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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鸟的名字（第2页）

然而，我越说害怕，李向志把方向盘敲得越响，车也开得越快。

我知道他是在显示，显示自己的“不要命”。

他总是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自己的“不要命”。对此，第一次跟他去川西高原，我就见识过了。那是八年前，我跟他结识不满三个月，春节就到了，除夕天夜里，他打电话来，问这几天有空没有，我以为他是要聚一下的，就说有空，他说好。只说了声好，别的啥也没说，次日一早，他就把车开到我的小区门外，我才知道是要去高原。我啥也没准备，他说，不过出去玩几天，准备个球哇！

这次出行并没有特定的目标，走到哪里，想回去了，就回去。到二郎山我就想回去了！那地界，雪山围裹，老鸦乱飞，老鸦边飞边叫：“哇——哇——”在我们老家，听到老鸦叫是不吉利的，是要死人的。我心里发寒，李向志却放声歌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他的歌声把山唱得更高，也把天唱得更蓝。孤鹰在高空盘旋，看上去不像寻找猎物，而是炫耀它的孤独。过了康定，次第翻越高尔寺山、剪子弯山、卡子拉山，海拔都接近五千米的，我嘴皮发乌，呼吸困难，他却依旧高歌，嘭嘭嘭地敲着方向盘。两天过后，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县城理塘县。李向志把车往加油站开，说：“把油加满，找地方吃顿饭，就打道回府。”我这才精神一振，想好生跟他说几句话。

一路上，我都没好生跟他说过话，我不是敷衍他，就是顶撞他。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或许，我根本不该把自己的落脚点选在成都，也根本不该跟李向志认识，更不该跟他成为朋友。

加油的师傅见我们的车是省城牌照，很惊讶：“你们真不要命啊，这季节……要去哪里？”

不是说吃顿饭就回去么，可听人夸奖“不要命”，李向志想也没想，大声说：“稻城！”

师傅豁着嘴，老半天才咕哝出一句：“那你们是真不要命了！”然后给我们举例，说前年五月，他儿子开车送几个香港客人去稻城，途中翻越海子山，客人吓得惊叫，继之痛哭。又说去年八月，警察在山谷中发现一辆残车，车里躺着一对男女尸骨，据推断，这对男女已死三年了。

师傅不知道，他越这样说，李向志越来劲。我也根本拦不住他，车是他的，又只有他会开。

不到川西，不知中国之大；不到海子山，不知高原之险。旋风把玻璃推开，车里沙雾弥漫，睁不开眼。眼镜片上积了厚厚一层沙土，头发变黄，摸上去像陈年的地衣。待风沙止息，暗冰四伏的路面，又窄得像根舌头，两侧深不见底，陡直的崖壁棵草不生，车轮一半贴地，一半悬空。到这时候，想撤退也没个地方倒车了。即使能倒车，李向志也不会撤退。车行数十公里，都荒无人烟，唯獐、鹿、豹潜踪匿迹。四野乱石，草地稀疏，只有烈风送走日月，不知豹们以何为食，如何安寝。人家熟悉这段路的，也把车开得如蜗牛爬行，李向志却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拐过一个手肘形弯道，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一条小狗，追着我们的车咬。李向志乐呵呵的，说：“兄弟呀，高原上的狗也寂寞呀。”

话音刚落，车就长了翅膀……

不知过了多久，两人清醒过来。钻出车外，发现车是朝崖下翻去，但有块石头挡住了它。没这块石头，我们就要像那对男女，很可能几年后才被发现，也可能永远发现不了。

我们都没大受伤，只扎了满头满脸的玻璃碴。

李向志把玻璃碴拈去，哈哈大笑，“照相照相！”他说。

随后他走近晃晃悠悠的车身，从后座拉出相机，让我给他照张人和车的合影。

回到成都后，他把这张合影发给了他所有的熟人。

有时候我想，李向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让别人觉得他不要命呢？

他是真不要命，还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他“不要命”的父亲的怀念？

当然，怀念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很奇怪的，我们无法想象去怀念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似乎用追随更恰当。李向志是在“追随”他的父亲。

