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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勃洛克 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第1页）

第五讲勃洛克: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

俄国学者公认，勃洛克发展、完善了俄国象征主义，并且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是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也是20世纪的大诗人之一。

一、在爱的温情中勤奋创作的一生

勃洛克（1880—1921），1880年11月28日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法学教授、哲学家，但他对勃洛克几乎没什么影响。勃洛克一出生，父母就离婚了，父亲去华沙大学任教，他们很少见面。勃洛克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安·尼·别凯托夫家度过的。对他日后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别凯托夫被称为“俄国植物学之父”，曾任彼得堡大学校长，学识渊博，爱好文学，他的家人个个在文学方面颇有造诣——勃洛克的外祖母、母亲、两个姨妈都是作家兼翻译家，大姨妈则写小说和诗歌。与此同时，别凯托夫作为文化名流，青年时代就已结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萨尔蒂科夫、屠格涅夫关系友好，与契诃夫书信往来，并与鲍特金、巴枯宁、丘特切夫、索洛维约夫的家庭保持着亲密的联系。这个科学、文化、文学气氛浓厚的家庭不仅开拓了小勃洛克的视野，而且奠定了他良好的文化、文学基础。

勃洛克几乎是在女性的宠爱和爱的温情中长大的。图尔科夫指出，“他是全家的偶像和宠儿”，外祖母、母亲、几位姨妈、奶妈，“人人都喜欢他”，大家都围着他转，给他看的《动物生活》准备相应的译文和注解，为他讲故事，朗诵茹科夫斯基、费特等人的诗歌，念民谣。以至他在自传中写道，从儿时起，就有诗歌潮流在不断地冲击自己。尤其是母亲，“她的全部爱都集中到儿子身上。‘俯下身来的母亲的形象’，勃洛克对童年的回忆总是充满感激之情。小时候他特别依恋母亲，后来，她不但成了他的老师，还成了他可以信赖的朋友，无话不说的知己，他的诗第一个鉴赏家和第一个细腻和敏感的批评家”。在女性的宠爱与关怀中长大，不仅培养了他女性般细腻、敏感的个性，而且使他日后对索洛维约夫的“永恒女性”特别着迷，更使他养成了女性般的生性腼腆，沉默寡言。

勃洛克自幼聪慧，五岁开始写诗，并自办手抄杂志。当他于1903年在《新路》杂志上首次发表10首短诗时，他已经写过600多首诗。1898年他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1901年，由于对茹科夫斯基、柏拉图和弗·索洛维约夫等人的崇拜，他转入文史系，1906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勃洛克早期的诗作与其情感经历密切相关。1877年夏，不足17岁的勃洛克随母亲和姨妈出国，在德国经历了一场爱的洗礼——与37岁的成年女性（几乎与勃洛克的母亲同龄，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科·米·萨多芙斯卡娅热恋。据勃洛克的姨妈玛·安·别凯托娃回忆:“这是一个身材修长，体态匀称，容貌端庄，有一双动人的蓝眼睛的女郎”，“她是小俄罗斯人，她的风韵，她的装束，还有她的大胆而勾魂的逢场作戏，很难不让年轻人想入非非”。这次恋爱，既向他显示了高尚的爱情理想和爱的温情，又揭示了这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及其在现实中的必然悲剧，而这又成为此后他一生中对爱情悲剧的敏感、领悟与表现的基础。他写下不少诗表现这一段情感，1922年辑为《少年的诗篇》出版。1909年，讹传萨多芙斯卡娅已死，勃洛克在感伤之中，又写出了献给她的著名组诗《过了12年后》。1898年，勃洛克热恋着美若天仙的少女——著名科学家、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之女柳鲍芙·德米特里耶芙娜·门捷列娃。他给她送丘特切夫、费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弗·索洛维约夫的诗及勃留索夫办的杂志，为她写下了800多首诗。1902年11月，他终于表白了自己的爱情，1903年8月如愿以偿地和自己朝夕思慕的意中人门捷列娃结婚。

