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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托尔斯泰 救世的圣人03（第1页）

第十三讲托尔斯泰:救世的圣人03

除人物对比外，小说还大量使用景物对比（如小说著名的开篇，即是以自然界春光明媚生机勃勃来对照的人世间生灵涂炭强暴肆虐，让生机勃勃的美好、纯洁的大自然与作茧自缚甚至自相残害的污浊、丑恶的人世两相对照，从而有力地表达对人世和社会的否定与批判:“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粘稠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在墙脚下营营嗡嗡地**。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人，唯独成年人，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众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尤其是省监狱办公室的官员，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飞禽走兽和男女老幼都在享受的春色和欢乐，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贫富之间的生活遭遇对比等，深刻揭示了阶级的对立和矛盾，突出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增加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在很多地方也突出了作家的哲学思考。

第二，复杂而细致的心理刻画。托尔斯泰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既深入各种人物的内心，又抓住其瞬息间的思想感情变化，进行复杂而生动的心理表现与心理分析，熟练地运用“心灵辩证法”[8]精雕细刻，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如:卡秋莎有了身孕之后听说聂赫留朵夫这一天要乘火车经过小镇，她冒着秋夜的风雨，到火车站去，想见到离开这么久的聂赫留朵夫（心理过程开端）。但她在路上迷了方向，等跑到车站时，第二遍铃都响过了，她赶紧跑上月台，一眼看到聂赫留朵夫坐在一辆头等客车的窗子里。她一再敲窗子也没有用，因为列车已缓缓开动，越走越快，她一直跟随火车向前跑，没有同聂赫留朵夫照面，火车就开走了。于是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她想:“等下一班火车开来——往车轮底下一跳了事（心理过程的中间发展变化），可是，她身子里面他们两人的孩子，却猛地一动，使劲一顶，慢慢伸开手脚，然后用一个什么很小、很细、很尖的东西又顶了一下（生理因素）。”忽然，“她对他的满心怨恨，她不惜用死来报复的打算——一下子全都消散了”（心理过程的结尾）。又如在没有与聂赫留朵夫结合这一问题上，玛丝洛娃的心理过程就是颇为复杂的。当她开始爱上聂赫留朵夫后，她认为和他结婚是对他的拖累和毁灭，而这也是自己的堕落，“是一种可怕的堕落，比以往一切堕落都要坏的堕落，所以她决不同意这件事”。与此同时，她复杂内心世界还有另一心理活动流程:“她凭女人的感觉，很快就揣摩到西蒙松在爱她，她想到居然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心里引起了爱情，她在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就提高了。”她进而感到:“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慷慨，又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她求婚。可是西蒙松却在她现在的境遇里爱她，只因为爱她而爱她。”于是，她接受了西蒙松的爱。

尤为突出的是，《复活》对聂赫留朵夫复杂心理的描写。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继续发挥高超的心理分析才华，生动表现了主人公思想变化的复杂过程，细腻地描写了他在一系列关键时刻的心理活动。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发展被托尔斯泰表现为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他每迈出一步，都受着阶级偏见和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不断动摇和退缩，迂回地前进。他在法庭上突然见到玛丝洛娃，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审判中间休息以后，陪审员们回到法庭去，这时，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肉跳，仿佛他不是去审判别人，而是他自己去受审似的。他在心灵深处已经体会到他是一个坏人，应该羞于睁眼看人才对，然而他仍旧拗不过习惯，手里摆弄着他的夹鼻眼镜，这种故作镇静的外表难以掩饰内心的惊恐不安。这样，小说就十分细腻生动地写出其颇为矛盾复杂的心理和情感:怜悯中感到羞愧，厌恶中怕被揭发，逃避不能，承认不敢，既烦躁又担心。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到监狱看望玛丝洛娃，真诚地向她请求宽恕，可是玛丝洛娃已经非当年那个卡秋莎，臃肿的脸很不干净，那双斜睨的眼射出不正派的光芒。一时间，聂赫留朵夫心理动摇了。一个声音对他说:“你不如把身边的钱统统给她，然后向她告别，从此跟她一刀两断。”这时他只能用理智的力量来克制自己，因为他知道，目前他的思想仿佛就在动摇不定的天平上。他决心不让天平向一边歪去，因此竭力克制自己，坚持向玛丝洛娃请罪。后来聂赫留朵夫意识到自己整个生活的虚伪，决心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自己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但他到彼得堡后，又被旧的生活所吸引，处于矛盾之中。年轻美貌、装束考究的玛丽叶特故意迎合他的心理，赢得了他的欢心。玛丝洛娃的上诉被驳回的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躺在**，想起他要和她一起去西伯利亚的决心和放弃的土地所有权，他的眼前浮现出玛丽叶特的脸和目光，他问自己:“我要到西伯利亚去，我做得对吗?我要丢掉我的财产，这我做得对吗?”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善于创新。他创造了俄罗斯式的史诗体小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历史问题，艺术表现领域极为广阔。他不仅善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善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他擅长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善于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使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因此，他所描绘的性格的发展和变化，客观真实、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他的语言精确、鲜明，能够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高尔基在其《俄国文学史》中评论托翁:“这个人的成就实在惊人，他总结了整个一个世纪的经验，他以忠实的态度，坚强的力量和美妙的艺术手腕完成了这一项任务。”

