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十四讲 契诃夫 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第1页）

第十四讲契诃夫:最具现代意识的作家

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文学史上最后一位大师，与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美国的欧·亨利（1862—1910）并称为19世纪世界三大短篇圣手，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大师，对现代戏剧影响深远，俄国当代学者波洛茨卡娅甚至认为:“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伟大的导演不曾在契诃夫的戏剧中寻找创作的支撑。现在，他日益增长的声誉甚至超过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其巨大的艺术成就，契诃夫逝世100周年的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契诃夫年”。

一、默默奉献的一生

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出生于俄国南部亚速海岸塔甘罗格城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父曾是农奴，后赎回自己和家人。父亲是个小杂货商，笃信宗教，在家里专制成性。契诃夫在读书、练习枯燥无味的合唱与被迫在父亲的店铺值班中度过了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因此，他曾说过:“作为一个儿童，我却没有过童年。”

契诃夫从小天资聪颖，只在本地希腊学校经过短期练习就上中学。1876年，父亲因生意破产，还不起债，就卖掉店铺，逃往莫斯科，让契诃夫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念完中学。契诃夫一面求学，一面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计，这使他很早就接触社会，并从小养成注意观察周围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1879年他中学毕业，1880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同年以安托沙·契洪特的笔名在幽默杂志《蜻蜓》上发表了最早的两篇作品（第一篇是《顿河地主的信》，1880），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活动。

1884年大学毕业后，契诃夫曾在莫斯科城外伏斯克列辛斯克城（现在的伊斯特拉）的地方医院和兹维尼高罗德医院做过医生。他一面行医，一面继续在各种幽默杂志上发表小说。18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情况，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95年出版特写集《萨哈林旅行记》）。此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一边行医一边创作，并和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4年7月2日英年病逝，年仅44岁。

契诃夫的一生，是他成功摆脱奴性努力奋斗的一生。他自己曾对自己的一位同道总结说:“那就写一个年青人的故事吧。他是一个农奴的孩子，当过店铺里的伙计，唱过诗，念过诗，也做过大学生，从小就学会了尊重权势，赞赏别人的主意、吻教士的手，为每一小块面包向人道谢，还时常挨打，上学时连一件外套也没有，也时常打架，虐待动物，也喜欢和阔亲戚一起吃饭，并且对人、对上帝做出一些不必要的伪善，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微贱。写他怎样逐渐从自己身上拔出了农奴的根性，怎样有一个好日子，他突然觉得在他静脉里流动着的已不再是农奴的血液，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血液……”这几句话正是契诃夫自己一生历程的素描。

契诃夫的一生，更是默默奉献的一生。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家人的默默奉献。契诃夫早在中学时期，就不仅要在求学的同时自己养活自己，还得适当给远在莫斯科的家人救急。大学时期，他更是从此担负起靠写作挣钱接济家人（父母弟妹甚至哥哥）的责任。当了医生后，也成为颇负盛名的作家，虽然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但他担负了更重的帮助家人的义务，父母妹妹都住在他家里，靠他养活。第二，是对病人和社会的默默奉献。他除了行使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外，还时常免费给贫穷的农民看病，而且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对社会默默奉献。对此，他有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庄里造起三所相当好的学校，他还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甘罗格等地的图书馆。第三，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的默默奉献。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文学是他的“情妇”。他更爱的是文学这个“情妇”，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文学创作上，在其短暂的24年创作生涯中，共创作了中、短篇小说470多篇，还有十几部戏剧。契诃夫的创作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第一时期（1880—1886），从模仿、练笔、实验慢慢走向独创的时期。

1880—1882年，是契诃夫模仿、练笔、实验的阶段，他采用“安东沙·契洪特”、没有脾脏的人、卢佛等各种笔名，写作了较多的滑稽作品，内容肤浅，叙述笔调不够含蓄，语言也比较粗俗，纯粹是为了赚钱养家和供自己上大学。当然，在这三年时间里，他也进行了多种实验，甚至实验了各种文学类型。不过，正如英国学者辛格雷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的作品都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虽然能博得读者一笑，深具娱乐成分。……契诃夫实验了各种文学类型，但并没有任何严肃的意义。”