在达钢厂领到第一笔薪水后，他既没想法给母亲写信报告行踪，也没买吃买穿，而是买了一部收音机。他的薪水低得出奇，不够买一部收音机，便找工友借。给他借钱的是个电焊工，酷爱美术，因此还负责厂里的宣传画和墙报插图。此人姓罗，戴着深度眼镜，大家都叫他罗眼镜，十余年后，罗眼镜因一幅作品，不仅名震画坛，还波及文化界和思想界；那幅作品用画领袖人物的尺寸和笔法，画了一个饱经沧桑的农民。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电焊工罗眼镜会有那么大的出息。他跟李向志住在同一间宿舍，夜里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两人便翻过围墙，去偷农民的白菜。那正是武斗搞得如火如荼的年月，不少人，包括工厂附近的农民，都有枪。因此，尽管只是偷白菜，也冒着丢命的危险，从买来收音机那天起，李向志夜夜收听。虽然跟罗眼镜在偷白菜的时候结下了战斗友谊，他还是做得很小心，用被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捂住，声音开得如同蚊子叫，一个人听。

他听的不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是台湾电台——那时候，叫敌台！

罗眼镜知道他在听敌台，但罗眼镜不动声色。

二十多天后，李向志下班回来，见路边的墙报焕然一新，便走过去看。

他没上过学，一天也没上过，本是不识字的。在他老家响水滩，每隔十天半月，就要放场露天电影，只要银幕上现了字，全场都念，比如放的是《英雄儿女》，片名出来，全场便响起不甚整齐却格外高扬的声音：“英雄儿女。”接着是制片厂家。电影结束，念字的声音再次响起：“一九六四年。”但还有一个字呢，人人都知道还有一个字，因为那时候，每部电影都不止看十遍八遍，大家站起身，提上凳子，等那个字出来，念了，才离开，不会念的，也要听了才离开；那个字是：“完。”每次听别人念字，李向志都抬头望天。天上是一个空洞。到了达钢厂，跟罗眼镜住在一起，他见罗眼镜既看书又画画，还在画上题字，便去讨好罗眼镜，想跟他学认字。他讨好的办法除了偷白菜时跑在前头，还就地取材：每次回宿舍，都给罗眼镜提一桶热水，让他洗脸洗脚。罗眼镜每天教他三十个字，他把这些字当饭，不是认字，是吃字。没过几天，厂里放电影，当金光闪闪的五角星推出了片名，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认识那几个字，便挺着胸膛，唱歌一样念。他的声音比蜂鸣箱里的还大！全场都奇怪地盯住他，他也很奇怪地盯住别人。他知道，厂里识字的人，比响水滩的多，但厂里的人看电影，却不高声念字，这让他异常震惊，也格外失望。

但毕竟，他识字了，他为字着迷，路上看到脏不可忍的碎报头，也捡起来看，别说新换的墙报。

然而那天，他走近墙报，一个字也没看清，脱壳里就像放礼花那样炸开了。

右上角有幅没有题目的插图：一个人，整个上半身被铺盖笼着，只把屁股露出来，高高翘起；头部的位置，伸出一根天线。

谁都能看懂这幅画的意思。

“罗眼镜把我卖了……”他想。他听敌台，并没想卖国，只不过想听到父亲的消息。他还没有听到父亲的任何消息。午夜时分，台湾电台有个节目，介绍军队旧将，随蒋介石去了台湾的川东北人，他听到了七个人的名字，这七个人，军衔最低的也是少将，他父亲抗战晚期才做了尉官，就算青云直上，也混不到将官，但他相信，从高到低，总有一天会说到他父亲的。——却被罗眼镜出卖了。

他把收音机藏进了农民的菜地，等着别人来抓他，把他打进大牢。

可好几天过去，都风平浪静。

这几天，罗眼镜照常教他认字，但没有一个字他是记住的。

有天晚上，罗眼镜把三十个字写好，他刚坐过来，罗眼镜突然问：“你为啥不听收音机了？”

他噌的一声坐得梆直。

罗眼镜说：“墙报上那幅画，只不过是我的一幅作品，与你有啥球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