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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鸟的名字（第3页）

原来，罗眼镜没打算出卖他，那幅画，只不过是他的一幅作品。

但李向志不放心，直到再次更换了墙报，他才去把收音机取回来。

收音机埋在很深的土里，已严重受潮，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杂音很重，别说听敌台。他把耳朵贴在机身上，尽量不漏掉一个字。听出的结果，是那个栏目已经停办了……这都是罗眼镜害的。

次日一早，他把收音机扔进了炉膛。

事过多年，当得知了父亲的真正下落后，他才原谅了那个已经成为大画家的人。

李向志很少谈到他的母亲。他怀念或者说追随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却对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极少提及。在我的印象中，关于母亲的话题，他只主动给我谈起过两次。一次是遮遮掩掩地讲述大胡子怎样半夜三更到他们家，另一次，是我俩在一家咖啡馆里，他说到自己当年为什么从故乡逃跑。

他说兄弟，我实在不忍心看我妈挨斗。响水滩斗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可能扇耳光，跪柴块，或者在毒日头下罚站，响水滩不这样，他们把斗争做成娱乐，事先选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伙，在镇子中央的祠堂里（枯水季节，就在河滩上），占据天、地、人、和四方，把我妈这样的牛鬼蛇神夹在中间，你一肩膀撞过去，我一肩膀顶过来，比谁把力道拿捏得最好：既不把人撞倒，又要撞得足够有力，让牛鬼蛇神打出的趔趄，像扭出的舞步一样好看。笑声把响水滩的天都掀翻了。观众笑，甩肩膀的笑，斗争对象也要笑，不笑就证明你不高兴，就一直这么撞下去，直到你笑出来为止。他们的脸的确笑了，但那是假笑；他们的屁眼才是真笑：好些人的屎尿都被撞出来了。当时有人给这种玩法取了个名字，叫“开天劈地”。真是名不虚传。我母亲的屎尿没被撞出来，却从裤管里掉下一团血糊糊的东西。那是卫生巾。那时候不叫卫生巾，叫月经带，一根丝瓜样的长条形布袋里，塞满柴灰，吸女人的血水。

而下一回跟我聊同样的话题，他又不是说的这回事，而是说太饿了。他说响水滩那旮旯，除了鹅卵石，啥都不产，家里来了客人，就捡一盆鹅卵石，用盐炒了，你拿一块，我拿一块，滋滋地嘬那卵石上的盐味儿。后来食盐紧缺，连这道菜也端不出来，就只有大眼瞪小眼。他想活命，只有逃走。

第三次聊，他说的是：兄弟，不跑，我就结不到婆娘。响水滩人人都知道我的底细，谁愿意嫁给我？我想啊，想婆娘啊！当时我以为，只有特务婆娘的儿子才想婆娘，到达钢才明白，罗眼镜也跟我一样想，罗眼镜根正苗红，怎么也想呢？这让我相当吃惊。他想婆娘，就把婆娘画出来，有次我俩偷回一窝白菜，我拿刀正要切，他说别忙！之后提起画笔，画那窝白菜，结果他画出的是一个女人，绿衣绿裤，水灵得要让人晕倒……我感觉响水滩的年轻女人都知道我在想她们，跟她们碰面，我的头抬起来不是，低下去不是，我在她们眼里，五脏去了四脏，只剩下一颗肮脏的心，我能不跑吗？

他说了这么多，但我觉得，在为什么逃跑的问题上，他一直在十分真诚地欺骗自己。

他没骗我，而是骗他自己。

他说出的每一种理由，都可以看成理由，却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他恨自己的母亲。

自从到了成都，他就把母亲搁在疗养院里，如果他是个大忙人，还情有可原，然而事实不是这样。那回他去米亚罗买了几斤天鹅蛋，也是送给小区里的老太婆，让她们尝了鲜，却没给母亲尝尝。最奇怪的是，2008年5月20日，也就是汶川地震一个星期过后，我坐他的车去北川，刚到绵阳，他接到一个电话，是成都某敬老院的马院长打来的。李向志怒气冲冲，说马院长你别管她，她撞死了我不会找你们说半句话！她不会死的，要是她真想死，为什么撞铺盖卷呢？为什么不往墙上撞呢？言毕啪的一声关了手机。之后车开出十几公里远，他依然是满脸怒容。

马院长来电话，自然是说他母亲，他怎么会这样？

有回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老婆就是被我妈赶走的。”

他似乎是想表明，因为这件事，他才恨母亲。他说他老婆很漂亮，是达钢厂的厂花。这话我并不相信，凭他的地位和长相，不大可能把厂花弄到手，除非达钢厂的男人全都不喜欢漂亮女人；话又说回来，就算老婆真是厂花，婆媳间起一些争执，也是平常不过的事，为这事就离婚，错不在母亲。

我有一种感觉，他对母亲的恨，并非离婚之后才有，而是在响水滩就有了。要不然，从响水滩逃走的那个夜晚，为什么把母亲瞒住？他这一逃，就是十二年，在这长长久久的时日里，他没给过母亲一个消息，开始几年倒说心存畏惧，八年之后，形势变了，他不仅可以给母亲写信，还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把母亲接走，但他没有写信，更没有及时去接……

