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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实之间历史形象（第2页）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33]

张守节在上文“空峒”之下作“正义”曰：

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

他接着又在“涿鹿”之下作“正义”曰：

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34]

两段正义注文反映，张守节已经意识到，在五帝之中司马迁尤其注重黄帝，他踏勘的地点大多与黄帝的遗迹相关。可见，《黄帝本纪》确为司马迁征引前人文献与亲身考察结合的产物。

如前已述，司马迁撰写《史记》抱有崇高的理想，意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他曾发布宣言道：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5]

出于如此宏伟的动机，应该相信司马迁整理文献和采集史料的工作是毫不马虎的。对于《史记》中的第一人黄帝，司马迁主观上肯定不想给后人留下“不踏实”的感觉；至于客观上效果如何，那就只好见仁见智，难免看法不同了。

台湾学者王仲孚先生就坚定地认为：

在旧史传说的远古帝王中，黄帝是一位事迹特多的人物，古代文献如《易系辞传》《左传》《国语》《管子》《庄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皆有关于黄帝之记载。战国秦汉间的许多著作，如《竹书纪年》、邹衍《五德终始说》、《世本》、《史记》等，也都始于黄帝。特别是《史记》的撰述，司马迁舍弃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依然以黄帝为中国历史的开端，乃是经过了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之后的结论。[36]

王仲孚先生对司马迁的“广泛采访和严格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如此，在将上古传说的食、衣、住、行四类发明与新石器考古学的成果对照之后，他更加确信黄帝时代出现的许多发明应有史实作为素材，因为颇具有新石器时期诸多特征。他指出：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所显示的是农业进步，陶器精良，纺织建筑交通工具的制作进步，实具有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制器”，亦即文物发明的传说，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综合以观，杵臼釜甑的制作传说，反映了谷物加工以及熟食器皿的进步技术；衣冠屝屦的制作与“以衣裳别尊卑”的传说，则不仅反映了原始的纺织与裁缝，而且显示了社会组织的意义；城郭宫室的制作传说，不过是反映了聚落和居室建筑的出现；舟车制作的传说，则表示原始交通工具的使用。这些文物发明，都是由于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而来的。文献载籍中的远古传说，虽然不能据为“实录”，但对照考古学、人类学的新知，综观黄帝制器传说的内容，实可视为我国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反映。[37]

王仲孚先生的研究充分显示了《五帝本纪》的价值，表明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国上古史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此后，另一位台湾学者林立仁先生又在王仲孚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给予《五帝本纪》以高度的评价。[38]

客观而论，与黄帝相关的种种事件大多是在中国上古时代发生过的现象，符合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就。笔者在前文中维护《黄帝本纪》的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黄帝本纪》的真实与黄帝本人的真实却不是相同的概念。将与黄帝相关的种种事件归纳入一篇本纪之中，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将这些事件全都归结到一位人物身上，就不免令人疑惑。换而言之，正因为与黄帝相关的种种事件大多是发生过的真实现象，所以黄帝本人的真实性反倒值得怀疑。因为就个人毕生精力而言，就上古技术水平而论，谁也难以具有在那么广阔的时空中活动的经历，谁也实现不了那么多丰功伟绩，无论他是多么“神灵”。所以，曾有诸多学者种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出现《黄帝本纪》的真实与黄帝本人的不真实如此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那是因为误将黄帝看作个体而造成的。其实，能够作出如《黄帝本纪》所云那么多历史贡献的，绝对不会是某个个体，只能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应该由前后相继的若干部落领袖组合而成，他们代表着上古某个辉煌阶段中活跃于黄河流域的一支成就突出的部落联盟，黄帝正是他们的共同称号。

东汉学术大师郑玄就是将黄帝视为群体的先哲。孔颖达疏《礼记》时引《春秋命历序》以申郑玄之义曰：

《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此郑之所据也。其《大戴礼》：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又，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司马迁为《史记》依而用焉。皆郑所不取。[39]

孔颖达在这里详列了关于黄帝世系的两种说法，其一为司马迁主张的个体说，依据是《大戴礼》；其二为郑玄主张的群体说，依据是《春秋命历序》。

对于这两种说法，民国时代的历史学家夏曾佑曾经发表过如下的议论：

马迁为史家之巨擘，康成集汉学之大成，而其立说违反若此。然观迁所作历书，叙少昊、颛顼之衰，则其间必非一世可知矣。今姑用本纪说耳。[40]

在撰写《中国古代史》的《帝喾氏》一节时，夏曾佑对于表述黄帝世系感到两难，因此发表了上述议论。从他所说的“其间必非一世”以及“姑用本纪说”等语不难体会到，夏曾佑虽然“姑用”个体之说，但是内心则更加倾向于群体之说。

在夏曾佑之后，现代许多历史学家采用了群体之说，他们将黄帝视为部落酋长的集体称号，甚至径直以黄帝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将黄帝称为“黄帝族”。[41]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纲要》，将黄帝称为“黄帝部落”。[42]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将黄帝与氏族及部落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晰：

当夷人和羌人的一些氏族和部落活动在黄河流域的时候，有一些氏族和部落从我国北方发展起来。传说中的黄帝，就是这些氏族部落想象中的祖先。传说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即天鼋），也号缙云氏，这显然是把北方许多氏族部落的想象祖先集中到所谓黄帝的头上了。[43]

上述三部流行多年的现代版中国通史，已经将黄帝群体之说发展到相对科学的地步。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为什么夏曾佑已经认识到黄帝时代“其间必非一世”却还要“姑用本纪说”，而未能将群体观念运用于他撰写的《中国古代史》中呢？或许是，他深感《黄帝本纪》在传统史学界的影响甚大，一时难以扭转，因此才“姑用”个体之说。更加令人费解的是，以太史公的大智大慧何以不能觉察到作为个体的黄帝难以承载太多的丰功伟绩呢？人们不禁会发问：司马迁何以一定要囿于个体之说呢？

笔者以为，若以个体之说去理解司马迁笔下的黄帝是不准确的。司马迁撰写《黄帝本纪》，虽然赋予黄帝以人格而使之脱离仙境，但是并非仅仅为了将黄帝写实成为具体的个人，而是为了塑造一个绝对完美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黄帝，看似个体，却非个体，那是将若干世代黄帝群体的丰功伟业经过集中提炼而升华成就的历史形象。

唐代学问家张守节在《黄帝本纪》之“节用水火材物”条下作正义[44]，他引用《大戴礼》所记孔子的说法去解释“黄帝三百年”的问题，借以表达他对于司马迁良苦用心的深刻理解。据《大戴礼》记载，孔子与宰我有过如下的对话：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45]

这段所谓“黄帝三百年”的说法，是儒家学派出于对黄帝的景仰而作的抽象化描绘。正是由于这种“人耶抑非人耶”观念的影响，司马迁将黄帝塑造成了介于虚实之间的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