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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歌创作之回忆诗集流亡者之歌代序（第2页）

东京，在我进大学的那年夏天，发生了大地震。在十月间，由故乡吉林回到了东京，东京只剩下一片灰烬了。残垣破瓦，触目凄凄。可是，在当时我的眼睛中，反觉得那是千载不遇的美景。就是从那种颓废破烂的遗骸中出去，到了伊东。而从伊东归来后，也是在那种零乱的废墟中，攻读着我的诗歌。我记得那时候，我耽读古尔孟（Re-mydeGourmont），莎曼（Samain），鲁丹巴哈（Rodenbach），万·列尔贝尔克（CharlesVanLerberghe），魏尔林（PaulVerlaine），莫里亚斯（Moreas），梅特林（M。Maeterl-inck），魏尔哈林（Verhaeren），路易（PienreLouys），波多莱尔（Baudelaire）诸家的诗作。我热烈地爱好着那些象征派，颓废派的诗人。当时最不欢喜布尔乔亚的革命诗人雨果（Hugo）的诗歌的。特别地令我喜欢的则是莎曼和鲁丹巴哈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我那种颓废的情绪吧。我寻找着我的表现的形式。在飞鸟山公园里，暮色迷茫之下，俯瞰着王子驿，不由地，我想起来那首诗，一首是：《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一首是《泪滴》。然而，终不能把我的感情尽量地表现出来。

1924年冬，因事，又去回到吉林住了几天。故乡的冬景，特别地，引起我的憧憬。而那年，雪是特别地大。大雪之后，山上，路上，人家的房上，封了冰的松花江上，特别的皑白，令人爱赏，令人凭吊。这种风景，特别地，在江岸上的天主堂里钟声一响时，直是引起人的感慨无量了。在那种氛围气中，我作了《江雪》。翌年春正月，到了北京一次，凤举，启明诸兄把《泪滴》和《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两篇，在《语丝》上给发表出来。他们更给我吹进了好多勇气。于是，在我折回了东京之后，诗就陆续不绝地产生出来了。不忍池畔，上野驿前，神田的夜市中，赤门的并木道上，井头公园中，武藏野的道上，都是时时有我的彷徨的脚印。而在那种封建色彩的空气中，我默默地低吟出我那些诗歌。

在细雨中，在薄雾中，在夕暮的钟声中，在暗夜的灯光中，寂寞地，孤独地，吐出来我的悲哀。昼间，则去茶店喝咖啡，吸纸烟。每天，更读二十分钟的诗歌，找一两篇心爱的作品，细细玩赏。在这种印象的，唯美的空气中，我直住到1925年的冬季，而以后我则住不下去了。

为小资产阶级化了的没落地主的我，一边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而他方，则在心中对于祖国的过去有了深切的怀恋。同伯奇论过“国民文学”，想要复活起来祖国的过去，可是启明一再地予我以打击，于是，在无有同情者援助之条件下，默默地，把自己的主张放弃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绪，则是传统主义的了。这种传统主义的情绪，最初的表现是《江雪》。其后，如《野庙》《北山坡上》《苏武》《薄暮的乡村》《心响》《薄光》等作，都是多少具有这种传统主义的气氛的。而就是在《不要看十字街头象牙的殿堂》那首诗中，也是深深地残留着传统主义的成分的。

东京的生活，实在，令我再忍受不下去了。我，那时，略略地，读着拉佛尔格（JulesLafue）希图得着安慰，得着归宿。可是，怎么样呢？我成为德娄尔莫（JorepheDelorme）一流的人物了。我失眠，我看见什么东西都是黄的。我非常地爱读圣伯符（SainteBeuve）的诗歌。他的《黄光》（IeRayonjaune）影响出来我的《薄光》。那年之末，印象主义被发展到极端，成为了“苍白的钟声”和“朝之埠头”。而同时我的悲哀，我的失眠，以致于使带三分狂气，在《鸡鸣声》那首诗（形式，当然是独清的《从咖啡店出来》那首诗暗示给我的）中，是反映出来我是如何地狂乱了。在《猩红的灰黯里》，我不是既歌唱出来那“吮不尽了，猩红境中，干泪的酒杯，尝不出了，灰黯里，无言的悲哀”了么？《鸡鸣声》之后是再也写不出什么诗来了。东京的生活是叫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到了广州，到了北平，一切都是空虚的。以后，再不能多量地生产了。广州只产生《弦上》等三首。北京只产生了《薄暮小曲》等两首。而其中似相当地有硬作的成分。好像那一个园地已被我耕种完了。不是不可再生产东西，然而不会生产再好的东西了。

以后接着就是数年的沉默，直到重回到吉林之后，知道东北的农村破产，日本帝国的铁蹄是一天比一天逼紧地向我们头上践踏，我是守着沉默的。我自己掘了自己的坟墓了。虽然诗中隐伏着无限的血泪，但是，我只是回顾，没有向前看去，没有想从现实中去求生活。

五

从北平飘泊到墙子河畔，从墙子河畔又回到北平。在那个短的期间所接触的印象中，使我感到有什么危机快临在头上了。1929年夏，回到故乡的新设的大学里教书。那时，我越发地深感到世界变样了。故乡的情形，已不复旧观了。有些地方，似有些进步，而有些地方，确是大可令人担忧的。

