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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 20世纪俄国文学03（第2页）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陨星》（1960）、《盗窃》（1966）、《牧童与牧女》（1971）、《能看见的拐杖》（1988），由几十篇中短篇小说构成的自传体小说《最后的敬意》（1968—1989）、长篇小说《鱼王》（1973—1976）、《忧郁的侦探》（1986）、《树上的标记》（1988）、《被诅咒和被杀死的》（1992—1994）等。其小说兼收并蓄东西方文化，既从中国古诗中吸收精华，又广泛借鉴古希腊神话、欧美文学直至拉美爆炸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使之融会贯通，从而自成一家，把抒情小说和哲理小说融为一体，以情感旋律作为小说的内在结构，综合运用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各种表现手段，往往通过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和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感悟世界，了悟人生，把浓郁的抒情氛围和深刻的哲理结合起来，尤其善于通过战争和生态来进行永恒的道德问题的思考。《陨星》《牧童与牧女》通过战争对爱情的摧毁，谴责了战争的非人道性，思考了生与死、瞬间与永恒等哲理问题;《鱼王》更是通过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从道德的高度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出:对大自然是掠夺还是保护，体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只有理解、珍惜、爱护一切有生之物，并与之和平共存、友好相处，才能构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保证人类自己的生存;《忧郁的侦探》反思了“俄罗斯性格”，开了“政论小说”的先河;《被诅咒和被杀死的》则对苏联卫国战争进行了反思性的描写。

拉斯普京（1937—2015），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给玛丽娅借钱》（1957）、《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火灾》（1985）、《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3）等。拉斯普京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深深关注并从哲学的高度思考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及前途，并且具有明显的生态意识。《给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揭露了世态炎凉的现实社会;《活着，可要记住》通过卫国战争中的逃兵安德烈和妻子纳斯焦娜的悲剧，表现了道德与人生的价值问题，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告别马焦拉》更是通过人们即将离开因建水电站大坝而被淹没的马焦拉村的不同态度，表现了现代化建设与人们故土感情的冲突、社会发展与道德传统的继承等问题;《火灾》则对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这一现象表示强烈的谴责和深刻的忧虑;《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更是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写的是当代俄罗斯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同时也是社会的悲剧。女主人公塔马拉·伊万诺夫娜一家四口在西伯利亚安加拉河流域过着虽不富裕但也和睦平静的生活。但辍学后在自由市场寻找工作的16岁未成年女儿突遭阿塞拜疆商贩的强暴，塔马拉和丈夫阿纳托利一起到警察局报案。在漫长而艰难的诉讼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她发现这个社会没有真理而只有交易。她不再相信法律能做出公正判决，便在绝望中铤而走险，潜入检察院开枪打死罪犯，自己也锒铛入狱，一个四口之家几近毁灭。四年半后女主人公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作为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的她，心中还保留着对生活的些许希望。拉斯普京的小说善于以不长的篇幅反映富含哲理的深刻意蕴，善于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擅长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语言朴实清新、简洁有力而又含蓄深沉，充满了浓重的西伯利亚乡土气息。

万比洛夫（1937—1972），剧作家。生于伊尔库茨克州库杜里克屯，1960年毕业于伊尔库茨克大学文史系，在伊尔库茨克担任记者、编辑，并主要从事戏剧创作。1972年8月，在贝加尔湖不幸溺水身亡。早期创作主要是幽默短篇集《巧合》（一译《凑台》，1961）。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道德心理剧的探索方面有突出贡献。一生创作七部戏剧:独幕剧《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1964），多幕剧《六月的离别》（1965）、《长子》（一译《大儿子》，1967）、《打野鸭》（1967）、《外省轶事》（1970，由两个独幕剧构成:1965年的《密特朗巴什事件》，1970年的《和天使在一起的二十分钟》）、《去年夏天在丘里姆斯克》（1972）、《约会》，代表作是《打野鸭》，别出心裁地以主人公齐洛夫6段跳跃的回忆构成全剧，塑造了齐洛夫这一“当代英雄”形象，反映了整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这个青年虽然不再有理想，也不再爱生活，但他还想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他在社会的精神危机中丢失了人生的价值观念，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自己生活的应有位置，因而浑浑噩噩玩世不恭。总之，在上述戏剧中，万比洛夫一方面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石公指出，其创作既继承了传统又树立了新风。他继承了俄国古典戏剧的优秀传统，汲取了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契诃夫戏剧创作的丰富经验，从而成为当代戏剧大师。真实与幽默，是其戏剧艺术的两大特点。他继承了果戈理的大胆与泼辣，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系列喜剧人物，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它的时弊与希望，并结合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再现了当代普通苏联青年的日常性格风貌。对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的出色描写，使这位抒情心理剧作家获得了“伊尔库茨克的契诃夫”的美称。他的戏剧不以情节取胜，而以心理活动的描写见长——不以写事件为主，而是描写事件发生后对人物心理状态的影响。因而，他在世时其作品就在部分青年剧作家中具有很大影响。他去世后，其剧作全部在国内陆续上演，受到文艺界高度赞赏，并受到东欧、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国戏剧界的重视。

