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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下册）20世纪俄国文学03

首先，是奥维奇金的农村特写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接着爱伦堡的“解冻”形成了“解冻文学”风潮，而肖洛霍夫的《人的命运》则引发了苏联战争文学新的浪潮——“战壕真实派”。

奥维奇金（1904—1968），1952年发表了描写农村生活、积极干预生活、揭露农村阴暗面尤其是农村干部的官僚主义和领导作风不纯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的特写式中篇小说《区里的日常生活》，通过包尔卓夫和马尔登诺夫两个区委书记不同领导作风的对比，揭露苏联农业管理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弊病;接着，又推出随后的几篇:《在前沿》（1953）、《在同一个区里》（1954）、《自己动手》（1954）、《艰难的春天》（1956），矛头不仅指向农村中的官僚主义，而且指向他们的后台——更高级、有资历、与莫斯科的最高官员有联系的人。这些作品后来合成中篇小说集《区里的日常生活》，打出了“暴露文学”的旗帜，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当代苏联文学的“第一只春燕”，“标志着农村文学的质变”。随即，形成了“奥维奇金派”，重要作家作品有:特罗耶波尔斯基（1905—1995）的《一个农艺师的杂记抄》（1953—1954），多罗什（1908—1972）的《农村日记》（1954—1970），扎雷金（1913—2000）的《今年的春天在蒲扬诺夫卡》（1954）、《红色的三叶草》（1955），沃罗宁的（1913—2002）的《不必要的荣誉》（1955），卡里宁（1916—2008）的《在中等的水平上》（1954）、《月夜》（1955），田德里亚科夫（1923—1984）的《伊万·楚普罗夫的堕落》（1953）、《阴雨天》（1954）、《不称心的女婿》（1954）、《死结》（1956），索洛乌欣（1924—1997）的《金窖》（1956）、《弗拉基米尔乡间公路》（1957）等。

爱伦堡（1891—1967），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暴风雨》（1947）、《解冻》（1954—1956），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0—1965），代表作是《解冻》。小说主要叙述厂长茹拉甫辽夫的故事。茹拉甫辽夫是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自私保守、专横霸道、思想僵化，毫无人情味，一心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前程，拼命追求高指标，而不管工人的死活，对妻子和女儿也毫无感情。他让工人长期住在破草房和木棚里，总设计师索科洛夫斯基因为这个问题批评过他，他就借其妻女去比利时为由散布流言蜚语，对其进行诬陷和迫害。他漠然对待将有十级暴风的天气预报，造成三排工棚在暴风雨中倒塌的重大损失，因此被解职，他的妻子——热爱教育事业的中学教师莲娜也带着女儿离开了他。小说以此揭露和抨击了官僚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及其造成的严重恶果，最早提出“关心人、爱护人”的主题。小说“解冻”象征漠视人的官僚主义时代——斯大林时代的结束。

《解冻》发表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一场“解冻文学”的潮流。解冻文学，是指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到60年代中期的苏联文学，它高扬人道主义旗帜，以一种更理性、清醒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批判个人崇拜和“无冲突论”，反叛过去公式化、概念化、粉饰生活、回避矛盾的僵化的文学模式，大胆揭露生活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充分反映了解冻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一般认为，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从1953年到1957年初，**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除了爱伦堡的《解冻》、“奥维奇金派”的特写小说外，在当时影响颇大的作家作品还有，杜金采夫（1918—1998）的《不单是为了面包》（1956）、尼林（1908—1981）的《冷酷》（1956）、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旅途中的战斗》（1957），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1957）、列昂诺夫的长篇小说《俄罗斯森林》（1953）等。第二阶段大致从1957年到60年代中期，**在苏共二十二大前后，从第一阶段的暴露个人迷信及其危害发展为全面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充分肯定个性的独立和个人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甚至描写残害人的集中营生活。重要作家作品主要有:田德里亚科夫的《三点、七点、爱司》（1960）、《审判》（1961）、《蜉蝣命短》（1965），雅申（1913—1968）的中篇小说《沃洛格达州的婚礼》（1962），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阿勃拉莫夫（1920—1983）的特写《绕来绕去》（1963），特罗耶波尔斯基的《芦苇丛中》（1963），扎雷金的长篇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卡扎科夫（1927—1982）的《曼卡》（1958）、《在车站》（1959）、《在途中》（1961）、《蓝与绿》（1963）、《面包的味道》（1965）等，以及“第四代”作家的作品、集中营文学（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描写了苏联集中营的生活，开启了“集中营文学”的先河）。

