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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19世纪俄国文学（第2页）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也是基督教的三大派（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之一，对俄罗斯的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有着巨大的影响，俄罗斯现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东正教表现了俄罗斯的信仰。”俄国当代一位神学家甚至断言:“俄罗斯民族文化是在教会里诞生的。”的确，东正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统辖着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对其社会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要较好地理解俄罗斯，理解俄罗斯文化，理解俄罗斯文学艺术，首先必须对东正教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

基督教原为犹太教中的拿撒勒派，公元1世纪产生于巴勒斯坦，公元135年成为独立宗教，公元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会也随之渐渐分裂成东西两派。东派教会的经书和崇拜仪式用希腊文，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西派教会则用拉丁文，以罗马为中心。1054年，几百年的分歧随着历史、地理以及双方领导集团争夺教会最高统治权的冲突而达到顶点，导致东西教会的最终决裂。东部教会为标榜自己的正统性，自称“正教”（意即继承基督教正统教义教规），因为地处欧洲东部，所以又称“东正教”，又因其在崇拜仪式中使用希腊礼仪，称为“希腊正教”。西部教会则强调自己的“普世性”，称为“公教”，因其领导中心在罗马，又称“罗马公教”，汉语译作“罗马天主教”或“天主教”。

俄罗斯正式接受东正教作为国教，是在公元988年。这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科尔松城的圣瓦西里教堂，接受了东部拜占庭教会大主教的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禁止俄国流行已久的多神教。当然，这件事并非如不少人认为的是一蹴而就，而是由来已久。俄国当代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在其《宗教史》中指出:“罗斯的基督教化，是一段漫长而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始，早于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建立，而其终结则在公国消亡以后几百年。弗拉基米尔的‘罗斯受洗’不过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插曲。因此，不应当把东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同他在公元988年前后所采取的这次行动混为一谈。似乎‘罗斯受洗’一举就彻底完成了罗斯的基督教化，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在长期的发展中，俄罗斯的东正教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第一，教权为王权控制。第二，强调“因信称义”，注重修道生活。第三，教义具有传统性和保守性。第四，注重形式，讲究华丽、庄严的仪式。第五，议事制的教会结构。第六，渗入了多神教的成分。第七，富于神秘主义色彩。[4]

扼要地说，俄罗斯东正教尽管也是基督教，但与天主教等区别较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东正教不承认“和子句”[5]，因此使人不具有肉体性，而具有神性，从而有一种顿悟式的对精神和神性的追求，而西欧则把神性降低到人性;第二，东正教不承认天主教的地狱、炼狱、天堂理论，宣称只有地狱和天堂，而没有炼狱。否定炼狱，就是更强调一种体悟或顿悟，强调人人都可以从精神上刹那间升华到神性的境界，而西欧有了炼狱，则把一切都理性化了，人的得救全在于一种理性的推理，而且，更物质化了，人的得救全在于他在世上所做好事的多少:全做好事则进天堂，坏事多则进地狱，又做坏事又做好事则先进炼狱。由此，俄罗斯的东正教赋予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三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颇强的神秘主义特色（含象征）和强烈的精神追求。东正教强调“因信称义”，并具有颇强的神秘主义色彩。西方教会分裂出来的天主教和新教认为基督来到世上，以自己的死救赎人类，但并非全体世人，而只是上帝预先特选的人。东正教则认为每个人只要虔诚信教，潜心苦修，积极行善，与神沟通，都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也就是说，信仰的虔诚是得到救赎和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为义人的必要条件，即“因信称义”。在东正教看来，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因而，他超然物外，但他又存在于造物之中，是造物中最核心的内容。由于他超然物外，具有超在性，他是不可感的，但从其内在性来说，他又是可以由人的灵魂领悟、晤见的。上帝这种内在性与超在性的统一，要求信徒以虔诚之爱沉入冥思灵修之中，在祈祷中与神沟通，共同参与基督、圣母和圣者的生活，在圣礼中呼唤主的名字，产生内在的神秘体验，与神灵世界接触，成为不可见世界的参与者，在圣光的异象中与基督照面——这种异象，将照亮信徒的灵魂，使之成为与基督一致的人。而这，就是东正教徒生活理想的实现，也即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向上帝之国的接近。东正教的神秘主义进而认为，东正教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先知先觉”，是使人类能看见“真知”的光，是融会知识和精华的真理，是使人类充满理解和同情的爱;东正教作为“先知先觉”不需要任何教理和教条，真理和真神存在于信徒的信仰之中;东正教是上帝和人、圣父和被造物之间超凡的和精神的结合，是天国和人间的桥梁;非信徒只有和信徒共享神秘的友情，才能理解和了解东正教的实质;由于东正教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因而人类可以通过忏悔把心灵奉献给上帝，通过赎罪来拯救自己的灵魂，通过感恩祈祷得到永生，通过“耶稣的牺牲”而得救;在东正教精神的感召下，非正义可以变为正义，罪人可以变成“圣人”，圣人一旦藐视罪人就会丧失其圣洁的价值。由此，也产生了俄国人的另一特点:鄙弃物质欲望，有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俄国人普遍认为，人的身份地位不以其物质多少为标志，人的富有在于其精神的丰富。这些，影响到文学，便表现为:强调人的豁然醒悟和对精神生活的高度重视乃至执着追求，如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彼埃尔、列文、聂赫留朵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以及自然而然形成的象征色彩（托翁笔下的橡树、陀氏书中的彼得堡，等等）。

