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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第2页）

十五日，明帝下令在邺城为母亲文昭皇后设立陵园，受命前往陵园巡视的王朗，见到那里的百姓多数很贫困，相反地明帝当时正在修建宫室，不忍百姓受苦的王朗上书《谏明帝营修宫室疏》：

「陛下即位已来，恩诏屡布，百姓万民，莫不欣欣。臣顷奉使北行，往反道路，闻众徭役，其可得蠲除省减者甚多，愿陛下重留日昃之听，以计制寇。昔大禹将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俭其衣食，用能尽有九州岛，弼成五服。句践欲广其御儿之疆，馘夫差于姑苏，故亦约其身以及家，俭其家以施国，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国，定霸华夏。汉之文、景，亦欲恢弘祖业，增崇洪绪。故能割意于百金之台，昭俭于弋绨之服，内减太官而不受贡献，外省徭赋而务农桑，用能号称升平，几致刑错。孝武之所以能奋其军势，拓其外境，诚因祖考畜积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将，犹以匈奴未灭，不治第宅，明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自汉之初，及其中兴，皆于金革略寝之后，然后凤阙猥天渊，德阳并起，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崇华之后足用序内官，华林、天渊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阊阖之象魏，使足用列远人之朝贡者，修城池，使足用绝逾越，成国险。其余一切，且须丰年。一以勤耕农为务，习戎备为事，则国无怨旷，户口滋息，民充兵强。而寇戎不宾，缉熙不足，未之有也。」

王朗的意思是：

「从前大禹要拯救天下的人民免于灾难，先使自己的宫室尽量简陋，衣食尽量节俭；越王勾践为拓展疆界，约束自己和家人，节俭家用补充国用；汉朝文帝、景帝，为了发扬祖先的事业，停修自己很喜欢、只需要百金的楼台，只穿很俭朴的粗厚衣；霍去病仅是个中等才能的将领仍认为匈奴尚未消灭，不置宅邸。这些说明，有远虑者都知道要简约；要对付外敌之前只有内部简朴才能支应。目前建始殿前面，已经足够大臣列班上朝；崇华殿后面，也足够内官侍候问安；华林园和天渊池，经过文帝修建也足够用于宴会和游乐。不妨责成宫廷外的门阙，修筑好城池后，其余工程等国家财政收入好的时候再行兴建。现在优先应该是让百姓恢复农耕为主要工作，整顿各地的驻防军队为紧迫任务。只有百姓富裕、军队强大以后，四邻敌人自然会前来归服。」重臣王朗都说到这个地步，明帝只好暂时收起兴筑宫殿的念头。

汉文帝当政之初，运用母亲教给他的黄老之术治理天下，与民休息、惠及百姓。登基后连发两道诏书，表示要做亲民的皇帝，大力发展经济。当时管理民政的中央机关发布通告：凡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到当地政府领取米、肉、酒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每人再加赐帛、棉絮等。通告中还要求：赐给九十岁以上老人的慰问品，必须由县丞或者县尉亲自送达，不得由衙吏代送。

文帝更提倡节俭，要求官员不得以任何形式扰乱百姓生活。继位的第二年，责成御史大夫率领部属清点长安的公用马匹，把多余的畜力拨到驿站使用。自己身体力行，厉行节约，宫殿虽然是旧的，仍可居住就不再装修；皇宫苑林很小也不再扩建。当时皇宫内的宴游之所，地方窄小不敷使用，向文帝奏明需要再建一个露台，一看预算需用「百金」，这下眉头就皱了起来说：「这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太奢侈不建了。」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文帝重农抑商既定国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下令『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多次颁诏以法令打击擅用民力的官吏，保证国家正常的农业生产。曾两次下令禁止用榖物酿酒，严格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景帝延续文帝的黄老无为而治方式，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自从秦朝以来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天下百姓的负担得到减轻。

即位时下令将天下田租减掉一半，就是将十五税改成三十税一，自此就成为成为前汉的定制。第二年又下令将现行男子服徭役年龄往后推迟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从来不曾沈溺于富贵豪华，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一切之前。汉武帝曾经想为他修建一座豪华的府邸，却断然拒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霍去病是霍仲孺的私生子，未曾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长大后知道父亲的事，担任骠骑将军出征时顺道到平阳，命下属将霍仲孺请到休息的旅舍跪拜：「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父亲之子。」霍仲孺愧不敢应，匍匐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随后为父亲置办田宅奴婢，领军归来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