“解冻小说”中颇为另类、特别突出的是“第四代”作家（也称“青春杂志派”“青年小说派”“自白小说派”）。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大多反对继承文学传统，主张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宣扬个人主义，致力于反映当时苏联青年缺乏信念、丧失理想、思想混乱、精神空虚的迷惘情绪，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在诗歌方面主要有诗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1932—1994）、叶夫图申科（1933—）、沃兹涅先斯基（1933—2010）、阿赫玛杜琳娜（1937—2010）等;在小说方面，主要作家及作品则有:格拉季林（1935—）的《维克多·波德古尔斯基演义》（1956）、《新年第一天》（1963），库兹涅佐夫（1929—1979）的《传说的继续》（1957），奥库扎瓦（1924—1997）的《祝你健康，中学生》（1961），马克西莫夫（1930—1995）的《人活着》（1962），沃依诺维奇（1932—）的《我想做个诚实的人》（1963），以及阿克肖诺夫（1932—2009）的多部作品: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了》（1964），短篇小说《飞向月球的途中》（1962）、《爸爸，拼一拼》（1962），中篇小说《摩洛哥的橙子》（1963），作品集《弹射器》（1964）、《可惜您没有和我们在一起》（1969）等。

“解冻文学”突破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旧模式，在相当程度上冲破了教条主义的限制，脱离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摆脱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式，摒弃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弊病，大胆触及了长期以来人们不敢尝试的禁区，较为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革命题材”“军事题材”“道德题材”的作品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肖洛霍夫《人的命运》（1956）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不仅暴露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恶，更着重于对普通人物的塑造，思考战争中人的命运、人的价值，描写了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悲剧，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具有开拓意义，引起了十分广泛、极其强烈的反响，引发了苏联战争文学的新浪潮。

首先出现的是“战壕真实派”。这派作家以类似古典主义“三一律”的方式描写战争，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围绕主人公集中、真实地描写一个“弹丸之地”（“一寸土”）一昼夜间发生的小战斗，描写普通士兵、下层军官在战场上的遭遇和真实的感受，刻画在战争岁月中普通战士细腻的内心世界，感染力极强。因描写范围较小，时间跨度不长，对战地环境、战争气氛描写又极其逼真，而得名“战壕真实派”。这派作家十分强调描写的真实性，尽力克服粉饰现实的倾向，突出战壕真实，渲染战争的残酷，致力于表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不幸，描写无谓的牺牲和人的求生本能等。这些作品，较之过去的同类题材小说，在对普通人的刻画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主要作家作品有:邦达列夫（1924—）的中篇小说《营请求火力支援》（1957）、《最后的炮轰》（1959），巴克兰诺夫（1923—2009）的《一寸土》（1959），贝科夫（1924—2003）的《第三颗信号弹》（1962），阿纳尼耶夫（1926—2001）的《坦克成菱形前进》（1963）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战争文学出现新变化，一方面是战壕真实向局部真实发展，并且上升到从人性、道德等角度反思战争的高度，如瓦西里耶夫（1924—2013）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贝科夫的《索特尼科夫》（1970）、《活到黎明》（1972）、《方尖碑》（1973）、《狼群》（1974）等;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全景性小说”，其特点是采用鸿篇巨制，多用复式结构，多层次多线索，不仅描写前沿阵地血腥搏斗的战壕真实场面，而且表现高级指挥人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司令部的真实，力求反映战争或战役的全貌，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概括，表现出当代人对历史事件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构成战争的“全景图”，画面广阔，人物众多（上至大本营的最高统帅，下至战壕里的士兵），情节复杂，地点变化（忽而前线，忽而后方），时间较长，具有史诗规模，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历史画面，因此被称为“全景性小说”或“全景文学”。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最后一个夏天》（1971），邦达列夫的《热的雪》（1969），恰科夫斯基的《围困》（1968—1975），斯塔德纽克（1920—1994）的《战争》（1970—1980）。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西蒙诺夫的三部曲和恰科夫斯基的《围困》。

