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于是决定分陜而治,商定后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陜』为分界线,把周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陜之东,召公管理陜之西,是谓陕西。
周召两人分陜之后,周公旦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等事情上;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与周公旦同为武王之弟的管叔、蔡叔,不满他大权在握,两人却没有参政权力,于是联合商族余党,与徐国、奄国等东夷外族,合兵号称勤王,在商畿地区对抗周公,企图恢复商殷,称为「三监之乱」。管、蔡更说「公将不利于孺子」、「天降割于我家……有大艰于西土」,周朝定都镐京位于殷之西,就是诅咒西方周国要有大难降临。
奉成王之命,周公举兵东征写《大诰》。顺利地讨平三监的叛乱,杀死管叔与武庚、流放蔡叔、废霍叔为庶人,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讨平管蔡之后,周公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奄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逼到海边杀死。周的势力自此直到海滨。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这次征伐自称「周公东征」。战后周公建造成周雒邑,称「东都」,以便管制殷朝残党势力。
成周雒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此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旦建议把国都迁到成周雒邑。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雒邑,让召公在雒邑驻兵八师,对这些人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一向是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可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周边拱卫王都。
周公旦摄政六年,等到成王长大,决定还政于成王。还政前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心思放在制礼作乐,完善各种典章法规。
如果说献帝提到周公,是希望有天曹操能够还政,他的希望真的没有什么实现的可能。
将剿灭韩遂、宋建等人的功勋,与收汉中以及在刘备手上的益州都视为登上魏王的功绩之一,由此可见曹操在朝廷的势力有多么盘根错节,连诏书都要尽量赞扬,这点应该让献帝感到无奈又无力。
奉命持诏的宗正刘艾,早年担任陕县县令。初平初年担任董卓身边的长史。迁都关中后对他说:「关东诸将多次战败,没有能人之士,唯独孙坚有点胆量,诸将军应该慎重。孙坚之前西征,他的计策与他人相同,跟随诸袁终究是死路。」刘艾说:「孙坚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孙坚之前与羌人在美阳作战,差点死了,没有能为!」。兴平年间为侍中,尔后屡次担任宗正职务。
诏书中所赐的金虎符,是发兵或表明身份的凭证,也就是兵权的象征,代表持有出动汉朝军队的权限,当然这只是个象征,身为丞相早已大权在握。
至于竹使符,为竹制的信符,右留京师,左与郡国。凡发兵用金虎符,其余征调用竹使符。可说是与金虎符是相辅的信物,文帝时:「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由此可证。
当然前年下赐的金玺、赤绂、远游冠与旄头,都是已经享受诸侯王甚至皇帝的特权,现在只是坐实王的名分而已,全天下都知道曹操进位魏公后,这天就不会太远,当然丞相领冀州牧的职位是照旧担任的。曹操进位当然也会大封群臣,像是屡屡从军征战的于禁迁为左将军,假节钺、乐进升迁至右将军。
征伐袁家兄弟时,表示愿意降服的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知道曹操进位魏王,也前来庆贺。
就在登上魏王宝座之前,邺城北面的幽州代郡出事了。乌桓三部领袖都自称单于,专制郡事,郡内变得无法治理、管理,太守遭到架空,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
登上魏王的曹操第一个命令,就是派裴潜前往担任代郡太守,本来想要让他带领精兵前往征讨乌桓,他却说:「代郡户口众多,乌桓骑兵动辄万数,单于因自己专断郡中之事,心中本就不安,如果率兵至郡,一定会起兵阻拦,应该用计略降服他们,不能轻加兵威。」裴潜单身前往代郡安抚乌桓,这举动大出三部单于意料之外,应允将所掠妇女、财物等尽皆退还,向他表示服从朝廷的意思。代郡稍微安定下来之后,将与单于勾结郡中大吏郝温等十余人斩首示众,全郡震惊。代郡于是宣告平定。
他是什么来历?裴潜,字文行,河东郡闻喜县人。年轻时因避乱前往荆州,刘表待他有如上宾。私下对好友王粲、司马芝说:「刘牧非霸王之才,又要以周文王自居,不等多久就会被打败。」就南行前往长沙。平定荆州的曹操,任命他担任参丞相军事,离开邺城后历任三县县令,再任仓曹属;曾有次问他:「从前你和刘备都在荆州,你认为刘备的才略如何?」他说:「如果让他盘踞中原,只能生乱而不能治乱;如果让他乘机守住险要之地,足以成为一方之主。」曹操对于他的眼光很是赞赏。