第三，单线索的情节结构。与《战争与和平》的头绪纷繁、线索众多迥然不同，也不像《安娜·卡列尼娜》采用平行的两条线索，《复活》以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冤案申诉而四处奔走为主要情节线索，将全书的人物事件串成一体，是比较典型的单线索情节。这种一贯到底的单线索使小说的结构显得简洁而清晰，便于更形象生动地揭示两位主人公“纯洁——堕落——复活”的三部曲精神历程，也能更好地集中深入地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更有利于作家直接宣教。

不过，托翁晚年直接宣教的主张也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各种说教，而这些大量的说教往往损害了他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结构，《复活》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特别是小说第三部大段大段引用《福音书》，用宗教情绪代替具体的思想感情，不仅破坏了心理分析的艺术，而且也使主人公的形象变得像干瘪的稻草人。因此，斯坦纳指出:“在创作《复活》的过程中，托尔斯泰身上的教师和先知气质让他的艺术大打折扣。在以前作品中，平衡感和构思占据支配地位，在《复活》中，它们却让位于作者急于进行的修辞性表达的愿望。在这本小说中，这两种方式被并置起来，从虚假到救赎的心路历程主题被陈诉出来，作者所用语言抽象，味同嚼蜡，仿佛是在撰写论文。”米尔斯基认为，《复活》应被视为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是对其学说最为乏味的展示，尽管它不乏精彩之处（如玛丝洛娃故事的开头部分、关于审判的章节）。

二、《安娜·卡列尼娜》:转型时期家庭结构与伦理道德的两难处境中的悲剧

情节梗概:年轻美丽的安娜是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丈夫卡列宁比她大二十岁，是一个不通人情的官僚。婚后，安娜的青春活力受到压抑，只有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儿子谢廖沙身上。一天，为了调解哥哥奥布浪斯基（一译奥勃朗斯基）与嫂嫂杜丽（一译陶丽）间的纠纷，安娜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在车站她遇见了“彼得堡的花花公子”——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一译弗龙斯基）。渥伦斯基出身名门，正在追求安娜嫂子的妹妹吉提，自从见到安娜后，渥伦斯基不再对吉提献殷勤了。舞会上，渥伦斯基对吉提的态度冷漠，却伴着安娜跳舞，谈笑风生。安娜身穿黑丝绒长袍，是那么单纯自然，优美快活而又富有生气。渥伦斯基热烈追求她，跟随她一起回到彼得堡。由于交往频繁，两人关系日益密切，引起社交界的责难和卡列宁的不满。在一次赛马中，渥伦斯基不慎摔了下来，安娜在看台上坐立不安，神态失常。卡列宁强求安娜立即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安娜向卡列宁公开说明了自己是渥伦斯基的情人。经过痛苦的斗争，她在丈夫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公然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并到国外去旅游。吉提哥哥的同学列文是个贵族地主，他自己管理庄园，喜欢和农民在一起劳动，他热心探索农业的经营方法，试图与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御资本主义，但他的新方法和新措施并没有改变农民对他的态度，最后以失败告终。列文爱上了吉提并向她求婚，吉提当时正热烈追求渥伦斯基，因而拒绝了他。后来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两人终成眷属。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但列文感到精神上很茫然。后来在一个农民那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为了上帝，为了他人，生活就变得美和善。