这次去红原的路上，我俩夜宿川主寺。成都热得不行，高原上却冷得像冬天，房间里被盖单薄，又没空调，睡到半夜，两人都被冷醒了。他起来看电视，可摆弄来摆弄去，就是打不开，他“噢——嗬嗬——”的喊叫几声，像发火，又像练嗓子。整个一幢宾馆，只住着我们两个客人，他把嗓子喊破，也只有离得很近的星星听见，人听不见。练了嗓子，他又把琴取出来拉。他随身带着小提琴。小提琴也是在达钢厂学的。他的好多本事都是在达钢厂学的。我简直不明白他在那家厂里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学过。他曾经告诉过我，说他是厂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但他拉得实在不怎么样。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解释说，他二十年没摸过琴，两个月前才重新捡起来，手指不听使唤，何况还冻僵了。

言未毕，他接连打了几个喷嚏，之后说：“别感冒了啊。我还是我妈死的时候才感冒过一次。”

我这才知道他母亲已经死了。

“啥时候的事？”

“去年十月份。”

“为啥不通知我？”

“人死如灯灭……”他说，“我哪个也没通知。”

路越来越烂。一条河傍着公路往下走，或者说，公路傍着河流往下走。河流很窄，却咆哮得像条大河，把两边的山壁撞得轰轰隆隆响。山体倒是渐趋生动了，林木深密，岚烟如雾。这么茂密的林子，却看不见一只鸟，也听不见一声鸟鸣。我原以为，鹧鸪山上一定是鹧鸪成群的。

往常，我最害怕李向志话多，有时候，他的话多得如同灾难，天南地北的，张口就来。可今天他没怎么说话，他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唱那首歌，每一句都唱得很动情，仿佛那片刚刚被我们甩在身后的草原，真是他的家。事实上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他在那里买了两匹马，请人养着。给他养马的人，名叫色儿青，是个十九岁的藏族姑娘。他走色儿青家，就像走自己的家。其实，他去年才跟色儿青认识。

去年也是这季节，他带着保姆，去了若尔盖，然后去红原，车在鲜花遍野的草原上飞奔——他开车总是这样，路再烂，也把车开得像逃跑，何况红原作为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正打造与九寨沟、黄龙溪的旅游共同体，路都是硬化过的——他眼睛的余光瞥见路边有家店子，出售酸奶，便停下来，挽着保姆的手，去了那家店子。守店的就是色儿青。色儿青刚从成都畜牧学校毕业，汉话说得相当地道，把酸奶卖给他们，还请他们进屋坐。他本就是个闲散人，只要高兴，在哪里都能坐上一天半天。于是他就进去了。山区汉人住的那种木屋，并不宽大，倒也整洁。

他虽已六十多岁，却健壮得就像个中年人，因此色儿青叫他叔叔，把他保姆叫姐姐。她以为那保姆是他女儿，不知道是他保姆，还兼做他的情人。离婚在他心里留下了一块活着的伤疤，他始终忘不了老婆，发誓不再娶，却并没停止过找情人。他找的情人都是在校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毕业过后，双方关系自动解除。

色儿青这么叫，李向志没纠正，他保姆也没纠正。凡跟他的保姆，基本上都是不大说话的。她们把话留给他说。李向志问色儿青为什么没在成都谋事，却回了山高水高的草原。色儿青说，我就是想在成都找事情呢，可找不到啊，李叔叔你帮帮忙吧。他说没问题啊，然后问她会些什么。“我会医牛医马，”色儿青说，“我学的就是这个。”李向志又说好，没问题。听上去，像成都有成群的牛马等着医治。这时候，色儿青的父亲回来了。她父亲则白是红原县壤口村村长；红原地域广大，却难见人烟，全都是一乡一村，因此也可以说则白是壤口乡乡长。色儿青对父亲说：“阿爸，这是李叔叔，他要在成都给我找事情。”则白咧了嘴笑，满口整齐的白牙，似能嚼碎世界上任何一种骨头。

跟则白握了手，李向志就要走了，可则白不让走。则白摸出手机打电话。十余分钟后，远处驶过来一辆摩托。驾车的是色儿青的母亲尼玛准。尼玛准带着青涩如少女般的微笑，走进屋来，并没给客人打招呼，就洗了手，进了厨房。她勉强能听懂汉话，但不会说。家里，就她跟婆婆不会说汉话。从穿着上看，也只有她跟婆婆才像藏人：则白穿衬衫，色儿青穿T恤，尼玛准和婆婆都是满身藏服。

没过多久，尼玛准端出一大盆手抓牛肉，还有一盘“和尚包子”。

吃了牛肉和包子，天色已晚。则白一家盛情挽留，李向志和他保姆便决定住下来。

公路两边都是草场。南边的草场之外，是连绵的群山。北边的草场没那么宽广，出店百米就被河流分割（一路跟随我们在鹧鸪山穿行的，就是这条河），河的那边也是山，尼姆登山，比鹧鸪山的海拔高了千余米，却照样被针叶林覆盖，望过去，蓊蓊郁郁的，满眼的绿。

李向志问则白：“你家有多少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