格罗斯曼的长篇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1953—1961）以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为基本情节框架，展示了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家到喀山的广阔生活画面，从各个方面多个角度，写出了极权专制主义的可怕，写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对历史、对战争、对千百万人的命运及造成其悲惨命运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是一部很有思想深度的战争小说。在艺术上，它打破了那种过分精致的结构，而像生活本身一样广泛、跳跃，从军队到普通百姓，从苏德最高统帅到苏联尖端科技人员，时而战争场面，时而日常生活;时而政治斗争，时而科学研究;时而爱情故事，时而流血悲剧;时而人物争论，时而作者议论;时而苏联，时而德国;人物众多，线索繁杂，结构庞大，气势恢宏，写法则跳**灵动，大胆独特，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此被誉为20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

西蒙诺夫的三部曲，描写了苏军从1941年夏天失利被迫防御到1944年夏天转入全线反攻、德军被赶出国境的战争历程，几乎囊括了战争的全部进程，包括1941年夏德军突然入侵，苏联西部边境战争失利;德军进逼莫斯科，苏军组织反击;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1944年白俄罗斯即将取得胜利的战役。如此众多而又浩大的战争和场景，通过原军报记者、后任集团军司令副官的辛佐夫和30年代被关押坐牢4年、战争开始后担任集团军司令的谢尔皮林将军这两位主要人物贯穿起来，使之连成一个有机整体，从一个侧面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争从1941年6月德军突袭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44年夏天苏军全面反攻将德军赶出国境的全过程，对战争事件作了全景性的描写。三部曲画面广阔，包罗万象，既全景式地反映了有头有尾的战争全过程:前方的激战，后方繁重的劳作、艰辛与全力支持，敌后游击战，乃至战俘营的悲惨景象;又写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大会战，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白俄罗斯大会战等大的会战。人物也形形色色，上至最高统帅下至平民百姓——从最高统帅斯大林到各级指挥官，从辛佐夫、塔尼雅等普通军官到平民百姓，纵横交织，形成了斑斓多彩的战争生活画面，堪称苏联战时生活的百科全书，在卫国战争题材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恰科夫斯基（1913—1994）的《围困》是苏联战争题材小说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共180万字，以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主线，再现了司令部里的最高统帅斯大林、朱可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以及德、美、英等国100多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塑造了战壕里的军官、战士、民兵、工农群众等众多虚构的人物形象，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了卫国战争的重大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波澜壮阔的画面，把前线战争与外交斗争以及苏联国内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展示了从苏德战争开始一直到列宁格勒被围困的900多天战争过程，用编年史的方法，真实地描写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的日日夜夜及列宁格勒保卫战，塑造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等人物形象。这是一部真正的全景小说，场面相当宏大，场景不断转换，从苏联最高统帅部到平民百姓——从苏联的大本营最高统帅部领袖斯大林、朱可夫，到苏联司令员、师长、营长乃至士兵，然后又从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希特勒及其左膀右臂，写到围攻列宁格勒的冯·莱布元帅及其部队，也写到其年轻的下级军官、希特勒十分欣赏的丹微茨中校等中层军官。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善于把列宁格勒的围困与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乃至当时苏联的整个战争局势联系起来，人物形象也较生动，如写出了上层人物尤其是斯大林在特定时期的矛盾性和一定的醒悟，也写活了朱可夫和戈沃罗夫、日丹诺夫、费久宁斯基、华斯涅佐夫等高级领导形象，还颇为生动形象地写了兹维亚金采夫、帕斯图霍夫、苏罗甫采夫等中下层军官形象，非常真实地写出了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人民生活的惨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现了工业题材、农村题材、战争题材、道德题材等多方面专门题材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等非主流文学也在悄悄萌生和发展。

1985年以后，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一再发生深刻的乃至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学生活也发生了具有根本意义的、全方位的改变。对文学的行政干预停止了，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真正得到实现，俄国文学更加多元化，也真正多元化了。

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并适当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艺术手法。总体来看，从1954年以来，20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成就，除“解冻文学”“战壕真实派”等文学外，还有“集中营文学”、道德题材作品。

