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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第2页）

前面所讲的电车“扭腰”的部位，就是这样的一块“滚刀肉”。语言想控制它，但它却将语言带入窘境。这种窘境存在于任何一件现实生活面对的事物。比如一朵花，我们将它分为花茎、花叶、花托、花瓣、花蕊，等等，但这样的细分就意味着语言充分占有了这朵花了吗，显然不是，因为每一枚花叶、花瓣、花蕊仍然可以无限地细分。在对这些更细腻部位的描述或定义上，我们的语言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还有就是新事物。一个新事物贸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围在它的旁边，往往会相互询问“这是什么？”假如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什么，大家就会语塞，也即语言面对这种尚没经验的对象失去了效能。后来，我们只好通过已知的东西来描述这未知的东西，或者说通过类比联想使经验得到延伸。比如，“电脑”这个词，我们用它的时候，显然是因为有人脑作为前置对象；我们称电脑程序受到程序破坏为电脑中了“病毒”，显然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生物学概念的“病毒”进行了借用。

但这种借用，有时会产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记得数年前有一个笑话，讲一个农村老大娘去镇上赶集，正赶上一个骗子在街上讲“千禧年”病毒的事情。骗子说得很恐怖，老大娘问：“那有什么解药吗？”骗子于是卖给了老大娘一包防治病毒的“解药”。

有病毒就要用药防治，这是传统经验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验常识。但电脑病毒却显然不是一个身体医疗的问题。在此，对传统话语的借用，固然使语言暂时缓解了对新事物的无奈感，但它却又在相反方面动摇了我们多年形成、以语言建构的传统世界的秩序。

从根本意义上讲，世界的稳定性是建立于语言的。最容易让人不知所措并迷茫的，往往就是生活中新的事物出离了我们的语言。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子路要到卫国去做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到卫国去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孔子答：“必也正名乎？”这里所谓正名，也就是给对象下定义或给每件事物一个确定的命名。子路感觉国家政治生活中这么多的事情需要做，这老师却认为语言学是先行的，太过迂腐了。孔子答：“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当然，“民无所措手足”的结果必然就是天下大乱。

日常，我们不可能认为语言问题是如此严峻的一个问题，它甚至关涉到国家的治乱问题。但事实却一定如此。比如，我们面前的茶杯和花盆如果没有语言的明晰分界，你让保姆往杯子里倒点水，她极可能将开水倒进花盆里。当然，更多时候，语言的模糊往往给行为人的是一种选择的困惑。比如，我说“来杯水！”如果保姆没有关于喝水的经验，她极易在到底是来一杯凉水或一杯开水之间无所适从。（当然，更多的保姆会自动倒上一杯开水，这是因为她的生活经验构成了她行为选择的连续性。但如果是一个从没有喝过开水的保姆呢？比如你雇了一个长年喝自来水的美国保姆，会怎样呢？）

尤其在变革时代，人们遇到的困境往往首先是语言的困境。在《孽海花》里，曾朴曾写到状元雯青和他的小妾彩云游历欧洲。曾朴称这两人坐进电梯为“坐进升高机器小屋里”，称照相机为“写真镜的匣子”。这种称谓很可笑也很麻烦，但却正说明了一种新东西尚没纳入汉语话语体系时，当事人面临的语言困境。

当然，语言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的功能。语言作为对现实中某一物或某类物的指认，它使原本混乱的世界在我们的观念中变得有序、清晰。或者说，我们因为描述经验的需要而创造了语言，当语言成为一个描述世界的体系时，它则反过来规定着这世界的模式和构成。事物总是在语言中找到它存在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或者说，只有可以诉诸表达，这对象的存在才能变得一览无余。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用语言建构世界”的真义。

用语言建构的世界，并不是世界本身，所以面对世界的复杂，人往往失语。但语言作为一种抽象体系，人们往往可以从语言的相互关联中为世界勾勒出一种极简洁的秩序。在此，语言的世界，意味着是一个将混沌的世界条分缕析并充满合理性的世界。

在这个合理的世界中，人只有找到自己的恰切位置，才会有生存的安全感。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人伦秩序，就在于各色人等在语言的框架内恰如其分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各就各位。相反，找不到位置的，往往是极痛苦的，因为没有被语言归类，往往意味着他的存在没有被这个社会接纳和认可。

比如我们常常从通俗杂志上看到，做了男人情人的女人们，往往会质问男人：“我们这样不清不白，算什么呢？”这种质问，本质上并不是在质问男人，而是首先质问她自己，她要将自己归于社会话语体系的某一类别，否则她就无法给自己定位。后来，中国人发明了“二奶”这个词，此一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前提依然是作为当事人的女人安于做“二奶”，或者她自愿接受这种与主流价值相冲突的命名。

