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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1页）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

白寿彝先生从1929年起踏上治学的道路，至今（1989年）已经整整60年了。今年，又恰是寿彝先生在高校执教50周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职务40周年纪念和他的80华诞。我们是寿彝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培养的两代学生，深感对于老师的最好的庆贺之情，莫过于学习老师的治学精神，总结和发扬老师的学术思想。本文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点认识，也是我们对老师的一点奉献。

一、一条不断探索的路：治学的历程和理论上的追求

白寿彝教授，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回族家庭。青年时期的寿彝先生，先后在中州大学和文治大学学习；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事著名学者黄子通先生、郭绍虞先生、冯友兰先生和许地山先生，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研究，以及中国交通史研究；28岁时（1937年），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中国交通史》[2]，1938年，此书由日本学者牛岛俊作译成日文，并于次年在日本东京生活社出版，牛岛俊作在日译本序中称此书“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其著者“是中国史学界的俊秀之士”[3]。寿彝先生曾经回忆说，撰《中国交通史》，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一个“插曲”；但这个“插曲”对后来的治学道路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39年至1949年，寿彝先生先后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通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等，继续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4]、《咸同滇变见闻录》[5]、《中国伊斯兰史纲要》[6]、《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7]等著作。

寿彝先生1949年至北京师范大学执教，以至于今。先后讲授中国通史、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等，继续研究回族史并开始了对中国通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出版了《回回民族底新生》[8]、《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9]、《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10]等，同时发表了有关中国通史研究的论文20余篇。1961—1965年，寿彝先生因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把教学与研究的重点都转到中国史学史方面。这期间，他重新开出了史学史课程，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11]，组织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召开了有关的讨论会，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史学史研究的文章，其中，《谈史学遗产》、《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12]，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版了论文集《学步集》[13]，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4]。我们从查阅寿彝先生的著述目录得知，这短短的5年时间，他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成果，显示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见解和信心。但是，这项工作却因“**”的开展而中辍了。

“**”期间，在艰难的岁月里，寿彝先生同顾颉刚先生等一道致力于“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为整理祖国的史学遗产而呕心沥血，做出贡献。出于一个忠诚的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史学界不少同行的支持下，决心从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并先后主持撰写出中型的中国通史（200万字，未刊稿），小型的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同时开始了大型的中国通史的酝酿工作。这些艰巨的工作，由于“**”的结束，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和鼓舞下而大大加快了步伐。政治环境的根本改善使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年届七旬的寿彝先生感慨系之地说：“这是我真正做学问的开始！”1979年，他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史学研究所，恢复了《史学史资料》，招收了一批新的史学史研究生。寿彝先生决心一方面主持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另一方面重理旧业，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继续开展起来。

20世纪80年代，是寿彝先生学术生涯中最紧张、繁忙，同时也是成果最丰硕的年代。除了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外，他又同宁夏回族自治区合作，计划编写4卷本的《回族人物志》。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新论》出版（求实出版社）；1983年，《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和《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回族人物志》第一册（元代部分）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而《中国交通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1988年，《回族人物志》第二册（明代部分）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全书导论）也即将出版，等等。每年出版一本书，真是丰收的季节啊！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了60年的寿彝先生，进入了他的学术生命的最旺盛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他赞许王国维所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境界，用以砥砺自己，也用以勉励后学。人们常常爱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和“发挥余热”的话来反映老一辈学者的顽强治学精神，但寿彝先生从自己的学术生命的活泼的跳动中感到，他还“不服老”。诚如他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觉得70岁才是真正做学问的开始，以前的各项工作也可以说是为今天的研究做准备。在学术领域里是没有止境的，我仍将走新路！”

我们以拳拳之心回顾了寿彝先生的治学历程，深深感到，寿彝先生学术兴趣广泛，他走过的路是一条不断探索的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对于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寿彝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方面。从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寿彝先生当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指示，格外为寿彝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寿彝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寿彝先生在《新建设》第1期上发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等等。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他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末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寿彝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1卷以及他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的尝试。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却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又说明，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