成为魏王后当然属下歌功颂德也是不能免的,杨训上表称赞功绩,夸述盛德。当时有人讥笑他虚伪地迎合权势,认为丞相东曹掾举荐不当。崔琰从他那里取来表文的草稿一看,写信给他:「读表文,是事情做得好罢了!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崔琰的本意是讽刺那些批评者喜好谴责呵斥而不寻求合于情理。不过有好事者报告说崔琰这封信是傲世不满怨恨咒骂,惹得曹操发怒:「谚语说『不过生了个女儿耳』。『耳』不是个好词。『会有变的时候』,意思很不恭顺。」
这时曹操想起三年前的一件事情:魏国刚建立时,让崔琰担任尚书。当时尚未立太子,临菑侯曹植有才华而且有爱心。曹操在两个儿子间反复犹疑,久久不能决断,发出信函命令在外地秘密访探。所有官员都明白意思,私底下或是用信表达自己的意见,唯有崔琰信不封口答复:「我知道《春秋》有长子当立的大义,并且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应当承继大统。崔琰将用死来坚守这个原则。」曹植虽然是崔琰的侄女婿,仍然坚定的站在嫡长子立嗣的立场,让曹操十分赞赏他的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喟然叹息,调他担任中尉,就是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相较于丞相东曹掾可说是超拔提升了。
为什么曹操立嗣还要询问大臣?这事情不是自己决定就好了吗?在二十五个子嗣之中,先后出现于他视野中的储嗣候选人有四位:曹昂、曹冲、曹丕、曹植。最有太子资格人选有二位,正室刘夫人所生长子曹昂和环夫人所生曹冲。曹丕是曹操的次子,曹昂死后,曹操还曾打算传位其庶弟曹冲。
曹冲是个神童,五六岁时智力已经『有若成人』。天性仁厚爱人,常常为不慎犯了过失的设法解免,『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深得曹操的宠爱,十三岁时在赤壁战后患病夭折。他死后,曹操对曹丕说:「曹冲之死是我的不幸,但却是你们的大幸。」
此时有实质意义竞争储嗣候选人的只有曹丕、曹植二人了。以风流文采展露头角,深受父亲喜爱的曹植,有拔得头筹的声势,展开兄弟两人间的立嗣之争。
长期在立嗣上狐疑不决的曹操,犹疑不觉的态度时间一长,下属之间渐渐形成拥护曹丕和拥护曹植的两个集团。拥护曹丕的有贾诩、崔琰、司马懿、陈群、桓阶、邢颐、吴质等人,拥护曹植的有丁仪、丁廙、杨修、孔桂、杨俊、贾逵、邯郸淳等人。他们各自结为党羽,设计谋、造舆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
曹操也感到立嗣这个关键时刻,崔琰的公开表态,加上他是丞相东曹掾、曹植又是他侄女婿的敏感身分,想要先把这个传闻压制下去,罚崔琰为服劳役的狱囚,过几天派人去看他,言谈表情一点也没有屈服的意思,这就惹火、伤到魏王的颜面。
曹操下《赐死崔琰令》中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
意思是:「崔琰虽然受刑,却与宾客来往,门庭若市,接待宾客时胡须卷曲,双目直视,好像有所怨忿。」念及他过去的功劳,不以处死,而是赐令他自杀,也算保全他的名誉。
当下必须杀崔琰的理由,是因为魏国太子之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稍有失控走火,可能会把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基业给毁于一旦,再有袁绍、刘表的前车之鉴,让他绝不能容忍有公开结党营派的可能,他的死有自己的原因,更有曹操的忧虑在内。
崔琰的堂弟御史中丞崔林,曾经和丞相东西曹掾陈群一同评论冀州的人物,称崔琰为第一,陈郡则认为他的才智还不足以保护自身,因而贬低他。崔林说:「大丈夫只看有没有机会遇到明主罢了,如果像各位一样,就算高贵了吗?」
崔琰死后,曾经同为东曹掾、现在担任尚书仆射,私下也多有交情的毛玠,多日闷闷不乐,想起过去朋友的故事:
曹操统一北方后,声威大振,各地游牧民族部落纷纷依附、朝贡。匈奴派使者送来了大批奇珍异宝,使者请求面见。曹操派人把声姿高扬、眉目疏朗的崔琰召来,要他代替自己接见使者。接见时,崔琰正中端坐,接受了匈奴使者的拜贺,曹操却扮作侍卫模样,手握钢刀,挺立在坐榻旁边。接见完毕后,曹操派间谍去问匈奴使者印象如何。使者不假思索地说:「魏王俊美,丰采高雅,榻侧握刀的那个人气度威严,非常人可及,是为真英雄也!」谁说匈奴无能人,一介使者都能看出其中端倪。
不知为何有人在这个敏感时刻告发毛玠:「毛玠出门看见脸上刺字犯人,那人的妻子儿女被籍没为官家奴婢,就说:『使老天不下雨的原因大概就是这个吧。』」
毛玠却说:「我听说萧望之自杀,是因为石显的陷害;贾谊被流放,是因为周勃、灌婴的谗言中伤;白起被赐剑自刎于杜邮,晁错被斩首于东市,伍子胥命断于吴都。这几位人士的遭遇,都是由于有人公开妒忌,或是由于有人在背后暗害。我自年少时就作县吏,积累勤勉取得官职,我的职务处在中枢机要之所,牵涉复杂的人事关系。如有人以私情请托,他再有权势我也要加以拒绝,如有人将冤屈告诉我,再细微的事件我也要审理。人的本心是想无限制地追求私利,这是法律所禁止的,谁要按照法律去禁止非法求利,有权势的人就可能陷害他。进谗言的小人就像青蝇一样一哄而起,对我进行诽谤,诽谤我的肯定不是其他人。过去王叔、陈生与伯舆在朝廷上争辩曲直,范宣子进行评断,他叫双方举出证词,这样使是非曲直各得其所。《春秋》称许此事,因此加以记载。我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也谈不上什么时间、对象。说我说过,必须有证据。我请求得到范宣子那样的评辨,和王叔那样的诬陷者对质。如果曲在于我,行刑的日子,我就会像得到安车驷马的赠予那样安然就死;送来让我自杀的赐剑,我将把它比作重赏的恩惠。谨以此状作为申诉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