这样，“名”在一个被某种价值观念主宰的社会，就不仅仅是一个指认，而是包含着善恶分明的价值判断。在此，如果“名”给予了人某种清晰的社会定位，下面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围绕着“名”形成的行为选择。在中国，与“名”相伴的概念是“名声”和“名分”。有了名就想有好名声，有受主流社会认可的名分。这种欲求，正是许多女性不甘做“二奶”，一直逼着情人尽快离婚的原因。

有的男人离婚成功，“二奶”顺利成为妻子。这是将长期生活于语言黑暗之狱的女人打捞了出来，让她进了主流社会认可的语言。于是户口簿上有了她的名，配偶栏里不再空白，家庭住址栏里清晰标注着她的住地，人们按照这种语言的指引，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这个做了新婚妻子的女人。从此，她的生活也就被一种全新的语境所规定。

相反，如果男人离婚不成功，她则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语言的黑暗中。她活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并为没有在语言世界里占据一个合法的位置深深苦恼。她有一个名义上的丈夫，但户口簿上却是未婚；她有一套男人买来的房产，但这套房产却无法成为向公众直接呈示的地址名。她没有在语言中找到位置，所以说她生活在语言的暗夜中。

当然，在主流社会对丈夫、妻子和情人的清晰划界中，也有一种游移者，即：他既做着妻子的丈夫，又做着女情人的情人；或者既做着丈夫的妻子，又做着男情人的情人。这两种身份的混淆，从正面来讲，使其成功占据了社会话语体系的位置，又在另一个时间脱离了主流话语的控制，所以他在游移中得到了快乐和自由。从负面来讲，他可能因此既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又不是一个合格的情人，既无法被语言充分遮蔽也无法在语言下彻底变得油亮。他忽明忽暗，忽东忽西，忽而呈现于语言忽而逃离了语言。而类型化、追求明晰的语言在此当然也就无法对其充分“切中”，于是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语言下的“滚刀肉”，而语言本身也在此留下了一片让语言学家为之头痛的模糊地带。

在《神曲》中，但丁曾写到一种作为“骑墙派”的人，认为这些人就在那里悬着，既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但丁极其痛恨这类人，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无法用适当的语言给这些人一个定位。

有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充分实现对一切社会和自然现象的描述，并使一切存在都获得清晰而准确的命名？这种东西是有的，但它显然只是存在于理想中。从《旧约·创世记》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理想——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段话，将世界的存在分成了三个环节：一是光出现以前的黑暗世界，二是“神说”，三是被光照耀并在光中显现的世界。第一个世界是实体性的，第二个世界是现象性的。而“神说”则成为这两重世界之间的转折点。在现代哲学中，我们已经否定了实体世界这一概念的意义，认为眼之所观、手之所触即是真实（或者现象即真实）。据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有了一个最直接的本源，这就是“神说”。或者说，这个伟大的上帝不必拿着巨斧去开天辟地，直到最后累死，而是只需动口不动手，轻轻一说，世界立马呈现。

基督教神学认为世界是上帝“说”出来的，这为建构一种语言本体论提供了可能性。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上帝“说”出了现象世界，人类则说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一种理想的语言是来自神的语言，被人语的表述则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提供了基本的规定。

在此，我们将世界分为三层：实体世界、现象世界、生活世界。上帝创造“天地”，意味着它是一切实体存在的根据；上帝“说出”了世界，说明语言是现象的根据；人语说出了我们关于人类的世界经验，说明语言前进到哪里，我们的生活世界便扩张到哪里。显然，上帝为一切实体提供规定，神语为现象提供规定，人语为生活提供规定。或者说，人类因此无可逃避地生活于语言中。

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立于经验的人类语言，对于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缺乏描述性。这时，我们如果实现一览无余的言说，就必须从人的立场位移到上帝的立场。所以，一种理想的语言，必不是一种人语，而是一种上帝之语。

让我们因此想象，当人获得了这种上帝之语，世界才会真正在语言中彻底敞亮。当人获得了神的位置，那些在语言的筛子里左摇右晃并快乐逍遥的人，将终难逃脱语言的掌控；那些因没有在语言中获得合法性而惴惴不安的人，终将从黑暗之渊向光明浮现。这是末日的审判吗？在这种末日的审判中，语言充当着一种什么角色呢？

无论如何，上文提到的语言下的滚刀肉们，终将在这种理想的语言中消失。我们将不必为幼儿关于无轨电车“扭腰”部位的命名而大伤脑筋，生活中一切尚未获得“名分”的对象，将被无限细密的语言之网一网打尽。

但是，随着这种语言的清晰化消失的，也有我们深深迷恋的朦胧之美。像中唐诗歌传达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惆怅，宋词中缠绵迷离的人生况味，我们又到哪里寻找呢？

所以，当一种理想语言彻底成为现实，也未必是好事情。就像厨师，只有偶尔碰到滚刀肉，才会使工作充满挑战，才会在解决困难后产生“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成就感。

200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