三月，蜀汉丞相诸葛亮正式进驻汉中，临行前留下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还写《与张裔书》：

「君昔在柏下，营坏，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后流迸南海，相为悲叹，寝不安席，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雠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况吾但委意于元俭，而君不能忍邪？」

自此准备正式打响对曹魏作战的第一仗，这之前早已秘密吩咐各地部队以分散行进的方式抵达汉中，避免遭到曹魏方面得知提高警觉。从汉中落入刘备手中，将这里托付给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牙门将军魏延，豪气的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之后一直努力增强此地防御，贯彻务实的防御战略，积极在汉中通往关中的各个要隘修筑营寨、屯兵据守。他定下的防御战略就是以重兵把守汉中外围的险要据点，不让入侵的魏军有机会进入汉中平原。这个防御方式奠基在秦岭山势险峻这点，魏军入侵的行军路线基本只能沿着既有的几条险道前进，没有其他的选择。能够成功在这几条路上封锁进攻的话，魏军就会失去迂回的空间，导致攻击无法奏效，最后只有退军这个选择，魏延称之为「御敌于国门之外」。

这就是万无一失的吗？倒也不是。缺点是这样需要防御的面积较广，通往汉中的道路虽然有限，也需重兵驻守才能达到目标，这些道路之间距离遥远，万一遇到攻击没有办法实时呼应救援。加上自从孟达叛降魏国，位在汉水下游的上庸、房陵两郡，从原本是汉中屏障的位置，自从落入魏国之手后，转变成进攻的咽喉所在，造成除了陈仓道、褒斜谷、骆谷和子午谷四条道路外，还要应对来自汉水西溯而上的压力，对于兵力吃紧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出发前往汉中的诸葛亮向成都的后主刘禅上**气回肠的《出师表》：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等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责攸之、依、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在成都宫中的刘禅看到如同父亲的诸葛亮的表文，不禁动容：

「臣诸葛亮上奏：先帝创建王业还未完成一半就中途死去，现在天下三分鼎立，蜀汉是那么疲乏困顿，正当生死存亡的时刻！然而朝廷中侍奉卫护陛下的大臣们，在内毫不懈怠；忠贞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那是因为大家缅怀先帝对他们不同一般的赏识，向陛下表示报答之情！陛下应该广泛地听取众人意见，光大先帝留下作为模范的德行，让大臣们心中坚贞为国的正气得到发扬；不可轻率地自我看轻不加振作，言谈训谕时有失大义，阻塞臣民向您尽忠规劝的言路。内庭侍臣和相府官吏，都是同样为陛下效力，凡是有所奖惩不该存在差异。如果有触犯法令科条或忠心做好事的，应该交付有关官员判断应受什么处罚或受什么赏赐，显示陛下处事的公正贤明；不可有所偏袒，使得宫中府中法令不一。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侍卫之臣都是心性善良诚实的人，心志忠贞纯正，是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任用。臣下认为宫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询问他们然后执行，必定能够补救疏漏扩大效益。将军向宠品性善良公正，通晓军事，当初被先帝任用，称赞是个能人，大家推举他担任中部督。臣下认为有关禁卫部队的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由他过问，一定能使军队协调齐心，处置合宜、各得其所。亲近贤良的臣子，疏远奸佞小人，前汉因此兴旺强盛；亲近小人，疏远贤良的臣子，后汉因此衰败覆灭。先帝活着的时候，每逢与臣下议论到这件事，没有不对桓、灵二帝的作为表示痛恨而发出叹息的。侍中郭攸之、费祎，尚书令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都是坚贞坦诚，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并信任他们，这样汉家天下兴旺，也就指日可待了。

臣本来是个平民百姓，在南阳耕田为生，只求在乱世中能保全生命，不求向诸侯谋求高官厚禄与显赫的名声。先帝不因臣下低贱和少见识，不惜降低身份三顾茅庐，向臣下询问天下大事。臣下为之感动，答应为先帝效力。后经战事失败，臣下在败亡之际，接受挽救危局的重任，到现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下处事谨慎，在临终前将辅助陛下兴复汉室的重责大任交付臣下。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日日夜夜担心叹息，唯恐所托无所成就，会有损先帝明于鉴察的声名；所以臣下在炎热的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毛之地。现在南方已平定，兵员装备已充足，该带领三军，北进克复中原。可以竭尽棉力，扫除凶残的奸贼，光复汉家江山，使长安、洛阳仍旧成为大汉王朝的首都。这就是臣下用来报答先帝、效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权衡得失、掌握分寸，向陛下进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他们的责任。希望陛下将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交付给臣下，如果无所成就，就治臣下的罪，禀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劝勉陛下发扬圣德的忠言，就要追究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惰之罪，公布他们的过失。陛下也该自求砥砺，探求高明的道理，了解并接受忠正的言论，牢牢不忘先帝的遗愿，臣下感激不尽！

