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下册 20世纪俄国文学（第1页）

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下册）20世纪俄国文学

第一讲20世纪俄国文学概述:起伏变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俄国文学，指的大体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民族文学;但其中必须包括“苏联文学”，这主要是1917—1991年间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用俄语创作的文学。

20世纪的俄国，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历史转变。1917年两次革命，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一起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1941年，德国希特勒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奋起抵抗，于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苏联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进入新的俄罗斯时期。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首先是百花齐放，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自由自在地竞奇斗妍;然后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创作方法，到后来更是发展到只能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解冻”之后有了一段松动时期;但到了70年代，又开始有了较大的束缚;80年代中后期，又走向全面的开放。苏联解体后，尽管极其开放，但俗文化俗文学的影响也极大。总的看来，20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20世纪前期（1890—1933）:创作的多元化和辉煌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多彩多姿的时期。一方面是西欧的各种思想纷纷涌入俄国，另一方面俄国也开始形成自己形形色色的宗教哲学观念;一方面是工业化、都市化轰轰烈烈地展开，另一方面革命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文学方面更是思潮迭起，流派众多，各种文学流派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光是1920年，莫斯科一个城市就涌现了30多个文学团体或派别。在这个时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多种艺术倾向相生共存，但文坛最主要的还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既相互斗争又互相渗透，现代主义开始占据文坛的主流地位，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引领一时**。现实主义作家们也思想空前活跃，一方面，继承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吸收其他文学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的手法，并且更多地接受俄国和西方宗教、哲学的影响，创造了多彩多姿的现实主义文学新景象。

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族的现代意识觉醒，一批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前期，俄国象征主义、“阿克梅派”、未来主义及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同变化发展了的现实主义一起，构成一个多种思潮和诸多流派并存发展的多元化文坛新格局，取得了相当辉煌的艺术成就，形成了俄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又一高峰。因此，有文学史家把这一段时期称为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2]

俄国象征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分为“老象征派”（勃留索夫、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等）和“少象征派”（勃洛克、别雷、维·伊万诺夫）两个阶段。他们尊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1853—1900）为精神导师，强调艺术的宗教底蕴，坚信艺术具有改造尘世生活的伟大作用，赋予艺术以“创造生命”“建设生活”的重要意义，认为“象征”是带有寓意性的形象，并有其无限宽泛的多义性。其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和小说。象征派作家的作品一方面往往以幻想的彼岸世界反衬现实的黑暗，着重表现孤独、悲愁、厌世的情绪;另一方面在具有浓厚宗教神秘色彩的同时却又相当关注现实社会，强调“应和”，重视多义性，特别强调音乐性，在诗歌语言、音响、造型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杰出的象征主义作家主要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别雷、勃洛克等。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是著名的作家、诗人、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其主要文学成就是长篇小说和文学批评著作。作为小说家，他创作有两个历史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包括:《诸神之死》（《背教者尤里安》，1896），《复活的诸神》（《莱奥纳多·达·芬奇》，1901），《反基督者》（《彼得与阿列克谢》，1905）;《野兽王国》（一译《来自深渊的野兽》），包括:《保罗一世》（1908），《亚历山大一世》（1913），《十二月十四日》（1918）;以及系列历史小说《克里特岛上的图坦卡蒙》（1924）和《救世主》等，代表作是《基督和反基督》三部曲。其小说的特点是:大气磅礴的思想、灵活多变的艺术技巧、寓意丰富的象征手法。作为文艺批评家，他深入研究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丘特切夫等人的作品，经典之作有《永恒的伴旅，世界文学家肖像》（1897）、《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俄国革命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果戈理与魔鬼》（1906）、《米·尤·莱蒙托夫:超人诗人》（1909）等。别尔嘉耶夫指出，在20世纪初，他在俄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唤醒文学和文化的宗教兴趣和掀起宗教风浪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他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吉皮乌斯（1869—1945），俄国象征主义中杰出的女性作家，也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妻子。主要诗集有《1889—1903诗集》（1910）、《最后的诗:1914—1918》（1919）、《诗集:1911—1921年日记》（1922）、《光华》（1939）。其诗歌抓住现代人心灵矛盾情感的搏击与融合，通过自然或生活物象把抽象的心绪或思想巧妙、生动地传达出来，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朦胧性、暗示性、多义性，而且富于男性阳刚之气，在诗歌的音乐性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追求。

巴尔蒙特（1867—1942），是俄国象征主义早期最杰出的代表，一生创作了35部诗集，还有大量的散文、批评和翻译著作。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是中期的三部诗集《燃烧的建筑》（1900）、《我们将像太阳一样》（1903）、《唯有爱》（1903）。勃洛克曾称《我们将像太阳一样》是“俄国象征主义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巴尔蒙特也因此被称为“太阳诗人”。其诗歌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音乐性。为了追求音乐性，形成高度的音乐性，巴尔蒙特运用了一系列的艺术手法。除大量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来使诗歌形象生动、内蕴丰富外，他为了获得强烈的音乐性，运用的修辞手法主要有:复沓、并列与对比、排比、蝉联等。

其《生活的遗教》每节以“我问……”开头，并以“……回答”收结，运用了类似我国《诗经》的复沓手法:

