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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 20世纪俄国文学（第2页）

黄昏。海滨。寒风呼呼。急浪激起惊天巨喊。风暴飞临，反击魔力，黑色小舟航奔海岸。泯灭幸福的美妙魔幻，苦闷之舟，狂乱之舟，忽地离弃海岸，和风暴狠战，迷醉于对明媚梦境中圣殿的追求。飞驰过海滨，飞驰向海洋，搏击着波峰波谷的簸**，阴暗的月亮隐隐张望，抑郁的月亮满脸忧伤。黄昏灰飞烟灭。黑夜黑幽幽。海在哼唧，黑暗瀚漫，酷黑困裹住苦闷之舟，暴风奔号在深渊上空。（曾思艺译）

这是一首出色的象征诗，通过苦闷的小舟勇抗风暴追求理想而理想遥远、现实恶劣、暴风肆虐，写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与悲哀。诗歌更为出色的是，运用了极富魅力的同音手法，从而赋予诗句以魔笛般的魅力。全诗每一句都出现几个甚至全都是相同的辅音，并且与当时的环境气氛相当合拍，造成了非常奇妙的音乐效果，很好地表现了诗歌的主题，翻译中尽量表现这一效果，几乎每行都出现两个以上相同的辅音，如第一行出现了6个h音（“黄昏”“海”“寒”“呼呼”），第二行4个j音（“急”“激”“惊”“巨”），第十行4个b音（“搏”“波”“波”“簸”），第十六行两个b音（“暴”“奔”）两个sh音（“深”“上”）。正因为其诗歌这种强烈的音乐性，他被誉为“俄国诗坛的帕格尼尼”。[3]

勃留索夫（1873—1924），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翻译家、理论家，一生中著作等身，在世时出版的作品就达80部之多，这还并非其全部作品。重要作品主要有:《俄国象征主义者》辑刊（共三期）、《杰作集》（1895）、《这是我》（1897）、《第三班岗》（1900）、《致城市和世界》（1903）、《花环集》（1906）、《百调集》（1909）、《影之镜》（1912）、《彩虹七色》（1916）、《第九个墨奈》（1916—1917）、《最后的幻想》（1920）、《当今岁月》（1921）、《瞬间》（1922）、《远方》（1922）、《快》（1924）等诗集，其诗歌高扬自我，强调创造，歌颂劳动;否定现实，追求理想，关注并描写历史和未来;在美与梦幻中寻求纯诗。在小说方面则主要有:中短篇小说集《地球的轴心》（一译《地轴》，1907，1910年增订，收入11个作品）、《黑夜与白昼》（一译《夜与昼》，1913，收入8个作品），中篇小说《莱娅·西尔薇亚》（1914）、《达莎的订婚礼》（1913—1915），长篇小说《星山》（1898），长篇历史小说《燃烧的天使》（一译《火焰天使》《热情天使》，1908）、《胜利的祭坛》（1913）、《被推翻的朱庇特》（未完成，1913），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燃烧的天使》。其小说善于描写“焦点”时候人物的心理，用象征建构多层意蕴。他还有《当代诗歌的意义》（1921）、《诗学基础》（1924）、《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24）、论及普希金的82篇文章等理论著作，并译有从古罗马时代到20世纪欧洲各国各个文学发展阶段的重要诗人与作家的作品与亚美尼亚诗歌。

阿克梅派是脱胎于象征主义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一方面向象征主义学习作诗技巧，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象征主义理论的抽象性与空想主义），他们认为最高的“自我价值”在尘世，追求艺术表现的明朗化和清晰度，主张恢复词的原始意义，显示出与象征派艺术观的鲜明对立，其成员主要有: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一译曼德尔什塔姆）、阿赫玛托娃、阿达莫维奇（1892—1972）、戈罗杰茨基（1884—1967）、纳尔布特（1888—1938）、津凯维奇（1891—1973）。古米廖夫是该派的领袖和理论的主要阐释者，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两位诗人则是该派诗歌的双璧。

