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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一羽（第1页）

千里一羽

本周末为博士课程班学员上课。刘敬敏先生送我一盒茶叶，央视乌云格日乐女士送我一盒野生榛蘑，昆明的帅小伙送我一个普洱小饼，呼市不知名的先生送我两块牛肉干……

另外，本学期的一些较年长的旁听生也送过我一些礼物。记得乌云女士送过两枚荔枝和一个芒果，李洁老师送过一盒天麻和一小袋茶叶。

这些小小的礼品，让人感觉收获满满。——没有人会介意它在物质或财富上能带来什么，唯一值得看重的是其中传递的人性的暖意和辉光。今天，在这个被虚假的矜持或庄严包裹得壁垒森严的世界，它尤其显得珍贵。

记得许多年前，一位作家写到一个东北小镇。小镇居民和周围乡村的农民有了外伤，都会跑上老远，到城南的一个中药铺里买膏药。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因为同样的药效和价格，这家药店的膏药，个头儿比镇里其他药铺的都大。

按照这位作家的理解，东北老百姓的想法很质朴：以为膏药个头大了，买回家来就更物有所值。而且，大大的膏药贴在肚子和大腿上，心里也似乎会感觉更靠谱、更踏实。

根据这种情况，前面提到的礼物问题，就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了。其中，所谓“大礼”，也许可以直接解释成“个头儿超大的礼物”。不管这种理解如何可笑，有一种隐秘的东西可能在人的头脑中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即礼物的“大”和“重”，应该和它的数量、体积以及地球给它带来的重力感成正比。这也是康德的崇高理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所面对的独特的中国问题。

记得多年前，一位远房亲戚来京，带来了他们家乡的特产（豆腐干）。共四盒捆在一起，体积大到像一个小型冰箱。北京距离他的家乡有千里之远。可以想象，他带着这捆庞大的礼物，需要坐上村头的机动三轮，然后上汽车，再然后转火车，之后坐北京地铁或公交，最后又摇摇摆摆攀爬居民楼的楼梯。这一过程相当复杂，他为此遭受的折磨大概也是可想而知的。

客人走了，打开礼盒，心里想着何年何月才能将这么大而多的盒子里的东西消费掉。但结果让人释然也让人失望。这是因为，每个盒子里只有五小包豆腐干儿。所占的空间连礼盒容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当时感觉，这种包装方式过于荒唐，但也因此泛起了对远房亲戚的同情和怜悯。在乡间，他是个小有名气的聪明人。我想，他与其背着这么一大堆华而不实的纸盒子不远千里，还不如装进手提包里更便捷也更实惠。但仔细琢磨，问题却不是如此简单。

——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无论贫富与贵贱，都有一种潜意识秘而不宣，即对数学式崇高的天然向往和敬畏。比如，在中国，如果肚子大的都是当官的或有钱的，那么感性的大肚子就会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大”因此也就代表着超越常规的价值。同时，人的情感无论如何宏大或辉煌，都仍然是抽象的。这同样需要礼品的大而宏壮对其做出直观化的渲染和表现。

但是我仍然认为，这种礼与体积的所谓正比例关系，仍然背离了礼的真意。两千多年前，圣人孔子曾慨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钟鼓云乎哉！”也就是说，礼的本义，既不是物质性的玉帛，也不是宏壮的钟鼓，而是其中包蕴的真情。据此也就明了，礼物的分量与其个头的大小本质上是无关的，关键在它是否能同时激活赠予者和接受者心底深处的那份纯真。

有时候，越是微末的礼物，越因其彰显情意的真切而富有意义。据说在唐朝，有位来自滇地的使臣，为皇上送一只天鹅。长安道中，为了使天鹅的羽毛更洁白，他找了个池塘为天鹅洗澡，不料这鸟突然挣脱高飞，只在使臣手里留下了一根羽毛。后来，他只好将这根羽毛献给了皇帝。宋欧阳修诗云“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这种讲法是有道理的。

记得去年六月，和一位来自台北的同行聊天。他说几年前，自己曾帮助过一个宜兰乡下的孩子。孩子的父亲是质朴的农夫，为了向他表达感谢，就拉了一车鸡蛋到台北。当时，他甚为感动也甚为为难。确实，一车鸡蛋，他与家人吃一年也吃不完，而且放时间久了就会坏掉。这种庞大的礼物，情意表达够深厚，也够为受礼者添了大难题大困扰。于是，他坚持只要这车鸡蛋中的一枚。收礼之后，按照礼尚往来的原则，他在台北的一家高档餐厅里请这对父子吃了一顿大餐。

他说，那天傍晚，他将这枚鸡蛋放在一锅清水里煮了。然后剥开洁白的蛋壳慢慢咀嚼，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滋味。对于农夫来讲，也许没有一整车的鸡蛋就不足以表达感激之情，但他只要了其中的一枚，并无损于这种情感。因为他拒绝了体积和数量，却反向强化了情感的质量。

精致的情感总是有超常规的穿透力和辐射性。苏东坡讲：“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这意味着生活中的每件微末之物都有自己的智慧：它最善于在极小与极大之间显现辩证，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悟到一种别样的张力。

也就是说，许多时候，可能礼物愈是小小的，情感愈是大大的。礼物愈小，愈不涉功利，往往美得更纯粹。这种微末之美，总会在不经意之间闪烁出人性之善，所以往往更值得加倍珍惜。

2012。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