安娜与渥伦斯基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在儿子生日那天，安娜回到家中，和儿子紧紧拥抱在一起，一时百感交集，热泪夺眶而出。不久，卡列宁走了进来，安娜拉下面纱匆匆而去。在彼得堡，安娜受到上流社会的冷漠中伤，只好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她除了渥伦斯基的爱情之外，已一无所有。她愈爱渥伦斯基，也就愈怀疑渥伦斯基对自己的爱情。渥伦斯基对她的烦躁不安也难以忍受，终于为此发生口角，渥伦斯基出门而去，安娜绝望了，觉得随着爱情的破灭，一切都完了。车站上，安娜突然想起自己和渥伦斯基初次相遇时，火车轧死人的情景，于是她向着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从此摆脱了一切苦难。

主题思想:小说通过安娜的悲剧揭露了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和腐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危机;同时又以列文从事农业改革的失败，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线索里，安娜由于对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她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绝望中卧轨自杀，这条线索侧重反映俄国社会变革时期家庭关系的瓦解及贵族上流社会精神道德等方面的危机。作家对上流社会（城市贵族及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道德以及他们冷酷虚伪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鞭挞。列文和吉提的线索主要反映宗法制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崩溃，揭示了地主阶级同广大农民之间的深刻的矛盾，以及作家的理想及其设想的贵族的出路。作家通过列文生活和事业道路的探索，广泛地描写了农奴制改革后的地主、农民、新兴资产者、商人阶层，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庄园地主宗法式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更通过列文与吉提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幸福以及列文最终在农村找到精神出路的描写，为贵族乃至世人指明了生活的努力方向。作家把这两条线索对照起来，企图表明:城市和贵族资产阶级西方式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给人造成不幸，安娜惨死在火车轮下，渥伦斯基也由于安娜的暴死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乡村贵族宗法制的生活，却给列文和吉提带来了家庭的幸福。

但托翁在小说中实际表现出来的，远比他的创作意图更丰富，更深刻，更有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与个人、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安娜的内心独白:“我不是尽力、尽我的全力去给我的生活找寻出一点意义吗?我不是试图去爱他（卡列宁——引者），而当我实在不能爱我的丈夫的时候就试图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来了，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这是人类永恒的矛盾，能激发每一时代每一个人的共鸣。二是独特地把握到一个相当有意义的问题:转型时期的家庭结构与伦理道德的变化问题。托尔斯泰在客观上触及了一个跨时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家庭的性质、形式的变化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知道，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中，反映社会生活变化最敏感、最迅速的单元，其结构以及相应的家庭伦理关系、道德规范在转型时期必然对社会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小说中各种家庭矛盾都体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更概括地说，就是这部小说表现了转型时期家庭结构与伦理道德的变化，以及人处在这样一种转型时期的两难处境而造成悲剧的主题。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个民族的人们之所以普遍关心（包括肯定和否定）这部作品，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在小说中表现为:

第一，封闭的农业宗法制家庭向开放的资产阶级家庭转变。封闭的农业宗法制家庭注重的是大家庭的和谐有序，往往抹杀个人，而强调个人对家庭的义务、责任乃至自我牺牲;而开放的资产阶级家庭则注重夫妻各自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个人的幸福。家庭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家庭的性质、职能、组成、形式和结构，以及跟它密切相关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原则，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随之产生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托翁真实地、形象地表现了家庭的性质、职能、组成、形式和结构，以及跟它密切相关的道德观念和生活原则，随着生产方式也即社会变革的变化而变化这一重大的社会主题。托翁表明:传统的、宗法制的贵族阶级在失去森林，失去土地，失去特权地位，陷入混乱，日渐瓦解，而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的资产阶级在获得森林，获得土地，并取代贵族地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作家借列文之口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代的特征:“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翻了个身”是说俄国农奴制废除了，俄国传统的宗法制家庭生活也在没落;而“一切都刚刚开始”则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秩序，以及新的资产阶级家庭关系正在慢慢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对俄国家庭婚姻乃至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的冲击，在小说中有突出而普遍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一切都越出了“常轨”，一切都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作品接二连三地具体描写了上流社会几个有代表性的家庭的不幸和混乱:奥布浪斯基和家庭女教师的通奸被发现了，妻子正闹着离婚、分家;薛杰巴茨基老夫妇为女儿吉提择婿的事经常吵架拌嘴;卡列宁的妻子爱上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并弃家出走;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和情人保持人人皆知的“秘密关系”;西尔顿男爵夫人和情人则公开住在一起;契钦斯基公爵更是把儿子带到自己的外室去，以“增加儿子的见识”。那种俄罗斯式的“相信一个丈夫应当和他合法的妻子同居，——相信一个人要养育他的儿子”的传统家庭婚姻观念，已被看成粗俗愚蠢和特别可笑。甚至，上流社会还把引诱一个男子和已婚妇女通奸，看作社交场上普通的风流韵事，认为这样做具有“几分优美和伟大”。俄国城市、乡村贵族家庭之间的矛盾、混乱以及道德沦丧，正是俄国社会变革的产物和表现。安娜的性格，她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她的爱情悲剧，归根到底是由这种变革促成的。