古米廖夫（1886—1921），阿克梅派的创始者、领袖、理论家、诗人。在短短的一生中，创作了15年，留下了《征服者之路》（1905）、《浪漫的花朵》（1908）、《珍珠》（1910）、《异国的天空》（1912）、《箭囊》（1916）、《篝火》（1918）、《篷帐》（1921）、《火柱》（1921）、《蔚蓝的星》（1923）、《遗诗集》（1923）等10本诗集，以及许多评论、诗剧、长诗、散文和译作。其诗歌的典型特征是浪漫的灵魂与客观的形式，浪漫的灵魂包括心灵的**、刚强的个性、异国的天空、传奇的情节，客观的形式则是指清晰的物象、客观的抒情、史诗的风格、精致的形式[4]。两者的结合使古米廖夫有一种化平淡为传奇的本领，无论什么题材的诗，他都能变出一段故事、一段传奇来，就是爱情诗，他也能写得别出心裁，不落俗套，富有传奇色彩。如《长颈鹿》一诗，通过描述奇异的非洲乍得湖畔的风景、美丽绝伦的长颈鹿以及黑姑娘与年轻酋长的热恋故事等，使抒情与述事浑然一体，让极易落入俗套的爱情表白带有异国情调与传奇色彩，以优美、新奇的东西蕴含爱慕之情的传达:

今天我看见你的眼神特别忧烦，玉手特别纤细，抱着膝盖惆怅。请听着:在遥远的，遥远的乍得湖畔有一只精美绝伦的长颈鹿在徘徊游**。长颈鹿生就一副匀称的体态、秀逸的风姿，奇妙的斑纹把它打扮得更俏丽，敢同鹿纹媲美的唯有倒影的新月那斑斑碎影在空蒙的湖面摇曳。远处长颈鹿像轮船的彩帆一样，它的奔跑平稳得如同鸟儿快乐的飞翔;我知道，苍茫大地能看到许多奇异景象，当日落时它跑进大理石般光滑的岩洞隐藏。我知道不少神秘国度令人开心的故事，讲黑肤色少女，讲年轻酋长的热恋，可你太久地吸入了污浊的雾气，你不愿相信任何事物，除了雨雪冰霜。我多么想给你讲述那神奇的热带花园，那挺拔的棕榈，那奇花异卉的芳香……你哭了?请听着……在遥远的乍得湖畔，有一只精美绝伦的长颈鹿在徘徊游**。（黎华译）

即便哲理诗也写得别致、新颖，深沉有力，如《第六感觉》:

醇酒美妙地眷恋我们，上等面包，炉火为我们烘烤香饧，还有女人，先使我们备尝酸辛，再让我们享受温柔的欢情。但面对冷峭天穹玫瑰红的朝霞，哪里有赏心的安谧和超人间的宁静，我们又能有什么作为，什么造化?面对不朽的诗行，我们又何以应鸣?来不及饮食，也来不及亲吻，一切转眼飞逝，绝不停歇，我们茫然无措，命中注定此身错过一切，并一再蹉跎岁月。像个暂时忘却游戏的小男孩，在一旁悄悄窥视沐浴的少女，尽管丝毫不懂什么是情爱，却仍在隐秘的欲望中痛苦不已。像曾经有过的那种光溜溜的小动物，躺在枝繁叶茂的荆棘丛中，感觉到双翼尚未长出，意识到自己的无力而长号悲鸣。世纪复世纪——上帝，不太快了吗?灵魂大声呼喊，肉体疲惫不堪，在大自然和艺术的解剖刀下，正在诞生一个第六感觉的器官。（曾思艺译）

俄国当代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指出:“在思想浓度和诗的质感上，像古米廖夫的《第六感觉》一诗这样强有力的杰作，无论在谁那儿都很难找到，只是在极少数人的诗中才可找到。它不仅属于俄罗斯诗歌，而且属于世界诗歌……在这里，古米廖夫的诗有一种丘特切夫，甚至是普希金的力量。是思想化成了音乐，抑或是音乐化成了思想?”