吉敦铁路修成了，蜿蜒地，在奔驰着的松花江上，架上了一道大铁桥了。汽车也似乎是多起来了。从得胜门到北山已修上了柏油的马路了。在北山上，已高高地耸起一座自来水塔了。江桥和水塔，在那座古城中，呈出来近代的伟大。听说吉海铁路不久完成。听说那年乡村得庆丰收。冷眼一看，吉林社会似乎是进步了的。然而，过了不久，我又看出来另一方面的现象了。

好些亲友们，在吉敦铁路局里作事，因之，一边为得玩景，一边为得访友，我到了蛟河，去过敦化。我瞻仰了老爷岭的崇山峻岭，我瞻仰了黄松甸上的一望无边满目青葱的黄松树。我看见了奶子山的黑油油的煤块，我看见了长白山的直径有五六尺的木材。东北的宝藏，真是“名不虚传”。“耳闻不如眼见”了。可是在我对着这些宝藏叹美之际，我的朋友们告诉了我吉敦路的各种纠纷，帝国主义者如何地占有了吉长路，吉敦、吉长是如何地成为了南满铁路的培养线，中国的木材业是如何地渐归完全破产，吉敦路的收入如何地连借款利息都不够。我们就不禁浩叹起来了。接着，我们谈到农村都市之各种破产情形。而，那种情形，在我的眼睛里，越发地，暴露出来了。有人从乡下来，告诉我农村大不如昔了。并不是“米珠薪桂”，而是，粮食卖不钱来。丰收确是丰收，可是农村越发地贫穷了。卖地的多了，可是受主没有。钱利高了，可是没有放债的。种地的人家也走不起车了。只是雇工人，还好，每年钱挣得多了。一个雇工人，是比一个小学校教员挣得还多得多。那年冬，因为，日金是一日千里地往上长，好多商店就不得不关门了。

转过年，就是1930年了。1930年，吉林社会里，更越发地呈出紧张的现象。吉海与吉敦的接轨问题，引起社会中的很大的注意。南满铁路屡屡地开会议。帝国主义者，更变本加厉地来干涉压迫我们。东北遍地是日本的药房，当铺，卖的是枪械子弹，是鸦片，吗啡。所以东北在那时是遍地土匪。在那时，打吗啡的，是不可胜计，有的人甚至把骸骨抵押给药房，换得吗啡以陶醉自己。而日本人贩卖吗啡的消息，东北的报上是一向不准登载的。以先，只干涉我们的日报，现在又干涉起我们的学校刊物来了。吉林大学春蕾社几个人所筹划的《鲜民研究专号》，不知道为什么也叫帝国主义知道，于是他们就提出抗议叫我们的教育厅预防地禁止了。满铁，在1930年，因为吉海路的通行，“赤字”一天一天地增加。在1930年的下半年，东北已呈现出来“弓在弦上”的情势，一般人谁都似预感出战乱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而且，在另一方面，奉系军阀的铁蹄更践踏在吉林民众的头上。虽然，大部分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可是，每一个压迫是播了一个种子了。“醉鲜饭店”、“倶乐部”、“大老徐”……在各个的印象上，都令我们感到有白刃对着我们。我们都感到快要亡国了。而“亡省之苦痛”是也令我们忍受不住的，因为太久了。我们想办一所小学校都不可能，而他们呢，则是尽量的刮地皮，养了好些通匪而且公开绑票的保卫团。往事真是不堪回首！想起来是如何地痛心啊。“国语文”都在违禁之例。因为学生看《白屋文话》，一个中学校都被查封了。这一类的事情，真是数不胜数。于是，安分教书的我亦忍不住了。秋天，“永吉影戏院”遭了火，一夕烧死了百数十人。警察消防立视不救。这该是如何地痛心的一件事呀。学校学生叫我作了一副挽联。我挤出来如下的一副东西来：

警察说人头真好看，消防说快救财政厅，一晚间竟牺牲那些人命，处此封建社会，谁说非势所必至？

报纸里无丝毫哀掉，官府里只记过塞责，满城中笑谈着这场惨剧，在彼野蛮人群，原来是理有固然！

这一副挽联是使吉林的好些朋友叫快的。然而，仅仅地叫快，又能怎样呢？那些奉系军阀现在大部分是作了“满洲国”的高官了。

到了冬季，吉林的农村越发地破产了。“九·一八”的前兆越发地显露了。吉林的生活，再忍不下去了。于是，在年末，向着故乡致了永别的敬礼，我一个人就走上了我的长长的旅途了。因为想离开教员生活，转到卖文的生活的方面来，所以就飘泊到南方来了。到了上海，不到数月，就听到“万宝山事件”。不久就是“九·一八”了。

六

虽然处在都市中心，不能亲睹东北的惨状了，但是，或从报纸上，或从朋友的口中，是总得彼方的一点消息的。我心中时时酸痛。乘着我还有声音，叫我时时地唱《流亡者之歌》吧。可是，现在的东北究竟是怎么样了？

1933年11月18日

（原载《现代》第4卷第4期，1934年2月1曰）

[1]法文，此处可译作“克制”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