第二，家庭伦理关系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其一，伦理轴心从纵向的亲子关系转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宗法制农村社会由于其财产的继承问题，特别重视纵向的亲子关系，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妇女享有的只是诸多限制和义务、责任，以保证继承财产的儿子的纯正;而资产阶级开放的家庭由于只是以夫妻为主的小家庭，伦理轴心已转变为横向的夫妻关系，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女性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其二，女性地位的提高，随之带来了两性关系的变化。由于女性地位的提高，再加上受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女子开始不再甘当贤妻良母与生育的工具，而开始重视自身的生活、自身的价值，有了自己对爱情、对生活的追求。

第三，道德观念随之发生变化。以上这些，导致道德观念随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其一，从道德一元变为道德多元。传统宗法制家庭只有一元的道德观，强调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尤其是女性必须尽一切力量维护大家庭的和谐与发展，他们往往只有义务和责任;而转型时期则出现了道德多元，既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更有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突出个人的伦理道德观，如卡列宁等人持旧的观念，强调妇女应该为家庭、为丈夫、为儿女做出牺牲，安娜则持西方的个人主义新观念，强调个人至上、爱情至上。其二，从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宗法制家庭强调个体绝对服从家庭整体利益，只有承担传统道德文化强制规定的义务，不能有讲个人幸福的权利，女性尤其突出，只能充当贤妻良母，成为家庭生儿育女和服侍长辈与丈夫的工具，然而，西欧的个性解放使安娜强烈地意识到追求个人幸福、追求个性发展是自己的权利。

正是上述这些道德裂变、新旧道德杂陈、不同规范的道德在同一时空并存，造成了安娜的迷惘与痛苦，并最终造成了她的悲剧。

人物形象安娜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上流社会深受西方个人主义观念影响、追求个性自由爱情幸福的贵妇人的一个典型，外表美丽，情感真诚，内心世界丰富，充满生命活力（小说写道:“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她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在思想、感情、才能和品德等方面，都远远高于当时一般贵妇人，是一个优秀、迷人的俄罗斯贵族妇女的典型。在塑造安娜的过程中，作家始终非常注意揭示、描绘她外形的美和内在的美，既表现了她作为一个贵妇人的典雅、端庄、美丽、聪明和质朴，又描述了她深挚的感情和从容的风度，使她成为一个迷人的形象，无论在哪种场合出现，都使人感到她很美。安娜形象之所以动人，不仅是因为她有着动人的外貌，优雅的风度，更主要的是她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她富于**，生机勃勃，真诚、坦率、善良、高尚、勇敢，渴望自由真挚的爱情，不能忍受封建包办婚姻带给她的冷漠、自私、一直追逐功名利禄的丈夫卡列宁，终于冲破种种束缚跟贵族军官渥伦斯基相爱。安娜性格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真诚，她不愿像当时上流社会的妇女那样过虚伪的二重生活，她要求与沙皇政府显赫的大臣卡列宁公开离婚，并明确与渥伦斯基的关系。为了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她竟然公开出走弃家不顾，与渥伦斯基同居。但她的这种行为却不为虚伪、荒**的贵族上流社会所容。起初，她还能忍受，并表现出要“向社会挑战”的气概，但发现自己挚爱的渥伦斯基开始对自己厌弃、冷漠时，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卧轨自杀。这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色彩的迷人的贵族妇女形象，她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爱情，把个人的爱情、幸福看得高于一切，失去了爱情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作家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认为安娜的追求合乎自然人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他从宗教伦理道德观出发，又认为安娜是缺乏理性、放纵情欲的，所以，在小说中他对安娜既同情又谴责。他一方面同情她的不幸，揭露逼死她的贵族社会和贵族官僚的荒**、虚伪、冷酷;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个人的“情欲”所支配，抛弃丈夫，丢下儿子离家出走，从而破坏了家庭的和谐，破坏了他人的幸福，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没有尽到妻子和母亲的神圣责任，也毁灭了她自己。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正因为安娜追求个人幸福而使家庭成员蒙受牺牲，从而违反了“爱”的教义，作家才让她饱受折磨，并使这一形象蒙上一层罪人的色彩。他引用《新约·罗马人书》中的两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作为全书的题词，也透露了他对安娜的基本看法。他认为安娜应当受谴责，但是上流社会比她更坏，根本不配惩罚她，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裁判者。托尔斯泰借安娜的悲剧无情地撕破了上层贵族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同时却又宣扬“爱的宗教”、禁欲主义和“向上帝呼吁”，试图以此来拯救整个纲常败坏、道德沦丧的社会。