俄国未来主义分为自我未来主义和立体未来主义两个派别，前者以谢维里亚宁为代表，后者的代表则是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俄国未来主义诗人深受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影响，高举“未来”的旗帜，声称与“过去”和“现在”决裂，抛弃一切文化传统，反对社会对个性的束缚。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语言革新，不受传统审美习惯和诗歌形式的束缚，大胆表现现代生活的高速度、强节奏以及人对外界迅速变换的事物的瞬间感受。其中一部分诗人走向极端，任意破坏语言规则，追求诗歌形式的奇、险、怪，有的诗作甚至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不过，俄国未来派具有反技术的倾向，并呼吁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以本国原始古老的文化与现代精神结合。

谢维里亚宁（1887—1941），一生创作了数十种诗集，但成就不是太高。其诗歌的重要主题是对自我的歌颂，宣扬自我乃至自我崇拜，也表现一些单纯、浅显的哲理，如《奇怪的人生》:

人们相逢只为了分离，人们相爱只为了离异。我既想狂笑又想痛哭，我不愿意再生活下去!人们发誓只为背弃诺言，人们幻想只为诅咒心愿。啊，谁若懂得享乐的虚幻，就让他活活去忍受熬煎!身在乡村却向往着都市，身在都市却向往着乡村。到处都碰得到人的脸孔，可就是找不到一颗人心!犹如美经常包含着丑，丑之中时有美的因素;犹如卑贱有时很高尚，无辜唇舌有时也恶毒。如此怎能不狂笑、痛哭，如此怎能再生活下去，当人们随时可能分离?当人们随时可能离异?（郑体武译）

全诗尽管带有一定的现代性，包含较深的哲理，但也只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观，而且最后那仅因人世如此，便高喊要狂笑、痛哭，不想再生活下去，更是带上了感伤的肤浅成分。诗人在艺术上善于自造新词，更善于违背语言的一贯做法，把名词用作动词，如:“我体验了所有的体验，我认识了所有的认识，我愿望了自己的愿望，我青春了自己的青春。”（郑体武译）

赫列勃尼科夫（1885—1922），未来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诗人和创始人之一，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的20世纪大诗人之一。其主要作品有:诗集《1906—1908年创作集》《诗作集1907—1914年》《大喊大叫》（1913），长诗《森林姑娘》（1907—1908）、《仙鹤》（1909）、《侯爵夫人德捷斯》（1909）、《吊车》（1910）、《动物园》（1910）、《火车蛇》（一译《列车长蛇》，1910）、《И和Э》（1912）、《萨满和维纳斯》（1912）、《仙女和林妖》（1913）、《水獭的孩子们》（1913）、《癞蛤蟆造反》（1913）、《捕鼠器中的战争》（1915—1916）、《战壕之夜》（1918—1919）、《诗人》（1919）、《石人》（1919）、《和谐世界》（1920）、《囚犯之岸》（1921）、《洗衣女》（1921）、《苏维埃来到前的夜里》（1921）、《现在》（1921）、《夜间搜查》（1921）、《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革命》（1921）、《古尔毛拉的号角》（1921）、《赞格济》（1922）、《拉辛》（1922）、《拉辛的平底船》（1922），戏剧作品《代泽斯侯爵小姐》《阿斯帕鲁赫》《大西洲的毁灭》《闪电姐妹》，小说《叶西尔》《卡》，以及理论著作《老师和学生》（1912）、《1915—1917年的战斗·关于战争的新学说》（1915）、《世界计量时》（1916）、《命运榜》（1922）等。

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思考如何在文化中创造新的神话，即现代人如何挣脱将把人带向毁灭的现代物质文明，而回到原始化、自然化的生活之中的问题。因此，他常常直接反对现代工业物质文明，比较早地反思了工业文明的后果——物的造反，人的毁灭。如其代表作之一——长诗《吊车》在现代文学中较早地写到物的造反:涅瓦河畔的烟囱都飞了起来，铁钩沿河飞奔，钢铁建筑物着火燃烧，铁轨离开路基……作为向人类造反的机械文明的主要象征是鹤形起重吊车，诗中把它描写成一只鸟。诗人哀叹，人类好比是瓜瓤，而在瓜瓤里孕育成熟的是另外的种子，这些用铁和钢制成的大家伙一旦起来造反，人类根本无法抵挡，飞着的烟囱在宣告人类的死亡。由此，他把现代工业文明看成是危险的“异种”，鼓吹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以本国原始古老的文化与现代精神结合，创作新的神话。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如牺牲精神、羞耻、良心责备、恐惧这些东西，使人变得虚伪，且引发了当时社会的严重精神危机。他提出，必须清除掉这些道德观念，代之以原始的善恶观念，回归原始的古代社会，返璞归真，才能解决精神危机的问题。所以，他早期的一系列长诗，如《森林姑娘》《萨满和维纳斯》《仙女和林妖》《水獭的孩子们》都致力于表现这一主题。在他笔下，古老的原始世界里人与自然和洽一体，其乐融融，仙女、水鬼、林妖与人相亲相爱，自由交往，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之间是一种和谐的、相互理解的亲密关系。诗人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与自然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5]