寿彝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不已，并谆谆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寿彝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的。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7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1卷；8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寿彝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是启迪后学智慧的钥匙，也是他在学术工作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奥秘。

二、史学思想的两个特点：通识与创新

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贯穿于他对于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这三个领域之中。不论是从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来看，还是从寿彝先生的治学历程来看，这三个领域都有一种逻辑的联系，即这是一个从局部研究到整体研究、从具体研究到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而饶有兴味的是，寿彝先生对上述每一个领域的研究和撰述，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一逻辑的联系。我们通过对这两层逻辑联系的考察认识到：发展的观点、全局的器识和创新的精神，是寿彝先生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几个特点，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下面，我们将结合寿彝先生在每一领域研究中的学术成果，阐述对于他的史学思想的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关于民族史的研究

寿彝先生在大学时代着手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读研究生时则以朱熹哲学为研究课题。他的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继续下来，但却培养起他对哲学的兴趣，这对于他后来研究历史善于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有很大的影响。寿彝先生致力于史学工作，是从研究民族史开始的。具体说来，是从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研究开始的。随着这种研究的深入，他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并愈来愈增强了理论的色彩。

寿彝先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这时起到40年代初，他发表了《中国回教史研究》（1936年）、《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1937年）、《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1939年）、《跋吴鉴》（1942年）等论文。从这些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个明显的研究意向及研究方法：一是关于中国文献有关伊斯兰史记载的摸索，二是关于伊斯兰史若干专题的考察。关于文献的摸索，《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1936年）长文是一篇力作。此文征引繁富，以中国文献为主，也涉及西人的有关记载，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15]。值得注意的是，寿彝先生于文献的摸索，绝不限于现成的各类图籍，而于有关碑记的搜求与阐释亦十分重视。关于专题的考察与研究，则涉及战争、贸易和文化，反映出寿彝先生在伊斯兰史方面的开阔的视野。1942年年底至1943年，寿彝先生在六七年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打算着手写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1942年年底，成书三章，但终因战乱时期，乡居缺书，以致明清时期无法落笔；又因辗转迁徙，已成三章，佚失其二。我们从仅存的一章[16]的规模来看，寿彝先生是试图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伊斯兰史，而以中西交通、政治和文化为叙述重点。可惜这一愿望终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次年，寿彝先生撰成《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虽为“小史”，但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通史，它从隋唐讲到“最近的三十二年”。作者在“小史”的题记中讲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同时讲到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应当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方面的条件。这些看法，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寿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的几篇序跋，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关于“伊斯兰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17]，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的问题[18]，关于“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陆续都汇集起来，编印、出版”的问题[19]，等等。寿彝先生于1982年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来看，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寿彝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述上的准备。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却为他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50年代，寿彝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寿彝先生的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二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又如，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寿彝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的《回族人物志》。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系统的人物传记。《回族人物志》是寿彝先生40年代前期所撰《回教先正事略》的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该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三个特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20]，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的问题，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寿彝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进行中国通史的研究。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做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寿彝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二）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

寿彝先生学术工作上的重大的转折和发展，是由研究其本民族的历史进而走向研究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这不只是研究范围的扩大，甚至也不只是认识程度的加深；这里最需要的是通识之才和创新精神。这一转折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而自70年代中期以来直至今日，已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较大规模的编撰活动。

1949年，寿彝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中国通史。那个时候，中国通史是大学一年级各系学生的必修课程，常常是两三位教师在同一时间分别开讲，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授课教师，也可以自由流动。寿彝先生主讲中国通史，深受欢迎，听讲的人日渐增多。同年，他应聘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执教。系主任侯外庐先生组织起以寿彝先生为组长的“中国通史教学小组”，负责审查、讨论和通过教学大纲。当时，解放伊始，初学马列，教学中的一个迫切任务，是改造旧的中国通史的思想和体系，建立起中国通史教学的新体系和新思想。许多教师在思想上既兴奋，又困扰，大家都在学步阶段。寿彝先生主讲中国通史并领导“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工作，这是他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对于中国通史的整体认识的一个重要时期。50年代，寿彝先生从具体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两个方面，陆续发表了他对于中国通史的一些带有整体性认识的成果。如关于官手工业的性质、发展阶段及其与封建专制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21]，关于农民战争问题[22]，关于疆域与民族关系问题[23]，关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古今问题、特殊性与规律性的问题[24]，关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关系以及民族研究中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问题[25]，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涉及划分历史时期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关于历史上的某一个方面的整体性认识。这对于他后来从事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是很重要的学术思想上的准备。