接着，依然为了赚钱养家和供自己上大学，依旧大量写作滑稽幽默作品，而且作品不得不求速成，1883年至1885年，每年都要写小说一百篇以上，仅1885年就完成了129篇，他一生创作的470多篇作品中，大部分（约四百篇）写于这一时期，而且多是短篇。而19世纪80年代正是沙皇政府镇压民粹派，为防范革命活动而公开实行高压政策的时候，进步杂志被迫停刊，能合法出版的都是“为笑而笑”的庸俗刊物，契诃夫为了迎合刊物胃口，逗人发笑，某些作品不免流于粗俗，后来，他在出版文集时，毫不可惜地舍弃了这些作品。

不过，从1883年开始，他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在钉子上》《胜利者的胜利》《小公务员之死》，并且慢慢走向独创，创作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作品，如《变色龙》等。

契诃夫早期的优秀作品，从题材和主题看，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表面上写俄国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笑话，实际上是嘲笑当时普遍存在的奴性心理，暴露造成这种奴性心理的专制警察制度，如《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等;另一类反映下层人民的贫困和痛苦生活，揭示现代人的孤独，如《哀伤》（1885）、《苦恼》（1886）、《万卡》（1886）等。但其人道同情和高级幽默还只是隐隐现出，因此，米尔斯基指出，契诃夫早期小说中的基调，即对人之软弱和愚蠢的平庸嘲笑，只有一位比灵猫的眼睛还要敏锐的批评家，方能看出读者在成熟期契诃夫作品里感受到的人道同情和高级幽默。

第二时期（1886—1891），稳固发展、形成自己风格的时期。

1886年3月25日，关心契诃夫的老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给他:“您的毋庸置疑的天才的特性是不单调，您进行内心分析的感觉是正确的，您有高超的描写技巧，您善于塑造形象，寥寥数笔，就有了丰满的画面——根据这一切我确信不疑，您的天职就是要写出几部精美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如果您辜负了这种期待，您就会犯下巨大的道义上的过失……别再做那种赶时间的工作了……宁可饿肚子，就像我们当初曾挨过饿一样，您也得珍惜您的印象，写出一部深思熟虑的作品……一部这样的著作的价值将比百余篇美好的在不同的时期散见于报端的短篇高出一百倍，您会马上获奖，您将在敏感的人们的心目中、而后又在整个读者层中占据显要的位置。”契诃夫读信后深受感动，回信说:“您的信像闪电一样使我惊愕万分。我非常激动，几乎哭了出来”，并且坦率地告诉老作家:“如果说我有值得尊重的才能的话，那么我要向您的纯洁的心灵忏悔:我迄今一直不尊重这个才能。我感觉到，我是有才能的，但是我已经习惯于把它看作微不足道的”，“从前我对待我的文学工作一向极其轻率、马虎、随便。我不记得，哪一个作品是我花了一昼夜以上的时间写成的”，并且表示此后“一定要做严肃的工作”。因此，从1886年开始，契诃夫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创作小说，他用在文学创作上的时间没有减少，但作品的数量却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1885年写了129篇，1886年下降为112篇，1887年锐减到66篇，1888年仅仅写了12篇。不过，在这个时期，他从滑稽幽默作家契洪特一跃而成为第一流的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也就在1886年，契诃夫开始放弃笔名“契洪特”而用真名发表作品（第一篇小说是《安灵祭》）。1887年，契诃夫第三部作品《在昏暗中》出版，引起俄国文学界的普遍关注，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

这个时期是契诃夫一个稳固发展时期，形成了比较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

1888年，是契诃夫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年。这年3月，中篇小说《草原》出版，引起巨大的反响，堪称契诃夫19世纪80年代末创作中的一件大事。

1888年10月，契诃夫因小说集《在昏暗中——特写和短篇小说》而获得科学院普希金奖。这使他深受鼓舞，同时也在经济上获益，能够安心、稳定地从事小说创作，因此，从此后他信心十足地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前进，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波洛茨卡娅认为:“就在这个时期，契诃夫的艺术创作发生了转变，其开端就是《草原》（1888），《没意思的故事》（1889）和剧作《伊万诺夫》（1887—1889）。”米尔斯基指出，发表于1889年的《没意思的故事》可视为契诃夫成熟期之起点，人与人相互隔绝的主题以巨大的力量被展示出来，成为契诃夫一系列成熟杰作的先声。