而今即将要远征，面对表文，不禁流下泪来，真不知自己说了什么。」于是率军出发，驻屯在沔水北岸、在南郑西北面只有一百里距离的阳平石马。至于表中这些人有何特别呢？

郭攸之，字演长，南阳人，为人和顺，以器识才学知名于时。

费祎，字文伟，江夏人。少时丧父，跟随族父费伯仁生活。伯仁的姑母是益州牧刘璋的母亲。刘璋遣使迎接费伯仁，就带着他游学入蜀。后来刘备平定蜀中，就留在益州，与汝南人许叔龙、南郡人董允齐名。正当太傅许靖丧子，董允与他一起出席葬礼。董允向父亲请求车驾，董和派一辆鹿车给二人。见到简陋车辆的两人，董允当下面有难色，他却从容走前先上鹿车。到达丧所时，诸葛亮及国中诸贵人均已齐集，车乘也很华丽，董允神色游移，他却安然自若。董和等驾车人回来后详细询问，知道经过后对儿子说：「我常常以为你跟费祎之间的优劣很难分别，从今以后，我对这个问题不再有疑惑了。」

两年前的建兴三年，诸葛亮征讨南中凯旋归来，朝中众官在数十里外设道迎逢，这些官员的年龄、官位多在费祎之上，诸葛亮特请他同坐一车，在场众人对他莫不刮目相看。诸葛亮以刚从南归为理由，命他担任昭信校尉，出使东吴重申盟好。在招待宴上，孙权为人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茞等吴臣以才博果辩，纷纷论难于他，辞锋不绝，他则以顺畅的言辞及笃信的义理，据理以作答辩，终不为所屈。吴王与众臣以好酒想灌醉他，确认他已经喝最后，才问以国事与当世之务，辞锋问难累重而至。他以酒醉为由，退出细想众人所问之事，之后一一条答，并无所失误。

诸葛恪，字符逊，琅邪阳都人，东吴重臣诸葛瑾之子，蜀汉丞相的侄子。少有才思，辩论应机，没有人可以跟他对答。长大后，英才卓越、超逾伦匹，令吴王大为欣赏。五年前刚刚弱冠的他，受吴王拜为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随侍太子孙登讲论道艺，成为太子宾友，从中庶子转任左辅都尉。

吴王有一次见到他：「你的父亲和你的叔父谁比较优秀？」应声回答：「我的父亲比较优秀。」想知道原因的吴王又问，他回答说：「我父亲知道侍奉谁为君主才对，而叔父不知，所以我父亲比较优秀。」惹得吴王听罢大笑，命他依次给大家斟酒。

依命斟到重臣张昭面前，当时已几分醉意不肯再喝，对他说：「这样的劝酒，恐怕不符合尊敬老人的礼节。」吴王听到说：「你能否让张公理屈词穷，喝下这杯酒？」他反驳张昭：「吕尚年九十，依然高举白旄、手持兵器、指挥部队作战，还没有告老退休。如今军队上的事，将军您跟在后边；聚会饮宴的事，将军您总被请到前面，这还不够尊敬老人？」听到这边无话可说的张昭，只得饮下这杯酒。

此时他就很有名气，文采飞扬，辩论起来随机应变，没有能应答他的人。吴王见了很惊奇，对他的父亲诸葛瑾称赞：「蓝田出产美玉，果然是名不虚传。」

有一天，性喜戏谑的吴王召集大臣们，差人牵一头驴来，在驴的脸上挂一个木牌，写上：『诸葛子瑜』，原来是吴王以此取笑诸葛瑾面孔狭长像驴。他跪下来说：「乞求给我一只笔增加两个字。」吴王命人给他笔。接下去写了：「之驴」二字，在场的人都笑了。吴王就把这头驴赐给了诸葛恪。

羊衜，又称羊茞。荆州南阳郡人。才博辩捷，吴王太子孙登宾客，任中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