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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实之间历史形象（第1页）

二、虚实之间历史形象

尽管陆懋德、梁启超和顾颉刚对于五帝的历史存在的判断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他们的相关言论已经形成为强大的冲击力，诚如陆懋德先生所言，“三千年以前之尧舜禹者，其存在已受其影响”。岂止是“尧舜禹者”，尧之前的黄帝、颛顼与帝喾更是不待而言了。受此强烈的冲击，学术界对黄帝的质疑日趋多见，黄帝形象的“迷离”仿佛成为共识，否定《五帝本纪》的看法渐近于定论。这就终于导致，在现代一些研究中竟可以置中国上古历史不顾而奢谈黄帝形象的成因。例如，孙隆基先生就认为：

在中华文明被纳入西方中心的邦国秩序之前，根本不会有“民族肇始者”的构想。[19]

他为此而论述道：

中国人好称“黄帝子孙”，此种概念在中国自称“天下”的大一统时代是不可能形成的。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提倡严夷夏之防，曾奉黄帝为华夏畛域之奠立者，清季的汉民族主义分子遂将黄帝转化为民族始祖。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20]

孙隆基先生不顾春秋战国时代“黄帝故事的演变次序”，非但把黄帝始祖形象的成因推迟到明清以后，而且将黄帝归结为“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如此极端的议论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其实，不待众多现代学者质疑，批判司马迁者古已有之。南宋学问家黄震就曾直截了当地指责《五帝本纪》：

迁之纪五帝，自谓择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黄帝杀蚩尤与以云纪官，才一二事，若封禅事已不经，至颛顼、帝喾纪，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已载。然则孔子定书，断自唐、虞至矣，何求加为？[21]

不过，黄震并不像梁启超那样，对《五帝本纪》笼统地下个“恍惚迷离”的结论，然后就提出“纵然不抹杀，亦应怀疑”的简单处理办法。比梁启超早六百多年的黄震反倒较后人公允，他对《五帝本纪》的各纪是有区别地对待的。

黄震所谓“唐、虞事虽颇详，皆不过二典所已载”的批评之语，是指责尧、舜二纪的内容系抄录自《尚书》的《尧典》与《舜典》[22]。只要核对相关文献，就可以印证黄震这样的说法并不错。不过司马迁并没有讳言自己对二典的抄录，在《五帝本纪》卷末“太史公曰”中分明说过“《尚书》独载尧以来”等语。

与黄震的批判态度不同，对于司马迁抄录二典之事，明代学问家何良俊反倒十分赞扬。他认为：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其尧、舜纪全用二典成篇，中间略加点窜，便成太史公之文。……乃知此老胸中自有一付炉鞲，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23]

不管黄震的批评也好，何良俊的赞扬也好，都恰恰说明尧、舜二纪是具有文献依据的。因此，如果承认《尚书》尧、舜二典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那就不能完全抹杀《五帝本纪》的意义。

不过，黄震批评《颛顼本纪》和《帝喾本纪》之中“皆称颂语，非有行事可考”的看法确实不差。先看描述颛顼的一段：

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27]

这段文字没有具体的叙事，不但空洞而且夸张。按照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其交通工具能否达到幽陵、交趾、流沙与蟠木等地已经十分可疑，更不要说“莫不砥属”了。再读描述帝喾的一段：

（帝喾）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28]

这段文字同样是虚词的堆砌。而且，所谓“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其实是照抄《颛顼本纪》中的夸张之词而形成的套话。

我们品味《颛顼本纪》和《帝喾本纪》的感觉，确实如梁启超所云“一点不踏实”，与《尧本纪》和《舜本纪》排列在一起形成为鲜明的对比，更与《史记》其他纪传中生动具体的语言风格迥然相异。然而，它们却与《黄帝本纪》中的第一段话雷同，请看：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29]

这番话源于《五帝德》，[30]被梁启超批评为“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之语。那么，司马迁为何非要抄录如此空虚的文字呢？只要细细体会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司马迁毅然以黄帝为历史人物上限“看似容易，其实甚难”的话语，就会发现这段赞颂黄帝的文字虽然空虚，却有着深刻的用意。