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任何流派，但又极具现代主义特色的诗人，典型代表就是茨维塔耶娃（详后）。

与此同时，现实主义文学也在蓬勃发展。20世纪俄苏现实主义文学是在19世纪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根据时代的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其总的特点是文学现状多彩多姿，众多作家取向不一。

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继续循着古典现实主义道路创作，主要有短篇小说《舞会以后》（1903）、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904）和剧本《活尸》（1903）。而契诃夫（1860—1904）则把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因素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之中，取得了其创作的最高成就，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在峡谷里》（1900）、《新娘》（1903），戏剧《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他们的创作既丰富了现实主义文学宝库，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又直接影响了年青一代现实主义作家。

年青一代作家更是充分吸收现代主义的有益养分，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库普林（1870—1938），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决斗》（1905）、《亚玛街》（1909—1915）、《士官生》（1928—1932），中篇小说《石榴手镯》（1911）等。库普林被誉为“俄罗斯的莫泊桑”，其创作深受托尔斯泰、契诃夫的影响，同时又把自然主义引入其中，题材广泛、主题丰富、人物多样，特别注重细节和情节的生动性，语言简洁、清晰，结构严整，描写客观，善于变换叙述角度，以细腻清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探究和刻画。

安德烈耶夫（1871—1919），重要作品主要有中篇小说《瓦西里·菲伊斯基的一生》（1903）、《红笑》（1904）、《七个绞刑犯的故事》（1908）等，打破了各种文学流派和艺术手法的界限，把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融入现实主义中，集众家之长，融会贯通，而独树一帜，极力深入人的意识深层，通过内心感受、感觉、潜意识、精神病态等来揭露世界的丑恶、黑暗、疯狂、残酷和不和谐，表现人生的痛苦、灾难和不幸，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性的善恶美丑、人的生与死、情感与理智、命运与信念等问题，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英国当代文学批评家简·拉韦林指出:“他是1902—1910年间在俄国被评论最多的作家之一。曾经他的知名度甚至与高尔基相匹敌。”

蒲宁则把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融入现实主义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也有一些作家的创作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沙宁》（1907）的同名主人公，把对享乐的崇拜视为生活的一种宗教或纲领，把人的全部心愿归结为性欲。整部作品就是由许多有幸或不幸的爱情故事组成的，确切些说，是由一系列满意或不满意的色欲关系编织而成的，其中有不少性关系的细节描写，人物往往被赋予某种动物性的特点。

从十月革命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苏联国内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文艺思想十分活跃，文艺领域内的争鸣乃至斗争也异常激烈，派别林立，团体丛生，其中“无产阶级文化协会”[6]（1917—1932）、“意象派”[7]（1919—1927）、“锻冶场”（1920—1931）[8]、“谢拉皮翁兄弟”[9]（1921—1926）、“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2—1929）[10]、“山隘派”[11]（1923—193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简称“拉普”，1925—1932）[12]、“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13]等，是较有影响的文学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规模最大，其理论主张显示出极左文学思潮的逐渐抬头。

在理论批评方面，20世纪20年代曾同时活跃着多种派别。如以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沃隆斯基（1884—1943）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批评，以弗里契（1870—1929）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以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与批评等。以上种种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永不休止的论争，导致了20年代上半期苏联文学界的复杂现实。为匡正思想偏激，结束混乱局面，俄共（布）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文件，试图统一当时苏联文学界的思想，广泛团结作家队伍，加强党对文学的领导，促进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此后，不同团体和流派的作家思想上有所接近，一大批“同路人”作家[14]向党组织靠拢，一大批年轻作家迅速成长，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迅速壮大，为苏联作家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