我问自由的风儿，怎样才能够年少。戏耍的风回答我:“像风飞，似烟飘!”我问强劲的大海，哪是生活的遗教。响亮的大海回答:“永远像我这般咆哮!”我问高高的太阳，怎能比霞更昭昭。太阳没答一句话，但心儿听到:“燃烧!”（顾蕴璞译）

《心和心相撞》一诗则运用了并列与对比手法:

心和心相撞，似刀和刀碰上，眼和眼相对，像井和井相遇。说我们在爱，我们在撒谎，说我们不爱，人生成地狱。我们相互窥探着秘密，我们却总是并肩站立。（顾蕴璞译）

其中，“心和心”“眼和眼”并列，“说我们在爱”可“我们在撒谎”，“我们相互窥探着秘密”“我们却总是并肩站立”则构成对比，写出了现代人恋爱的复杂性。

排比手法在《有如那不发红的天空中的红色……》一诗中相当明显:

有如那不发红的天空中的红色，有如彼此谐调的波浪间的争执，有如那光天化日里浮现的幻梦，有如明亮的火周围烟样的阴影，有如生息着珍珠的贝壳的折光，有如那入耳而不闻其声的音响，有如汹涌激流表面雪白的浪花，有如生在河底开在空中的荷花，——这充满欢欣而显露迷惘的生活，也是你我另一梦境对梦的折射。（顾蕴璞译）

一系列“有如”的排比，构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同时这一连八个比喻所构成的博喻，不仅很好地体现了生活的充满欢欣和让人迷惘的主题，而且也充分体现了诗人过人的才华。因为博喻最能体现一个诗人的才能——联想的丰富、观察的细致、比喻的新颖、语言的生动，因此，诗人的博喻往往得到人们高度的评价。我国宋代诗人苏东坡《百步洪》（其一）一诗中的博喻一向被论者盛加称誉:“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而宋代词人贺铸《青玉案》一词中的博喻“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更是使他获得了“贺梅子”的美称。宋代词人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一词下阕中的“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也因连用三个历史上的人事来比喻眼前具体的山峰而获得很高的评价。被巴尔蒙特等象征主义诗人奉为先驱的19世纪诗人丘特切夫的博喻也不亚于他们，甚至比他们更有深度。他在《黄昏》一诗中相当大胆而独特地运用了多种比喻:

仿若遥远的当当钟鸣，在山谷上空轻轻飘送，仿若鹤群的清唳声声，消隐在沙沙的树叶声中，仿若大海春潮汹涌，或天刚拂晓，白昼就站稳脚跟——但比这些更匆忙，更寂静，山谷里升起了一片夜的阴影。（曾思艺译）

诗人首先用博喻的方法接连推出四个主导性的意象:山谷上空轻轻回**的车铃声、飒飒树叶上鹤群的啼唤、春天泛滥的海潮、刚破晓就已站定的白天，最后，推出主导意象“夜的暗影”，它比上述四个意象来得“更静悄，更匆忙”，这就使全诗在逻辑上递进一层，更生动有力地写出了夜降临的速度之快。这短短的八行诗里竟有六行属于比喻，全诗接连用了三个比喻，一个比一个更突出其静悄和快迅。然而，这三个比喻在诗中还只是铺垫，在这三者步步推进的基础上，诗人最后写道:“但比这些更匆忙，更寂静，山谷里升起了一片夜的阴影。”这样，全诗就以层层递进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夜晚降临的静悄与匆忙。博喻的手法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形象感、新鲜感与陌生感，从而大大加强了这首小诗的艺术魅力。丘特切夫还只是连用三个比喻，而且只是写景，巴尔蒙特不仅连用八个比喻，数量远远超过他，而且相当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青年面对生活既向往又迷惘、既满怀希望又感到前途渺茫的复杂心态，在这方面有较大的推进和发展。

名诗《我用幻想追捕熄灭的白昼》则出色地运用了蝉联手法:

我用幻想追捕消逝的阴影，消逝的阴影，熄灭白昼的尾巴，我登上塔楼，台阶微微颤动，台阶微微颤动，颤动在我脚下。我登得越高，景色就越发鲜明，越发鲜明地显露出远方的轮廓，从远方传来隐约的和声，隐约的和声围绕我袅袅起落。我越往上攀登，风景就越发灿亮，越发灿亮地闪现着昏睡的山巅，它们仿佛正在用告别的柔光用告别的柔光温存地抚慰朦胧的视线。在我脚下，早已是夜色蒙蒙，夜色蒙蒙安抚着沉睡的大地。对于我，却还燃炽着白昼的明灯，白昼的明灯在远方直燃到火尽灯熄。我已领悟如何追捕消逝的阴影，消逝的阴影，暗淡白昼的尾巴，我越登越高，台阶微微颤动，台阶微微颤动，颤动在我脚下。（曾思艺译）

其中，每两句之间，前一句的结尾就是后一句的开头，构成整首诗的连续蝉联。这种连续的蝉联，很好地表达了在迷茫中有所追求但又依旧深感迷茫的青年那种既欣悦又感伤的复杂心理。

巴尔蒙特还大量运用辅音同音法（一行诗中每个词的起首辅音相同）、元音同音法（一行诗中多次重复同一元音构成的音节）等手法，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著名的诗歌《苦闷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