1890年4月契诃夫抱病去俄国远东库页岛考察囚犯的生活，了解了罪犯们的真实生活，深感震动，后来写成长篇散文《萨哈林旅行记》。年底，契诃夫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塞得港回国。此时期的名篇佳作主要有:《幸福》《吻》（均1887）、《草原》《灯火》《命名日》《神经错乱》（均1888）、《没有意思的故事》（1889）、《决斗》（1891）等。

第三时期（1892—1904），成熟、趋于乐观时期。

辛格雷认为，1892年是契诃夫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他在文学上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年，刚好是他写作生涯二十四年的中点，他的短篇小说自此开始进入一个更稳定成熟的阶段。他放弃了不负责任的闹剧，走向更成熟的文学领域。从1892年起，一直到他逝世止，这一阶段的小说应该当成一个完整的单元看待，其中共有42篇短篇小说。他后期的短篇小说有一个主要特色，不同于以往的俄国作家，也不同于他自己早期的作品。这个特色也是契诃夫对后世的伟大成就之一。他放弃了比较客观的观察，开始把故事处理得更生动，符合许多批评家的要求，即在小说里批评人生。社会问题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更公开地显露了他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会抗议，常常激动地与他所不满的理论对抗，因此，最好把他后期的小说合成一个单元，因为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最能代表19世纪90年代契诃夫的观点。

契诃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欣赏的是那种高雅的情趣:“我认为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和绝对自由——不受暴力和谎言约束的自由。”而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现实是反动派飞扬跋扈，势利小人阿谀逢迎，自由主义者洋洋得意，优秀知识分子备受摧残。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思想，尤其是1890年的库页岛之行，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创作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作品的题材更为广泛，思想内容更为深刻，艺术特色也更为成熟，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中篇小说。而凭着对俄国社会的长期观察，他又意识到俄国非变革不可，并朦胧感觉到，变革后的俄国将是美好的，他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是欢迎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曲折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生活的某些本质特点，民主主义、爱国主义、乐观主义明显增强，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创作的特点是:取材范围广大，思想挖掘加深，跟社会联系更紧，乐观情绪增强，艺术上也更加成熟。波洛茨卡娅指出:“在他的作品中，幽默与抒情，忧郁与欢快，怀疑与希望始终是并存的。些许的变化只是表现在他后期倾向于比较深刻和严肃的方向，以及对于未来的思考”，“在较晚的作品中，幽默与讽刺的交织被正剧与悲剧交织、抒情与哲理的交织所替代（叙述与事件发展的双线推进便是由此产生的，并进而发展成著名的‘契诃夫潜台词’）”，“在契诃夫晚期作品中，与那些‘永恒’的问题相对应的，除了超越于人们生活的‘平庸’之上的‘神奇的’大自然，还有这种‘平庸’本身的种种日常的表现”。这是他小说和剧本创作的繁荣时期。主要小说有:《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均1892）、《挂在脖子上的安娜》（1895）、《带阁楼的房子》（1896）、《农民》《醋票》《套中人》《姚尼奇》《出诊》（均1898），《宝贝儿》《带小狗的太太》（均1899）、《在峡谷里》（1900），《新娘》（1903）。

契诃夫也是一个著名的戏剧大师，写了不少剧本，在19世纪80年代，写过一些独幕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伊凡诺夫》（1887）写一个从热情奋发转变成苦闷颓唐的知识分子伊凡诺夫;《海鸥》（1896）描写两个想创造一番事业的演员和作家的不同结局;《万尼亚舅舅》（1897）写对“名教授”偶像盲目崇拜的绝望和一个想造福后代的乡村医生幻想的破灭;《三姊妹》（1901）描写憧憬美好生活的三个姐妹，都只有美丽的幻想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剧本写的这些人物大多数是不关心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映了他们在变革前黑暗年代的苦闷、彷徨、挣扎和追求，表现了他们正直、敏感并富于幻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