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这种城市与乡村对比模式,斯坦纳认为,这是作家从道德和审美两方面来审视的结果。一方面,城市生活带有诸多问题,社会不公,两性行为规范矫揉造作,有人以残酷方式炫耀财富,城市的力量将人与生命活力的基本模式分离开来;另一方面,乡村的田野和森林中充满生气,让人身心和谐,将两性行为视为神圣的、创造性的,乡村生活的本能是构成存在的链条,将月亮的圆缺与人们的思维阶段联系起来,将农事中的播种与灵魂的复活联系起来。正如卢卡奇所说,在托尔斯泰看来,大自然是“这种有效保证:在传统手法构成的世界之外,存在‘真正的’生活”。实际上,从城市到乡村的变化,表现了从道德短视到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的变化。
首先,小说通过外表和表情来真实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如:卡列宁脸上“经常浮上讽刺的微笑”,活画出他内心的冷酷自私;而列文脸上常有“孩子式的脸红”和“羞涩”,表现出他的正直单纯。安娜开始因渴求自由爱情,脸上常显露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后来,因为绝望和厌倦,则经常“眯缝着眼睛”。
其次,小说广泛地描写人物的瞬间心理感受,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如列文去溜冰场见吉提时,感到公园里“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就好像是被一袭隆重的新祭衣盛装了起来”。实际上是他求婚前紧张庄重心理的写照,一旦求婚成功,他感到一切都和蔼可亲,一切都向他微笑祝贺,这正是他那温柔的快乐心情的生动反映。又如当安娜在病房里突然发现接到电报后急速赶来的丈夫就在床前时,情不自禁地当面夸奖卡列宁:“你这个人太好了”,要求饶恕自己。卡列宁顿时感动得“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并把手伸给了正在床边陪伴安娜的情敌渥伦斯基。在此,作家不仅细致、深刻地表现了安娜的心理,更传神地表现了卡列宁微妙复杂的爱恨心理变化。
最后,更重要的是,作家尤其善于深刻细腻地展示人物的矛盾发展的内心世界。为了揭示人物隐蔽的内心世界,作家多次描写了人物的内心独白,像拉开内心帷幕一样,把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安娜自杀前那段长达数万字的内心独白,集中表现了她的矛盾、绝望和愤慨。此时,死的念头对她已不再那么可怕,她开始责备自己竟这样妄自菲薄。“我求他饶恕。我向他屈服,主动认了错。何必呢?难道没有他我就不能过吗?”她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却看起商店的招牌来。“公司和仓库……牙科医生……是的,我要把一切全告诉杜丽。她不喜欢渥伦斯基。这是丢人的,痛苦的,但我要把一切全告诉她。她爱我,我愿意听她的话。我对他不再让步,我不许他教训我……菲力波夫,精白面包。据说他们是把发好的面团送到彼得堡来的。莫斯科的水真好哇。还有梅基兴的矿泉和薄饼。”她回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她十七岁那年,同姑妈一起去朝拜三圣修道院。“当时是坐马车去的。难道一双手冻得红红的姑娘就是我吗?有多少东西,当时觉得高尚美好,如今却变得一钱不值,过去的东西再也要不回来了。当时我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会落到如此可耻的下场吗?他收到我的条子准会得意忘形了!但我会给他点颜色瞧瞧……这油漆味好难闻哪!他们怎么老是造个没完漆个没了的?时装店和女帽店……”托尔斯泰写出上述的意识流动过程,比詹姆斯提出“意识流”概念要早七年,充分揭示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复杂性,矛盾性。
由于本书的突出艺术成就,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宣称:“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在书信中,亲切地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斯坦纳更具体地指出:“《安娜·卡列尼娜》的完美性在于这一事实:文学形式抵抗说教目的提出的要求,两者之间因而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和紧张状态。在双重情节中,托尔斯泰希望表达的意图的双重性得以表达和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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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国共有三个名作家托尔斯泰,除了本讲中最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外,另两位是:阿·康·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19世纪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创作有历史长篇小说《谢列勃良内公爵》(1863),历史剧三部曲《伊凡雷帝之死》(1866)、《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1868)和《沙皇鲍里斯》(1870),以及大量抒情诗和叙事诗;阿·托尔斯泰(1882—1945),俄国现代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创作有诗歌《抒情集》(1907)、《蓝色河流后面》(1911),短篇小说集《伏尔加河左岸》(1910),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20—1922),长篇小说《怪人》(1911)、《跛老爷》(1912)、《苦难的历程》(1922—1941)、《彼得大帝》(1929—1945,未完成),戏剧《燕子》(1916)、《苦命的花》(1917)、《伊凡雷帝》(1942—1943)等。
[2]阿尔扎马斯,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苏联时代称为“高尔基市”)州南部城市,在奥卡河支流捷沙河畔。建于1578年,1779年设市。
[3]平民化:指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前提出的调和地主与农民矛盾的方法,即地主参加劳动,过农民一样的生活,并在感情上与农民接近以达到思想的净化。它反映了托尔斯泰既肯定农民,又要为贵族地主寻找一个适当位置的意图。
[4]关于托尔斯泰晚年与其妻子的爱恨交加,参见[美]威廉·夏伊勒:《爱与恨——托尔斯泰夫妻生活中的恩恩怨怨》,赵文学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2005)。
[5]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258~27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6]对此,美国当代学者斯坦纳有精辟的论析,参见[美]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共济会是一个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出现于18世纪的英国,其英文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工(Free-Mason)。基本宗旨为倡导博爱和慈善,追求个人美德与完善社会,追寻人类生存的意义,通过一系列独特的象征符号与仪式教导成员达致一种超凡的精神状态。
[9]参见[俄]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张冰、吴晓都译,134~143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阿赫玛托娃甚至认为整部《安娜·卡列尼娜》“都建立在生理和心理谎言上”,这是因为托尔斯泰受正统观念影响,试图表达:“一个抛弃合法丈夫的女人,必然会成为婊子”,因此,安娜才在和丈夫生活时没有跟任何人调过情,跟年轻英俊的渥伦斯基在一起时反而向周围所有的男士卖弄风情;因而她喜欢谢廖沙,而不喜欢自己跟渥伦斯基所生的小女孩,因为谢廖沙是合法的,而小女孩不是;因此,安娜以为渥伦斯基之所以不爱她,是因为她自己心里也知道——她是个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