“集中营文学”的主要作品有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长篇小说《第一圈》（1968）以及“文艺性调查初探”《古拉格群岛》（1973），沙拉莫夫（1907—1982）的短篇小说集《科雷马故事》（1966—1978），多姆勃罗夫斯基（1909—1978）的长篇小说《无用之物系》（1978）等。这类作品大都根据作者的个人经历写成，往往融自传、纪实和政论于一体，描写集中营生活的黑暗可怖以及集中营中的反抗、暴动和逃亡事件，把劳改犯个人遭遇的展示和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揭示结合起来，并进行历史和哲学的思考。其中，《古拉格群岛》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道德题材作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坛尤为发达，到80年代进一步深化，且深受当时的读者喜爱。六七十年代，人的生存价值，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人在爱情、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喜怒哀乐，成为作家从道德伦理角度挖掘的主题。70年代中期以来，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前途、人类未来的命运，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冲突，成为重要主题，道德题材作品进一步深化并更哲理化。

1969年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发表，开始了道德探索题材的文学走向。此外，影响较大的道德题材作品还有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1976），利帕托夫（1927—1979）的《伊戈尔·萨沃维奇》（1977），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1969），田德里亚科夫的《毕业典礼之夜》[18]（1974），邦达列夫的《岸》（1975）和《选择》（1980）等。拉斯普京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1974）是另一类型的道德题材作品，属于道德反思、心理探索、良心谴责类型，提出了“人活着是为什么”的问题。阿斯塔菲耶夫表现破坏大自然、践踏人类道德的《鱼王）（1976）和特罗耶波里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等，也属于道德探索题材的优秀之作。

在道德题材领域中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主要有特里丰诺夫、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万比洛夫、切尔内赫等。

特里丰诺夫（1925—1981）的创作生涯以长篇小说《大学生》（1951）开始，到60年代末期，找到了表现生活的最佳切入点，善于描写城市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日常琐事的描写，揭示深层的、带普遍性的道德问题，具体表现为关注城市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由此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心理状况，提出引人深思的人生与社会问题，手法则逐渐由传统的严谨变为现代的跳跃乃至意识流。他陆续发表的《解渴》（1963）、《交换》（1969）、《预期的总结》（1970）、《长别离》（1971）、《另一种生活》（1975）和《滨河街公寓》（1976）等中长篇小说，均以当代莫斯科生活为背景，统称“莫斯科小说”。《滨河街公寓》是其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也是特里丰诺夫的代表作。作品通过主人公格列勃夫这样一个精于权术、阴险狡诈、见利忘义，踩着别人向上爬的野心家和两面派的升降沉浮，刻画出一个“现代市侩”的典型形象。作家用阴沉、激愤的笔调，批判了苏联社会上层的某些权贵人物，勾画出双重的生活图像:一是人们所拥有的住宅、衣服、地位所造成的幻影，二是由人们的思想道德风貌所代表的真相。作家在这一作品中提出了净化当代人心灵生活的重要问题。这部小说显然已超出一般道德评判的范围，获得了一种历史反思的意义，并显示出锐利的社会批判锋芒。在作家后来的长篇小说《老人》（1978）、《时间和地点》（1981）以及他死后才得以发表的《消逝》（1987）中，这种批判锋芒犹存。可以说，特里丰诺夫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都更为出色地继承了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现代都市人情世态的洞察与体验，对现代人的处境、心理、弱点和困惑的逼视与表现，使他在20世纪后期俄罗斯文学中独树一帜。

舒克申（1929—1974）:作为西伯利亚作家，他的作品描写得最多的是农村生活和乡下人。他一方面揭示平凡人身上的美好人性和崇高品质，力图以其一尘不染的纯洁心灵来感染读者;另一方面又谴责和讽刺了乡下人身上那种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自命不凡、固执己见的弱点和习气，并展示出这类陋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怪人》（1967）、《出洋相》（1970）、《我的女婿偷了一车木柴》（1971）和《倔强汉》（1970）等，都是他的短篇杰作。这些作品一般不刻意追求情节的紧张复杂，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人和事仿佛都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作者几乎不加任何雕琢;读者在他的小说中所看到的，往往不是离奇的故事，而是蕴藏在平凡生活中的真理，并由此而受到某种启示。其代表作是中篇小说《红莓》（1973），这是一篇哲理与抒情水乳交融的佳作。它通过主人公叶戈尔刑满释放后回到农村，与在监狱中以信函方式结识的乡下姑娘柳芭结婚，在后者的帮助和鼓励下改过自新，却被他曾与之有过关系的盗窃集团头目杀害的悲剧，揭示了人的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艰巨性。主人公以自己的死表达了愿意脱胎换骨的决心，也显示出他对生活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这部作品体现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作者本人根据这篇小说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于1973年上映，次年获第7届全苏电影节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