让我死。这句名言最早出自谁之口？”

“1775年，巴特利克·亨利说的。”

“很好，那么，‘民有、民治、民享’是谁说的？”

“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