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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第1页）

墙

本周末，单位组织到京郊政治学习，并讨论单位发展大计。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意。我一直认为，对党和国家的爱不是抽象的，它需要一些感性的事物来寄寓或显现。

豪华的宾馆，明亮的会议室，美味的食品，这些东西，虽然和艰苦奋斗有点不搭界，但它却使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显得如此直观。

同时，所谓爱国情感的培育，也不是抽象的说教，它需要人置身于美丽的自然山川直接体验。外出旅游，我们会被眼前的风景感动，并深深地爱上了它。进而就会想到，这风景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所以对眼前风景的爱，自然也就会升华为对国家的爱。或者说，爱的具象总能将人引向爱的无限。

所以，在豪华宾馆学习政治，在名山大川召开各种会议，并不是不值得提倡。这是一种由身心的快适支撑的政治觉悟和家国之爱。只有如此，政治与审美才会是一体的。或者说，一种审美主义的政治学并不拒绝身体之欢，它的起点应该是感性的，它首先要给人即时的幸福感。

本次活动，政治学习在宾馆。环境不错，大家讨论得也热烈。我想，会议的良好效果应该和宾馆直接展示了社会发展的成果有关。如果大家食不果腹，冻得瑟瑟发抖，任何“形势一派大好”的说法，可能都会被现实提供的尖锐反证虚化。从这个角度讲，打着饱嗝甚至剔着牙齿谈政治，预示着我们正生活于一种美好的政治。

宾馆的惬意使人直接感受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下一个安排就是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凑巧的是，密云县境内正有一个司马台长城，那里也是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以是必须要去的。

这几天北京气候多变。周五，大雾；周六，大雨；周日，秋高气爽。细想起来，这种天气的变化，似乎也是上天为司马台长城之游有意做的安排——前天的大雾，将大气中各种污染粉尘有效集结在半空，就像清洁工人将垃圾集中在一个墙角等待清扫。然后，一场大雨抛下来，正好砸向这团巨大的雾。于是满天的脏污随之一泄而下。天重新变成天，地重新变成地，不再像平常一样混沌不分。

所以，这个雾、雨之后的第三天，正是外出看长城、受教育的绝佳时期。

自密云县城至司马台长城，苍翠的松树、赭红的枫叶、金黄的杨树林、湛蓝的天空、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峦，各种色彩依次展开，显示着北国之秋独特的层次和灿烂。满车人不时发出一阵快意的惊呼，好像进入了一幅印象画派的长卷。

司马台长城则更美。虽然这里依然是绿色的松树、红色的枫叶、黄色的杨叶、湛蓝的天空，但它们沿着山体更集中地排列，也更按照自然的秩序展开。尤其挂在树上的团团雪花，更是在与其他色彩的对比中，显现出一种别样的斑斓。

蜿蜒的山脊自东至西，或自西至东。在这东西蜿蜒的山的顶端，就是同样随山势蜿蜒的司马台长城。北方的山石往往因为植被的稀少而**，但也因此显出一种少见的力度。天空因为气候的寒冷而显示出一种钢蓝色，它一方面使天空更加辽阔旷远，另一方面也使大地上的一切，表现出少有的强硬和质感。

在我们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自然之美，总是随着纬度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韵致。北方的力度和南方的柔媚，锻造着不同的人性，也使美在人的心里拉开无限的张力。

长城，这个和战争密不可分的人类建筑。它的美明显只有在北方的环境下才能使其崇高感得到凸显。数年前，我曾在浙江台州看到了所谓的南方长城，但这种东西存在于南方的烟雨矇胧之中，总难让人找到和周围环境的谐调感。

同样在北方，或北京的近郊，我更喜欢司马台长城。许多外地人来北京，首选的游览目标就是八达岭。但显然司马台长城是更美的。因为这里尚没有商业化，千年的历史沧桑如玉体横陈，似乎一切仍触手可感。

长城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军事屏障，也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墙。中国社会自先秦始，就有筑墙的传统，如《诗经》云“墙有茨”“将仲子兮，无逾我墙”，《论语》云“兄弟阋于墙”“萧墙之内”“粪土之墙”等。对于墙，《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墙，垣蔽也。”即人总是要用一种什么障碍物将自己环绕起来，以获得生存的安全感。于是在这个农业文明的国度，家有院墙，村有寨墙，城有城墙，家国在筑墙活动中体现出一体性。同时，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隔离中有了诸多不可逾越的边界，正是在这种边界的隔离中显现出一种既相互分离又相互统一的社会秩序。

