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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哲学连成一体访教授（第1页）

与哲学连成一体——访杨耕教授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

我注意到，学者杨耕只穿两种颜色，白色和深蓝，这是一个严谨而又执著的人。就像我对他的数次采访，他从不愿谈自己、说故事，总是执著地把话题转向他的职业、专业和事业。我费劲地从他的话语间隙敲打着我所想探求的“隐私”和情绪，但他从不给我机会。

但你若认为他就是一个“铁皮桶”，那你就错了。当谈论学术的时候，严谨的杨耕消失了，话语充满**、不容置驳，并伴着不自觉的手势，我甚至都插不进问题。了解杨耕的人都说，这是一个没有爱好的人，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麻将，四也不“喝咖啡”（鲁迅言，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除了哲学，他惟一的爱好就是交响乐，因为从中，他有一种“形而上”的领悟。这是一个将事业视若生命的人。我信。

每次我来，即使像我这样的小辈，杨耕也会亲手给我泡上上好的黄山毛峰，这是他的家乡茶。这样的细致每每叫人感动。

这就是杨耕。一个善于宏观思维，又心细如发的人。

“误入”哲学

1956年，杨耕出生在安徽的一个教师家庭。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杨耕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但是，杨耕并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相反，他庆幸自己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我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杨耕把他的学术生涯称为“不断的精神苦炼”。

对于杨耕，选择哲学似乎是一个偶然。“上大学前，我是中学的数学教师。当时一位师长陈仲明，也是邻居，是学哲学的，他对我说，你有哲学天赋，学哲学可能比你学数学更有发展空间。经不起他的‘忽悠’，我改变了报考志愿，把数学改成了哲学。”于是，杨耕于1977年考入安徽大学哲学系，“以此，我踏上一块神奇的土地”。所以，每谈到选择哲学时，杨耕总是戏言他“误入歧途”。

如果说杨耕选择哲学是一种偶然，那么，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种必然。在杨耕的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学说，以“有生命的个人”为前提，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实现人类解放、“确立有个性的个人”为目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出一种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杨耕认为，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在大学四年学习过程中，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不断走近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6年，杨耕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汪永祥教授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此以后，杨耕就在中国人民大学一路“破”了下去：1988年，被破格推荐免试提前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陈先达教授，专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留校任教后，又先后被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朋友还戏称他是“破”博士、“破”教授。

对于杨耕来说，哲学不仅是他的职业、专业，而且是他的事业。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用杨耕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智慧，它给人的生存和发展以智慧与勇气，这是一种“大智大勇”。如果说宗教是关于人之“死”的观念，是讲生前如何痛苦、死后如何升天堂的，那么，哲学则是关于人之“生”的智慧，是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和有意义。“哲学问题总是关于‘人生在世’的大问题，探索天、地、人的人与自然之思，反思你、我、他的人与社会之析，追寻真、善、美的人与生活之辨，熔铸着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注，对人类发展境遇的焦虑，对人类现实命运的关切，凝结为对人生之谜的深层理解与把握。”

谈到自己的哲学生涯，杨耕最忘不了的就是导师与挚友。“我忘不了我的两位导师和一位挚友。汪永祥教授把我领进了我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他的学术引导力引导我走进‘哲学门’；陈先达教授把我留在人大哲学系，他的思维穿透力引导着我走向哲学的深处；陈志良教授的‘宏大叙事’能力引导着我走上哲学研究的‘快车道’。”杨耕回忆，三位教授的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形成一种“合力”，深深而持久地影响着他。从此，杨耕在哲学研究上一发而不可收。

的确是“一发而不可收”。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杨耕先后出版专著12部，其中，《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先后印刷六次，销售数量已达2万余册，对一本哲学专著来说，实属不易；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唯物论研究》（日本）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级奖6项，省部级奖7项。这些论著以其崭新的理论视角、宽广的理论空间、独到的理论见解，展示出一种新的理论态势，引起了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光明日报》曾三次采访、介绍杨耕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学术研究》《学术界》《社会科学战线》《中国教育报》《中国时报》《大公报》（香港）及本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对杨耕的学术采访；《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不断转载杨耕的论文。

在哲学研究中，杨耕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追求的理论形式，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追求的理论境界，是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位学者的哲学研究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杨耕自己却说，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努力而勤奋工作是他唯一的选择。

除了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之外，杨耕还兼任着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杨耕自我解嘲说，“盛名之下，有些其实难副”。

重读马克思

从历史上看，一个伟大哲学家逝世之后，对他的学说进行新的探讨并引起争论，不乏先例，但像马克思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却是罕见的。而且，马克思离我们这个时代越远，对他认识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远去，越远越难辨认一样。于是，杨耕开始重读马克思。1995年，他在本报明确提出：“重读马克思”。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经历了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然后再返回到马克思哲学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杨耕回忆，这样一个“重读”过程完全是被研究的逻辑牵引着、不自觉地走过来的。当这个“重读”结束后，他意识到，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在何处以及何种程度上被误读；只有把马克思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的流程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可知晓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还涉猎了社会主义思想史，并进行历史学、理论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补课”。在杨耕看来，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研究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形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的反思，不仅德国古典哲学，而且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英国法国“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一种关于资本的理论，而且是对资本的理论批判或批判理论，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以及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就此，杨耕说了这样一句形象而又深刻的话：“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的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

据此，杨耕提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总体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