因此，斯坦纳指出，托尔斯泰在作品中似乎祈求了两个神灵:一个是古代的父权制复仇之神，另一个是将受到损伤的精神具有的悲剧性坦诚置于最高位置的神灵。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通过他的自由处理方式，托尔斯泰笔下的女主角获得了罕见的自由，而托尔斯泰本人对她产生了迷恋之情。在托尔斯泰小说的全部主角中，几乎只有安娜一人得到自由发展，超越了小说家的控制和预知。托马斯·曼提出的这一断言是有道理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冲动是道德方面的，社会为了自身的目的，夺取了给上帝保留的复仇能力，托尔斯泰针对这样的社会提出了控诉。但是仅此一次，托尔斯泰自己的道德立场显得模糊不清，他对通奸的谴责与当时社会评判相当接近。

安娜在小说中占据中心地位，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形象，具有广泛、深刻的概括意义。对她，人们可以见仁见智，评价不尽相同。这与个人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有关。如果用中国儒家等东方式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她就是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如果用西方式的个人至上观点去看她，则会有人把她当作爱情至上主义者，当作处理恋爱婚姻问题的永恒的榜样。

安娜的爱情悲剧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她的死是社会性的悲剧。她不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背弃丈夫，而是由于她真诚地追求个人的爱情生活，并且挑战整个社会都遵循的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准则，在卡列宁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公然与渥伦斯基组建了另一个新的家庭。因为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贵妇人偷鸡摸狗是普遍的，根本不算什么问题。按照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贵妇人鬼鬼祟祟干坏事是合法的，而像安娜这样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真心实意地爱一个人就有罪了。这就揭露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丑恶。以卡列宁为主的集团，用法律、责任、离婚、不准跟儿子见面等伪善的观念和冷酷的措施来压迫、折磨善良、热爱儿子的安娜;以莉蒂亚为首的集团，又用宗教的名义把安娜的儿子夺走，还借荒唐无稽的降神术否定安娜的离婚要求;以培脱西为代表的年轻贵族集团，则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社交界的大门。她们自己过着既有丈夫又有情人的二重生活，却大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堕落的女人”，甚至在公共场所公开表示对安娜的轻蔑。