瓦连金·切尔内赫（1931—2012），剧作家，他于1977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道德探索题材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剧本讲述的是三个要好的姐妹的人生旅途，最终都因自己的性格与追求，而获得各不相同的收获。因此，剧本共有三条情节线索:一条主线，两条副线。

主线讲述卡捷琳娜的爱情故事。卡捷琳娜是一个朴实的17岁农村姑娘，因两分之差而高考落榜，就到一个工厂做工。她因天真幼稚和充满幻想而冒充教授的女儿，并爱上了电视台举止潇洒的摄影师鲁道夫，进而怀了孕。不久，鲁道夫发现真相，和她一刀两断。但她并未就此消沉，而是忍辱负重，勇敢地生下了女儿萨什卡，一边抚养孩子，一边工作和发奋读书。16年后，她含辛茹苦把女儿抚养成人，自己也当上了莫斯科一家联合化工厂的厂长。她进入了上层社会，过上了真正的莫斯科生活，可地位的上升，生活的改善，依旧无法消除她内心的苦楚。在火车上，她偶然结识了高级钳工果沙，并一直对他隐瞒自己的身份。果沙对她一见钟情，并勇敢地向她表达爱意。当他们刚开始热恋时，恰巧鲁道夫奉命来采访她，并再次试图追求她，她断然拒绝了。但真相再次暴露后，果沙从此不再登门。她在玛丽亚、柳德米拉两位女友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和果沙重归于好，从而结束了单身生活，得到了一个女人真正的幸福。

两条副线分别讲述卡捷琳娜两位好友的故事:一条是玛丽亚的故事——玛丽亚举止稳重，娴静端庄，为人热情，脚踏实地，与同事科里亚相爱并最终结合，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另一条是柳德米拉的故事——柳德米拉轻浮，爱慕虚荣，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著名的冰球健将谢廖沙相识相恋并结婚，不料，谢廖沙逐渐变成了一个酒鬼，柳德米拉只好与他离婚。

根据剧本拍摄的电影于1980年公映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1980年获得国家奖金，1981年获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最佳外国影片奥斯卡金像奖。剧本之所以成功，主要是成功地塑造了卡捷琳娜等当代女主人公的形象，切尔内赫从新的视角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从一个寻常的题材中发掘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通过以卡捷琳娜为代表的几个人物的命运，涉及了许多观众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道德、幸福、人生价值等，展示了普通人的日常悲欢，反映了苏联社会日渐突出的家庭、婚姻、道德等问题，提出了怎样看待生活理想的问题。影片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别哭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不该哭，而应该行动。”以此表明:在追求真爱的途中，眼泪只能留给自己，重要的是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赢得真正的爱情。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和艾特玛托夫。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并且具有浓郁的政论色彩，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把纪实小说、政论小说和叙事小说结合起来，用词丰富而奇特，犀利而深刻，有时又充满象征和隐喻。

艾特玛托夫立足于“全方位和全球性思维”，提出并思考了关系到人类命运的紧迫问题: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时代，如何面对人类的道德危机和生存危机，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进而研究了保护大自然与保护人类的关系，对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在艺术上，他把早期情节结构上的单一时空发展为后期的多条线索、多层空间共存，并有意识地通过对本民族神话传说的大量引用和改造，挖掘其深层意蕴和原型意义，试图用神话的历史文化精神来启示现代文化中的现代人，从而极大地丰富作品的警世功能。

除了上述主流文学，社会批判文学、回归文学、“异样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侨民文学等文学形态作为苏联主潮文学的对立面，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中，有着复杂、特殊而独特的地位。

社会批判文学继承了俄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声疾呼捍卫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尊严，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大部分作品在当时受到批判，有些则在当时难以问世，属于回归文学、侨民文学。因此，它与多种其他文学类型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它包括以下四种类型。