1903年是勃洛克春风得意的一年。春天，他的处女作几乎同时在彼得堡的《新路》杂志和莫斯科的文选《北方之花》上发表。8月，他与朝思暮想的意中人成婚，沉浸在爱的温情中。与此同时，他加入了象征派行列，既与彼得堡的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也与莫斯科的象征主义作家勃留索夫等建立了联系，而他的诗在莫斯科建立的以别雷为代表的索洛维约夫青年崇拜者和追随者小组中受到热烈的欢迎。1904年底，格利夫（狮身鹰头怪）出版社出版了勃洛克的处女诗集《美女诗草》。此后，他对生活越来越关心。1906—1908年他的写作技巧趋于成熟，著述甚丰，已成为一位名闻遐迩的职业文学家，为许多报纸杂志撰稿，不仅作诗编剧，而且也写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

1909年，勃洛克去意大利和德国旅行。1911年，他再次漫游欧洲的巴黎、布列塔尼、比利时、荷兰、柏林等地。1913年，第三次游历欧洲。到十月革命前夕，他已成为俄国首屈一指的大诗人。1916年夏，曾应征入伍，在土木工程兵大队服役，修筑野战工事，得到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的消息后，请假返回彼得堡。1917年5月，进入为调查沙皇政府的部长和大臣的活动情况而设立的非常调查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后，他在国家经典作家作品出版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戏剧局、高尔基创建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大剧院、诗人协会（第一任主席）都担任过职务，写了大量的论文、特写、书评以及历史、文化、文学和戏剧问题的札记，也创作了一些诗歌。1921年8月7日因病去世。

在爱的温情中，勃洛克一生创作相当勤奋，著作颇丰。诗歌创作计有《美女诗草》（一译《美妇人诗集》）（1904）、《意外的喜悦》（1907）、《雪中大地》（1908）、《夜间集》（1911）、三卷集《诗歌集》（1911—1912）、《俄罗斯诗草》（1915）、四卷集《诗歌集》（1916）。陆嘉玉指出，后来，“勃洛克将这些诗篇大体上按照写作年代编成了三部诗集。第一部诗集（1898—1904）包括组诗《黎明之前》《美女诗草》和《歧路》。第二部诗集（1904—1908）包括组诗《土地的泡沫》《城市》《白雪假面》《自由思想》以及长诗《紫罗兰》等。第三部诗集（1907—1916）包括组诗《可怖的世界》《报应》《抑扬格》《意大利组诗》《竖琴与小提琴》《祖国》以及长诗《夜莺花园》等。这三部诗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部曲》，每一集都标志着诗人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定阶段”。他的两篇著名长诗《十二个》《斯基福》（一译《西徐亚人》）则写于十月革命后，此后几乎停止了诗歌创作。他的创作集俄国象征主义之长，因此被称为集大成的象征主义诗人。

勃洛克自小喜欢舞台艺术，多次上台表演，他正是在演《哈姆莱特》一剧时与门捷列娃熟识并相恋的。他一生写有多部戏剧，主要有《抒情剧》（1908），包括三部诗剧《滑稽草台戏》《广场上的国王》和《陌生女人》，《玫瑰花和十字架》（1912）等。

勃洛克在俄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斯洛宁指出:“他的名字是应与俄国五大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费特与邱采夫（即丘特切夫——引者）并列的……他不仅是个写出美妙诗句的人，而且代表俄国文化。倘如我们说普希金奠定俄国文明之新阶段且表示出其未来的发展，则继承普希金的勃洛克可以说是此阶段之最后一位人物。”

二、诗歌: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

勃洛克的创作时间比较长。关于其创作与分期，中俄学者有着不太统一的见解。

苏联学者科瓦廖夫等把他的创作分为早期诗作和摆脱象征主义影响之后两个时期。我国学者陆嘉玉的观点与此类似，认为应该分为“早期的诗歌”和“成熟期的诗歌”两个时期。

孙美玲则认为应分为四个时期:“勃洛克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897—1901）以《美妇人诗集》为标志，爱情为中心主题，更多地表现了封闭的自我精神世界，广泛而多样的人民生活尚未成为他的诗神所深切关注的对象。他的诗作意境平稳，神韵和谐。第二阶段（1901—1908）以诗集《意外的喜悦》《白雪假面》、抒情剧《草台戏》等为代表，他突破狭窄的生活圈子，转向表现生活、社会、大自然、人的自发性力量，他认为艺术是‘自发性声音和自发性力量’。第三阶段（1909—1917）诗人创作了《意大利诗集》、长诗《夜莺花园》《报复》，以及剧本《玫瑰花和十字架》和大量文章。勃洛克的诗从表现自发性力量过渡到强调诗歌的倾向性和诗人的天职，表现在俄罗斯实现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时期，构成了诗人创作的第四阶段，长诗《十二个》为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长诗表现了诗人对革命的追求和赞颂。”