其次，安娜自身的矛盾，是造成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受西方观念影响，安娜极力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是“一个把爱情看得重于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她也公开向卡列宁宣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在她的心目中，爱情至上，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她勇敢地追求被唤醒的爱情，大胆地离家出走，与渥伦斯基公开同居。然而，贵族的生活和教育留在她身上的精神束缚——忠于封建操守与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里形成激烈的冲突。这个矛盾使她对自己的爱情始终抱有怀疑，不敢肯定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并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罪的:“她觉得……她永远都得不到恋爱的自由，却从此要成为一个有罪的妻子……”妻子的责任和母亲的义务使安娜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在丈夫面前有罪，在儿子面前更感到自己罪孽缠身。因此，她显得既勇敢又软弱，矛盾而痛苦。安娜的一些做法则是导致其悲剧的直接原因。由于爱情至上，再加上弃家出走，整个上流社会都打压她，这使得她把爱情当作唯一的出路和希望，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把渥伦斯基牢牢抓紧，最终发展成一种神经质的多疑，她的爱已经慢慢走向自私、走向专横、走向偏执、走向变态，从而刺激渥伦斯基最终讨厌她。当他们争吵后，渥伦斯基出门而去的时候，安娜觉得一切都完了。于是，走投无路的安娜在深深的绝望中，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悲惨自杀了。她的悲剧，既是对封建贵族社会的暴露和抗议，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最后，托尔斯泰的矛盾——既赞赏安娜的美和纯朴、诚实的心灵，更强调旧的宗法制家庭道德，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他站在宗法制家庭伦理道德的立场上，认为安娜追求个人爱情幸福离家出走的行为是无视宗教道德原则，被情欲所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博爱，更丧失了贤妻良母的德行，必受惩罚，所以他让安娜从此饱受精神折磨，长期处于自责的痛苦心境中，并最终无情地把安娜推到了飞驰而来的火车轮下。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人们一致认为安娜的悲剧，还有一个原因，即所托非人的悲剧——安娜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花花公子渥伦斯基身上，是造成悲剧命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渥伦斯基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标本”，他爱上了安娜，而且以为自己诚心诚意地珍惜她的爱情。其实，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安娜，因而，他从来不像安娜爱他那样爱安娜。他在感情、智能、品德、意志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安娜。安娜把自己个人幸福的梦想放在这样一个人身上，结局自然是不妙的。其实，这是非常牵强的观念。任何人恋爱，都不会考虑什么智能、意志的问题，而是两人是否相爱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渥伦斯基在与安娜相爱前，可能是花花公子，但自从与安娜相爱后，他全心全意地投入恋爱之中，没有任何花花公子的举动，而且在安娜死后，他毅然放弃彼得堡养尊处优的军官生活，自愿报名去了前线。这说明他是真正爱安娜的，想以死来惩罚自己一时的脾气发作。（对此，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有类似看法:“为什么她会觉得弗龙斯基已经不爱她了呢?后来他不是为了她才走向死亡的吗……”她进而强调说:“安娜没有任何理由断定他已经不爱她了。她甚至连怀疑的理由也没有。”[9]）

卡列宁:以往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卡列宁是一架官僚机器，“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他是一个只会玩弄文牍、搞官场应酬的空空洞洞、死死板板的官僚。在妻子和孩子面前，也端着副官僚架子。他作为法律、教会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有着卑劣的一面。他是一个大官僚，脱离生活，脱离实际，官场的钩心斗角是他所关心的大事，升官和功勋是他追逐的对象，因此他没有那种属于正常人的爱情，就连他的婚姻也蒙上了政治的色彩。当他确认妻子背叛自己的实情以后，也曾十分痛苦，但冷静地思考了安娜和他以往生活的细节后，理智又在他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雪洗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而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而当他发现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私情不但没斩断反而愈演愈烈时，所想的仍旧是如何维护他的面子，而不是他的爱情。这就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官僚，除了自私虚伪，他一无所有。在情与理的人生天平上，卡列宁重理轻情，“本我”让位于“超我”。过多地追求“体面”等华而不实的因素，造成了他那种机械地爱、机械地生活、机械地工作的人生状态。“他不是男人，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的机器，当他生气的时候，他是一架凶狠的机器”。这就是安娜眼中的卡列宁。他的外貌也不大风雅，安娜既不喜欢他的外貌，更不喜欢他这种死板以及虚伪的思想性格。他没有情感需要，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卑鄙小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是“体面”，为了这外在的华而不实的“体面”的维护，他不仅牺牲了正常人所应该享受的现实生活的乐趣，而且最终也因此失去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失去的妻子，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致使他在无比痛苦的内心煎熬中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羞辱、寂寞和空虚。而这正是由于他屈服于环境，压制了生命意识中的情感因素，过于理性化而情感意识匮乏，从而形成了他扭曲的个性。因而展现在我们读者面前的卡列宁只是一个自私虚伪的官僚、一架麻木冷酷的机器、一位恶毒伪善的圣徒。因此，大家几乎一致认定:自私、僵化、空虚、虚伪、冷酷就是卡列宁形象的本质特征。

而今客观地看，卡列宁虽然呆板僵化，有官僚的架子，但他奉公守法，对一切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家庭也颇有爱心十分负责，心地也颇善良，尽管妻子红杏出墙甚至离家出走公然与情人同居，但在她生下私生女儿得了产褥热的时候，他依旧去看她，并应她的要求，在她的病床前与自己的情敌渥伦斯基握手言和，卡列宁的爱和宽恕不仅给予妻子和无辜的孩子（安娜与渥伦斯基的私生女），还给予了给自己造成巨大痛苦的情敌，因此，就连安娜有时也不免感叹:“他毕竟是个好人，忠实、善良，而且在自己的事业方面非常卓越。”他的痛苦与不幸，是封建包办婚姻导致的悲剧。