20世纪70年代中期，寿彝先生在许多同行的支持下，计划陆续编写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三种中国通史。编撰工作先从组织编撰中型的中国通史入手，以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一部草稿。经过讨论，大家认为中型通史难以写出特色。出于高度的责任心，只好暂时搁下了，并从1977年开始筹划撰写小型的中国通史。这就是19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部不到30万字的《纲要》，整整写了3年，经过数十次的讨论和修改，在内容上和体例上都有一些新的考虑。《纲要》出版以来，已经印刷10次，累计印数在70万册以上。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纲要》的英、日、西班牙等外文版。国外有的高等学校还把《纲要》作为中国史教材。1987年，《中国通史纲要续编》（即1919年至1949年部分）的中文版（以下简称《续编》），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纲要》的撰写到《续编》的出版，前后算起来，整整10年了。撰述之难，于斯可见！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普通读物”，原是写给外国读者阅读的。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书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特点方面，却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有的可以认为是突破性的创获。如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阶段的看法，寿彝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纵的段落的划分提出自己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对于每一段落的时代特点的把握上也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具体说来，寿彝先生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五个方面的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以此论证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特点；认为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阶级经历了由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绅地主的变化，同样，农民阶级也相应地由编户农民、荫附农民转变为佃农；认为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在剥削关系上反映出国税和地租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同地主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等，是一致的；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用重大，也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等等。寿彝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多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他对于中国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识与创新的精神。

小型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为编撰大型的中国通史提供了经验，也进一步丰富了对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构想。这一构想可以从小型的中国通史和大型的中国通史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中清楚看出。寿彝先生认为：《中国通史纲要》的目的，是勾画中国历史的大的轮廓，讲清基本线索和重要问题，要有新观点、新见解，要把科学性和通俗性结合起来；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任务，是要对170万年以来，特别是360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做系统的和详尽的阐述，要包含极其丰富的内容，并使这些内容能够以较好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这一构想，寿彝先生制定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构架。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历史资料，分析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包含各历史时期的特点，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代表人物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这一思想，除在正文各卷中应予以贯彻外，还集中地体现在第一卷（即全书导论）中。第一卷共有九章：前六章结合中国历史阐述了几个历史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后三章是结合中国历史的编纂工作阐述了几个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反映了寿彝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认识，也反映了他对中国通史编纂工作之目标的理论概括。

——尽力表现历史进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使这一表现形式具有民族的特色。关于这一点，寿彝先生在理论上有两个考虑：1。中国史书的传统体裁很丰富，这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批判继承这一部分遗产，将有利于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表现形式，促进中国的历史科学朝着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方面发展。2。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述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史书的编撰，应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结合起来，使全书融为一体。

根据这样的考虑，寿彝先生参照古今史书体裁优点，决定采用一种新的综合体裁来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除第一、二卷应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外，其余十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序说”，包含有基本史料的论述、研究概况的论述、本卷的编撰意图和要旨。“综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政治、军事大事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论述。“典志”，是关于经济、政治、军事及法典等制度的论述。“传记”，主要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

——突出表现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毕竟是人的活动所构成的，有人民群众的活动，也有杰出人物的活动。这是不应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我们讲述历史、撰写历史容易引起人们兴趣，具有比较突出的社会效果的，主要还是各方面人物的传记。中国史学上有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优良传统，多卷本《中国通史》把“传记”列为重要部分（约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也是试图继承这个优良传统。

多卷本《中国通史》这一理论构架，不是可以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到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中国优良的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摸索到的。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总是同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务使理论不致成为脱离具体研究的空洞的理论，史学不致成为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的史学。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架，以及他运用这一理论构架提出了回族史研究和撰述的总体设想[26]，都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