黄帝原本出自传说，西汉以前长期被供奉在仙境，司马迁立意要将黄帝拉到俗界，作为他的“历史系统”中的第一人物，这就必须赋予黄帝以人格。在上述赞颂黄帝的文字中，连用了“生”“弱”“幼”“长”“成”五个字，这五个字正好是人生的五个必经阶段；在这五个字之后，连用了“神灵”“能言”“徇齐”“敦敏”“聪明”五个词，这五个词除“神灵”以外都是用于形容个体的性格与智商的。所以，看似空虚的文字其实不虚，恰恰具有使黄帝人格化的意义。至于“神灵”一词，虽然常常使用于仙界，但是当它与“生而”连写在一起，就成了似神的意思。似神，乃人而非神也。司马迁真是“胸中自有一付炉鞲，其点化之妙不可言也”。按此理解，我们返回去再读《帝喾本纪》中的“生而神灵，自言其名”之语，也就同样能够体会出其中含有人格化的意味了。

至于《黄帝本纪》的内容，黄震也不得不承认记录着实实在在的“一二事”，那就是“杀蚩尤与以云纪官”。其实，《黄帝本纪》中所述事件远不止这些，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开头第一部分，交代黄帝的出身、姓氏以及成年之前的情况，梁启超指出的“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之语就出在这部分；中间第二部分，描述黄帝的创业过程与历史功绩；结尾第三部分，记录黄帝身后的世系，这将在本文的第四节中讨论。

《黄帝本纪》的第二部分，是该纪重心所在。这部分又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自然段，现抄录如下：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31]

上述三个自然段正好分别表述了黄帝生平事业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如果将黄帝建立的部落联盟比附为后世所谓政权概念的话，那么黄帝的生平事业就是其政权的确立、巩固和建设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在第一阶段，黄帝战败炎帝与蚩尤，成为统领中原的军事部落联盟大酋长，这是他确立政权的阶段；在第二阶段，黄帝征服不顺从者，开疆拓域，这是他巩固政权的阶段；在第三阶段，黄帝订立制度，发展生产，这是他建设政权的阶段。如此要紧的内容，在黄震与梁启超的批判之中竟然被轻易地撇开了。不过，《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一册中却将其中的第一自然段全部辑录下来，说明《黄帝本纪》在现代历史学家的心目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32]

应该承认，在《黄帝本纪》的第二部分中确实含有夸张的成分，如黄帝统治的区域，即所谓的东、西、南、北四至，范围过于宽广；还有过于理想的成分，如所谓“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云云，概念过于抽象。不过，“杀蚩尤与以云纪官”却不是虚夸出来的。杀蚩尤是部落战争的写照，以云纪官是订立最初的官制，它们应该属于真实的历史现象，是黄震也不得不承认的“一二事”。除此之外，在第二部分中还记录着不少实在的内容，那都是反映上古时代历史发展状况的大事件。比如，为了与炎帝争天下，黄帝发动过三次大的战役，然后才“得其志”，这其中就有具体的人物与激烈的场景；又如，“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则是安排诸侯去管理分布在各地的部落，以安定统治局面；还如，“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便是带领部众劳作，从事农耕与培育牲畜。至于被黄震批评过的封禅之事，其实是指原始的崇拜神灵活动，不能因所谓“不经”而否定其曾经发生。可见，第二部分中并不缺乏具体的内容，与其他反映上古历史的文献一样，它的文字是简练而朴素的，但是透过高度概括的语言同样能够解析出复杂生动的情节，所以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其“资料尽管丰富”了。

当然，与尧、舜二纪相比，《黄帝本纪》的内容是相对简短的。不过，从尧、舜比黄帝生活的时代较晚的角度考虑，后者略于前二者是正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时代的远近，本来应该详于《黄帝本纪》的颛顼、帝喾二纪反倒略于《黄帝本纪》，这也反衬出《黄帝本纪》较此二纪实在，因此不能一概地按照梁启超所云，去“抹杀”与“怀疑”之，而应该有所区别地对待。按照内容的详略和虚实程度，《五帝本纪》中的各纪可以划分为三类。尧、舜二纪系抄录文献而成，具有实在的内容；颛顼、帝喾二纪均为编制的套辞，属于虚夸的语言；《黄帝本纪》则介于虚实之间，不过其中实在的内容远多于虚夸的语言。这样的对比正好说明，在五帝之中，司马迁对黄帝的考察是用力较深的，应该相信他主观上肯定不想让《黄帝本纪》留下“不踏实”的感觉。

司马迁撰写黄帝的事迹，不仅以上古文献作为依据，而且参照自己采集的史料，二者相互印证，以成就其文章。他在《五帝本纪》中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