列文:是一个重视贵族传统和向往宗法制生活的庄园地主。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对具有家长制生活特征的莫斯科老贵族薛杰巴茨基家十分仰慕。大学毕业后，他又厌弃城市的浮华和官场的虚伪，自动回乡经营农庄，立志当一个对自己和农民都有利的好主人。但是，动**的社会状况使他发现，贵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动摇，政治和思想道德也日趋堕落。俄国农村正在发生急剧变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正如洪水猛兽一样地入侵。他认为:贵族阶级之所以没落而使商人得势，是因为贵族阶级“天真”“懒惰”，不珍惜贵族传统;农业经营之所以萎靡不振，是因为农民对劳动成果不感兴趣和“外国文明”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他决心“俭朴、勤劳”，积极从事改革活动，以找出一条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途径。这一改革的内容是:地主出土地，农民出劳力，合伙经营，均分红利。他想通过这条道路使贵族地主避免走向没落，又使农民不贫困，既抵制资本主义发展，又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他这样阐述自己的改革理想:“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互相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一句话，是不流血的革命，但也是最伟大的革命，先以我们的小小的一县开始，然后及于一省，然后及于俄国，以致遍及全世界。”但他的改革彻底失败了，他几次差点自杀，后来接受了宗法式农民的信仰，在宗教中找到了归宿:“为上帝，为灵魂活着。”列文是一个自传性形象，是托翁笔下又一精神探索者形象，其探索、思考及改革，他在宗教生活中寻找精神出路，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体验。如果说安娜的悲剧，主要表现了作家对腐化堕落的城市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与揭露的话，那么，列文的追寻主要表现了作家对理想化宗法制小农社会的向往和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独具匠心的艺术结构。小说包含了安娜和列文两条彼此联结、互相依存、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串联起众多人物和事件。它们有时发生在莫斯科和邻近莫斯科的乡下，有时发生在彼得堡和邻近彼得堡的农庄，表面上没有紧密联系，但作家却将全书组织成浑然一体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外联系的当代社会图画，使所表现的生活互为补充，所塑造的人物互为对比，人物的命运截然有别，构成了著名的“拱形结构”，并且做到了结构完整统一，拱形衔接天衣无缝，两条平行的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大动**的时代不愿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与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安娜的人生追求以实现个人的爱、幸福为目标，列文的生活道路则以追求普遍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为止境。在这种深层意义的对照上，列文的情节线可以说是安娜情节线的继续和延伸。

首先，从外在形式上，通过奥布浪斯基和杜丽，把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串联成亲戚好友。奥布浪斯基是渥伦斯基的好友，又是安娜的哥哥。杜丽是吉提的姐姐，而列文又是吉提的丈夫。最后在杜丽的建议下，列文还特地去田庄拜访过安娜，从而完成了“拱顶”的完美衔接。也就是说，小说在两条主线之间特意穿插了奥布浪斯基和杜丽的家庭生活这条中间线，它在外部结构上成了两条主线的拱顶结合处，从而使三个家庭两条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其次，通过全书中对家庭问题的描绘，把人物集中纠集在因西欧个人主义观念以及资本主义侵袭而带来的共同的“不幸”和“混乱”之中。不但主要人物在家庭婚姻问题上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幸”“混乱”，就连次要人物如薛杰巴茨基公爵夫妇也在这一问题上经受着不同形式的烦恼和考验;不但城市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关系变得乱七八糟，就连乡村地主庄园也同样充斥着混乱虚伪。

最后，这种“拱形结构”与作家的创作意图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作家有意用这样一种结构形式把彼此对立的两种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联结在一起，赞美乡村宗法式的贵族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作家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意图是宣扬宗法式的家庭理想，批判城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意图决定了小说在结构上的两重性。小说精心设置了两条彼此平行而又相互联系的情节线索，一是女主人公安娜的爱情至上，追求个人幸福，离家出走，最后卧轨自杀的“爱情悲剧”;一是男主人公列文探索社会出路，从事改革，最后在农村婚姻幸福、找到出路。小说还运用人物向心对照法，让男女主人公安娜和列文的对照贯穿始终，沟通两条主线间的内在联系，并刻意安排素不相识的列文拜访安娜，从而使拱顶贯通。两条线索平行发展，交错描写，彼此对照，互为映衬，既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当时急剧变革的现实，又贯通拱顶，使两条线索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小说结构更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