勃洛克在概括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把诗歌探索分为三个阶段:神秘主义的“正题”阶段（1900—1904，包括《黎明前》《美妇人集》《岔路口》三个组诗）;怀疑主义的“反题”阶段（1904—1907，包括《大地的气泡》《城市》《白雪假面》《自由的思想》等组诗）;最后的“合题”（或“综合”）阶段（1908年以后，包括《可怕的世界》《报应》《竖琴与小提琴》《卡门》等组诗），而处于每一阶段中心的，是关于俄罗斯的诗歌。他认为自己的全部创作好似一部完整、宏大的“抒情三部曲”，他在其中描述抒情主人公“我”的道路:从最初的“和谐”走向“混乱”与“悲剧”，再走向为“美”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走向新生活与新俄罗斯的创造。阿格诺索夫等学者支持诗人自己划分的这种“人化的三部曲”（从瞬间耀眼的强光——穿越必经的沼泽林——奔向绝境、奔向诅咒、奔向《报应》——到“社会之人”的诞生、艺术家的诞生、直面世界的勇士的诞生……），我国郑体武、李辉凡、张捷、李毓臻等学者也尊重诗人自己的这种划分。

我们认为，前两种分期法过分注重社会现实政治内容，而忽略了作为一个诗人对美的追求及其内蕴的复杂性（如科瓦廖夫等彻底否定象征主义，认为勃洛克后期完全摆脱了象征主义，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而勃洛克自己的概括则比较准确。但我们认为，任何一个诗人不可能生活于真空之中，尤其是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诗人，作为一个置身于多次动**与革命时期中的诗人，何况俄罗斯民族有很强的救世、公民意识，勃洛克又从小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救世主义及涅克拉索夫（他从小熟悉涅克拉索夫，青年时曾一度熟读涅克拉索夫，深受其影响）公民意识的影响，因此，他的诗歌创作是先锋精神与公民精神的融合，只不过在早期先锋精神突出一些，在后期公民意识浓厚一些而已。但他最好的诗往往是这两种成分的有机融合。

先锋精神主要指当时最前卫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潮。勃洛克与索洛维约夫一家是亲戚关系，往来颇多。他十分了解早逝的弗·索洛维约夫的哲学思想，同时又受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宗教救世观念的影响，而弗·索洛维约夫的影响更大一些。弗·索洛维约夫的“两个世界”学说、“永恒女性”观念、道德纯洁理论对勃洛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勃洛克早期的诗歌几乎完全笼罩在弗·索洛维约夫的思想之下。如《美女诗草》本是写他对门捷列娃的爱恋之情，但他以弗·索洛维约夫的理论为蓝本，把门捷列娃神秘化、理想化，变成“永恒女性”，变成美与理想的化身，从而使这一形象既实又虚，达到了一种极其神圣纯洁的高度。与此同时，他又接受弗·索洛维约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及勃留索夫等的影响，大量采用象征主义的各种手法，沉入自我心灵，从而使哲学思想与象征主义有机融合，体现了极为突出的先锋精神。

公民意识在俄国根深蒂固，它具体体现为爱国热情、人道情怀、个性独立。《伊戈尔远征记》早已初步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17、18世纪在俄国的盛行，更是明确强化了这一点。古典主义文学要求热爱祖国、尽职尽责，即使感情与爱国发生冲突，也必须以理智克制感情，克尽义务。19世纪普希金、“十二月党人”诗人、涅克拉索夫及“民粹派”在这方面一浪高过一浪，终于使公民意识高扬到了极点。科瓦廖夫等指出，勃洛克正是在这深厚的文学文化传统中培养了很强的公民意识，并因此而深深影响了青年诗人叶赛宁:“勃洛克关于抒情诗的自我表白性，关于抒情诗中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不可分割以及关于诗人的公民责任感等看法是叶赛宁所共有的。”

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使勃洛克的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较之纯象征主义的神秘、虚幻多了一份明朗、厚实，而较之纯公民诗，则又多了一份含蓄与韵外之致。

先锋精神与公民意识的交织与融合具体表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