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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凭良知的差遣（第1页）

听凭良知的差遣

我们为什么要干好事而尽量少做坏事？普遍的回答是：我们做了坏事，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事实上，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不过是一种网眼儿过于粗大的制约机制，而且它要求某条倒霉的鱼儿自动撞网。

法律和道德的发展史，总是使其网眼儿日益细密的历史。所谓法网或者社会的道德之网，总是要讲究它的“恢恢”或“疏而不漏”的特质，但事实上，灵动的鱼和细密的网相比，总是漏的功能大于捕捞的功能。况且这织网者或捕捞者，总是有着同样漏网可能性的人类，当然一切也就更让人难以相信。

当织网者与企求漏网者，成为同一种人类，法律和道德的正义性就是让人质疑的。西方人将法律和道德赋予形而上的品性，或者让它成为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是试图解决执法者与被惩罚者之间，所形成的“黑吃黑”的理论困境。

当所谓上帝，或者西方启蒙时代确立的所谓普遍正义原则，从理论上看来是缺乏合法性的。据此我们才会理解后现代时期种种的阴谋论：所谓普遍正义的问题位移为权力运作的问题。传统围绕理想价值所形成的道德或法律的理想主义，至此也就成了势力集团围绕自身利益不断转化论述方式的话语。

我感觉，没有什么比缺乏一种恒在的普世价值或永恒的价值原则，更可怕。它将世界从一块可以支撑我们存在的陆地，变成了一条风雨飘摇中无所归依的船。

至此，我们才易于读懂近两千年前曹操充满忧惧的诗篇：“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是的，当汉王朝四百余年形成的貌似成为普世价值的哲学原则崩解，那些形形色色作为士人的乌鹊们，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安顿之处？

我们所遭逢的时代会是什么？在价值理想缺乏共识，或者既有的共识成为一片让人无法反视的废墟时，我相信这一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暗夜。法律在运作，但它缺乏法律精神，于是法律成为一种执法者自身也不信任的工具；道德也仅在种种电视节目或互联网的留言栏里保留它的市场，但它们除了以道德的名义毁弃道德，并起不到任何对这一时代建设性的效能。

所以我总是感觉，这个时代的繁荣并无法掩盖它骨子里的脆弱。甚至，在某一个极端时刻，它可能只需要某个玩世者轻轻地飞起一脚。这些，被LV、爱马仕、七千万元武装起来的豪华的婚礼，其实因为核心价值的缺失，事实上仍是不堪一击。

当人，需要用外在于人的种种附加物自我证明的时候，它能够证明的，不是人的强大，而是人的脆弱和荒诞。我感觉，这是这个时代最应谨记的箴言。对于个体或者国家，莫不如此。

许多时候，我们在种种城市或乡村，以人的名义在做着种种游移或晃动。向他人，或者向一切对虚荣保持羡慕或敬畏的人，展示我们的财富、权力、肌肉或种种超越常人之上的不同凡响，但事实上，我们忘了，这种需要外物来证明的生命，是人生在世的最不靠谱的状态。因为别人的畏惧、赞赏或羡慕而使自己貌似无所不能，无坚不摧。事实上，这却只不过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失群落魄者，或者在人生的旷野游走的无脑的幽灵。

那么，在这个思维普遍错乱的时代，在这个需要酒量或者强壮的肌腱来自我证明的时代，在这个一切人忙于营造而又对一切努力缺乏恒久信心的时代，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东西支撑自己走下去？或者，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到底能够以什么给这个时代以经得起检验的承诺？

我感觉，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严峻。它足以将一切关于生的期许或信心，瞬间戳穿。就像这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我们在网上看到种种豪华的墓穴或种种的眼泪和悲切，但这种种的眼泪、悲切以及作为其物态形式的墓穴，最后不还是要在这世事的沧海巨变中，变成一些无人问津的荒冢以至天边飘逝的无谓尘埃。

但我也认为，在这一切生命的浮华的表象背后，在这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宣传机器也激不起人的共鸣并因此浪费无限智力和社会财富的假象背后，依然有一种最堪依靠的东西存在。这不是舍身外求的其他，而是包蕴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中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人的良知。

我相信人的良知的冲动，是天然向善的。就像这宇宙由运动而起的生命的湍流，总是有着其合乎善之欲求的目标。正是因此，无法思考为一切的恶寻找在世间存在的理由，也无法相信让人看到就反胃的一切，它就能在种种诡辩式的哲学论证中找到合法性？

所以，在这充满盲动的时代，许多事、许多人，已经让人失去了判明善恶、辨识是非的能力。最后能够留下的，就是看见什么，就会天然地喜悦，或者天然地就会厌恶。唯一可信的，也许就是这无法再还原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也许就是一种莫名的道德冲动，或者一种人之为人的良知良能。

这所谓血肉之躯，属于自己或者属于别人，并不重要。或者，此刻我正打字的手，到底属于自己还是被自己以自己的名义操纵，也并不重要。正像我们读司马迁的《史记》，会想到司马迁在×年×月，曾经用他的手在简帛之间构建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读懂、甚至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历史。我们不明白哪些是自动上手之物，哪些好像是若有神助。

我们常说，这类名垂青史的东西，是神来之笔，或者一切来自神的驱遣。这意味着一种“上帝之手”在驱使着司马迁。但事实上，司马迁似乎并不具备这种神性的“上帝之手”，而是来自他个人的良知形成了一种让后人为之嗟叹的历史判断。

康德说，世间有两种东西让人敬畏：一是天上的星空，一是内心的道德律。也许新时代的所谓敬畏也有两种东西：一是上帝之手，一是人被天然的道德意志诱发的善。上帝，今天已成为一切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道德神话，可能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这种纯真的良知之眼了。

但是，如果人将社会道德重建的任务，交给了所谓人性的良知，这也许同样会不靠谱吧。像王阳明，并没有对他所处的时代形成真正有价值的道德建构。或者说，它能够解决的，也仅仅是知识者的私德问题，对一个破洞百出的苍天，基本于事无补。

所以，所谓超越性的良知，只不过是一种知识者退而独善其身时设定的自救方案。但在这个物质的丰裕无法掩盖精神暗夜的时代，我们不听从这唯一剩余的良知的差遣，又能为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贡献什么？

世界很坏，但我不愿它的任何一个环节坏在自己手里。这可能就是由良知引发的最基本的自律。

2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