同时，对外人来讲，墙的存在也铸造着神秘。“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有什么东西比墙内探头探脑的杏花更能引起路人的窥视冲动呢？从这个角度讲，墙既是对入侵者的防范，也是对窥视者的**。当被**者再也无法忍受洞悉秘密的冲动，墙就反向成为鼓舞人破墙而入的必备道具。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在《西厢记》等古代的才子佳人故事中，才子总是喜欢跳墙与佳人密会。我想这些雄性的才子之所以喜欢跳墙，并不一定是因为墙内的佳人真的很漂亮，而更多是因为墙的存在激发了才子关于佳人的想象，并激发起蓬勃的征服欲望。

有筑墙者，就必然有隔墙窥视者；有守墙者，就必然有试图翻墙而入者。这一攻一防、一反一正的两种力量，围绕一段墙壁制造着心理和叙事的紧张，也正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故事（从市井爱情到宫廷政治，直到民族冲突）总是围绕着墙上演。这些故事千差万别，但也有统一的叙事逻辑。不妨统称之为“墙头记”。

长城就是这样一堵伟大的墙（GreatWall），也是由中国筑墙史成就的世界奇迹。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说，这个绵延万里，从东方的山海关直至西域的嘉峪关的伟大工程，却无时不在传递着一种让人难以言喻的愚蠢。

古人修长城的目的，不是让后人审美，而是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从中国历史看，这个历经两千余年，修了又补，补了又修的伟大城墙，却从没有真正起到建设者真正想让它起到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人为了抵御希特勒的进攻，花大量人力物力构筑了一道马其诺防线，但德国人却绕道荷兰比利时，将这个固若金汤的大墙轻易跨越了。长城也是一样，它修得很长，但也正是因为它的长度而无处不存在漏洞；它有无数的关门由士兵把守，但每一个关门似乎最终都让人有机可乘。

虽然，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用社会形态的变迁、阶级斗争的消长进行描述，但我总认为，北方民族与汉族的矛盾却构成了其中不可忽视的维度。南北民族冲突的历史贯穿着中国千年历史的各个环节，直至近代才发生了改变。

进而言之，在这一民族冲突历史的背后，显然又是一个自然生态的背景：北方的沙漠不适合人居，它逼迫着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少数民族则压迫着汉民族迁向更遥远的南方。自然环境在此似乎成了终极的动因。

这道绵延万里的长城，它修建的目的，当然就是要遏制这种人类基于自然生态运动的惯性，但事实上，它明显无法战胜这种挟裹着自然和人类生存意志的强大力量。它的愚蠢，既来自于自然的无法战胜，更来自于一个农业民族在面对民族灾难时，显示出的无可言喻的手段的笨拙。

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面临的主要灾害应分为两种：一是水患，一是外患。前者属于天灾，后者属于人祸。与此对应的政治任务也就是治水和制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大禹治水始，即想到了要用疏导的方法；至于人祸的防制，则于无可奈何之间选择了筑墙。

这道绵延万里的墙，就其投入的人力物力与其产生的效用之间的关系看，明显是不对称的。正是因此，我们说它是一道愚蠢的墙。但是，面对北方胡人的金戈铁马，我们似乎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这道墙既显出一种愚蠢，也显示出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无奈和悲壮。

但值得思考的是，历史上的伟大建筑，往往正是因为前人的愚蠢而使其成为一种遗产，成为一种撼人心魄的美。像埃及法老的陵墓，秦始皇的兵马俑。如果古人像今人一样明智或聪明，绝对不可能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空耗国力。但反而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前人的愚蠢，我们今天又欣赏什么，并如何为自己民族的伟大创造力而深深自豪？

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悖论。长城，在古代没能抵御敌人，却在今天用它的美震撼人。它作为一种抵御异族入侵的人工屏障是失败的，但今天却为长城脚下的小商小贩们谋到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

从这个角度讲，愚蠢创造着美，一种功利的消失往往成就着另一种功利。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历史就是在这种有趣的轮回中彰显出它不竭的价值和魅力。

2007。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