其一，暴露现实生活中社会政治矛盾的政治性作品，如: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法·伊斯坎德尔（1929—）的讽刺作品《羊牛星座》（1966）等。如前所述，《解冻》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抨击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的弊端及其产生的社会官僚，重在展示个人情感世界和个人生活，提出了社会关心人、爱护人的问题，并且还批判地触及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等历史事件，因此《解冻》成为社会批判文学的鼎力之作，并形成了“解冻文学”浪潮。

其二，对日常生活丑恶行径的道德心理批判，试图在人性匮乏的社会中找寻某种精神道德支柱。如亚·亚申（1913—1968）的短篇小说《杠杆》（1956），特里丰诺夫以中篇小说《滨河街公寓》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城市文学作品中对“现代世俗”的系统、深入描写。

其三，披露劳改营和劳改犯生活的集中营文学。如:沙拉莫夫（1907—1982）的《科雷马的故事》（1966—1978），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1973）等。

其四，在对历史的反思中重新书写历史。如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意大利出版，1988年在国内发表）以永恒的道德标准、至善至美、个性价值、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来审视十月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革，通过一位俄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书写出暴力革命与“人性冲突”的社会史。鲍·莫扎耶夫（1923—1996）的长篇小说《农夫与农妇》（1976—1987）描写了梁赞20世纪30年代推进的全面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农民一夜间必须加入集体农庄等各种过火行为，最终引发了宰杀牲畜，村民骚乱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同类作品还有别洛夫（1932—2012）的长篇小说《前夜》（1972—1987），谢尔盖·安东诺夫（1915—1995）的中篇小说《瓦西卡》（1987），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纪实中篇《辛酸往事》（1988）等。

此外，对卫国战争的反思，也出现了诸如格罗斯曼描写战争反思极权主义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1988），艾特玛托夫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的印迹》（1994），以及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长篇小说《被诅咒的和被处死的》，竭力渲染战争的不人道、战争的恐怖，彻底反对一切战争。

回归文学是对本该属于苏联文学整体创作潮流之中的一种复杂文学现象的总称。它从时间上分为两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当时回归文坛的主要有阿赫玛托娃、扎鲍洛茨基（1903—1958）等人的诗集;皮利尼亚克、巴别尔、伊万·卡达耶夫（1902—1939）、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普拉东诺夫、布宁等人的小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等主要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创作。

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时，随着苏联实行改革，公开性和民主化原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贯彻执行以及某些政治性禁忌被打破，文艺政策放宽，各文学报刊竞相发表过去被禁止和遭批判的作品，形成了被称之为“发掘热”的回归文学的第二次浪潮。其中主要有普拉东诺夫、别克（1903—1972）、特瓦尔多夫斯基、普里斯塔夫金（1931—2008）、布尔加科夫、皮里尼亚克、雷巴科夫（1911—1998）、田德里亚科夫、安·比托夫（1937—）、杜金采夫（1918—1998）、阿赫玛托娃、格罗斯曼、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纳博科夫（1899—1977）、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创作。

因此，“回归文学”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指20世纪之初白银时代的作品、三代侨民作家的作品，经过若干年月的风风雨雨，终于回归到俄罗斯读者手中来;其次，也指自20世纪20—8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被禁止发表、被封存或被“搁置”的作品，从被禁状态回归到自由状态，得以同广大读者见面。

“回归文学”之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还出现了所谓异样文学（一译“另一种文学”）。异样文学主要是指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坛上悄然兴起的一股文学新浪潮，它往往不描写重大、惊人的题材，而写一些日常生活琐事;作品主人公往往是一些小人物、被损害者，其精神心理特点是压抑、彷徨、怀疑、冷漠;作品的体裁样式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往往兼有故事、小说、随笔、回忆录、日记或书信的文体特征，并显示出零散化、剪辑性的特点。“异样文学”的作家们积极借鉴了意识流文学等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但它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人道主义传统的体现。这种文学的代表作品有维·叶罗菲耶夫（1947—）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1989），叶·波波夫（1946—）的《爱国者的心灵》（1989），托尔斯泰娅（1951—）的《彼得斯》（1986）和《雾霭夜游人》（1988），皮耶楚赫（1946—）的《彩票》（1987）和《新的莫斯科哲学》（1989）等。异样文学实际上是下面就要说到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