其二，独特的道德体系与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东正教特别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强调忠信、博爱、忍让和自我牺牲精神。这赋予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学独特的道德体系。别尔嘉耶夫说:“在俄罗斯，道德的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东正教尤其关心人（特别是下层人）的不幸与苦难，具有明确的人道主义传统。东正教较多地保留着早期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传统，主要体现为: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与怜悯。正因为如此，赫尔岑宣称:“对小人物的同情心是俄罗斯文学的基调。”

其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超越精神（彼岸性、世界性或终极性）。东正教关注现实社会的不公，强调对弱者乃至罪人的同情、关心与爱护，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精神追求，这使得大多数俄国人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超越精神，他们对现实不满，抗议社会的不公，深深忧虑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景，与此同时，他们又力图超越世俗红尘，在与上帝的关系中确立人自身，建立理想的道德王国，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追求彼岸世界，追求终极意义。这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尤为明显，他们既关心现实生活中人的苦难、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又极力超越世俗，奔向彼岸，追求无限、永恒。这样，他们一方面有一种现实的对人间的不幸与苦难的同情与怜悯，另一方面更有一种终极追求——竭力探寻人的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关心人的灵魂能否进入永恒，最终能否得救。这二者的典型体现，一为19世纪后期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过分极端的负罪感甚至“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一为俄罗斯的“最高纲领主义”。[6]

正因为如此，19世纪俄国文学乃至绝大多数俄国文学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与哲学乃至宗教密不可分。俄国当代著名学者利哈乔夫指出:“俄罗斯文学（散文、诗歌、戏剧）就是俄罗斯的哲学，就是俄罗斯创造性地自我表现的特点，就是俄罗斯的全人类性”，“俄罗斯哲学在许多世纪中十分紧密地与文学和诗歌联系在一起。因此要研究俄罗斯哲学，就得研究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查文、丘特切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

此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和理论人才，既有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费特、契诃夫这类伟大的诗人、作家，又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这样出色的批评家，用他们从文学发展实践中以独到发现和面向未来的眼光归纳出来的文学理论，引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促进了“自然派”和“纯艺术派”的形成和发展，大大地推动了俄国文学向前迈进的步伐。

正是上述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使得19世纪俄国文学才气横溢，富于创造性，同时善于融汇，自成体系，并且群星璀璨，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二、流派迭出，群星璀璨——文学发展概况

19世纪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出现了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民粹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众多文学流派，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丘特切夫、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众多世界一流的作家，堪称流派迭出，群星璀璨，因此被称为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纵观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可以发现其自始至终一直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是关注现实、批判阻碍祖国前进的一切现象的公民传统文学;一条是注重诗与人生合一，注重从宗教、哲学高度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同时十分关注艺术形式的创新甚至发展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创作。

以往认为，从文学发展来看，19世纪前期的俄国文学，在思想取向上，进一步推进18世纪就已开始的启蒙思想的影响，发展了俄国文学原有的公民精神。一方面大量描写下层平民百姓的不幸和苦难，提出并思考产生这种不幸和苦难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把矛头直接指向农奴制乃至沙皇政府和沙皇，号召推翻专制暴政，彻底改变社会。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家试图从宗教、哲学的高度来探讨、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从而形成了俄国文学最本质的特点:既扎根大地，又心系彼岸，而这是以往许多19世纪俄国文学史忽略或有意避而不谈的19世纪俄国文学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流派、思潮方面，此时期的文学则从一元化逐渐转向多元化，出现了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

感伤主义，又名“前浪漫主义”“主情主义”，是18世纪后期出现于欧洲的一种文艺思潮，否定理性，强调感情，注意抒写平凡人的遭遇和内心感受，描绘美好的大自然，常以理想化的大自然和乡村宁静纯朴的生活来否定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弊病。俄国作家接受了西方的影响，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形成了感伤主义文学浪潮，他们反对俄国古典主义对国家的赞颂，挺身捍卫个人的权利，关心普通人的不幸，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崇拜大自然，代表作家是卡拉姆津。

卡拉姆津（旧译卡拉姆辛，1766—1826），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11卷巨著《俄罗斯国家史》;也是小说家、诗人，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贵族小姐娜塔丽雅》《伯伦高尔姆岛》《城总管夫人玛尔法》和散文书信集《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集》，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一译《苦命的丽莎》，1791）。

《可怜的丽莎》讲述了农家姑娘丽莎为了供养母亲，经常采摘鲜花到莫斯科去卖，和贵族青年艾拉斯特产生了热恋，并常在一个风景如画的池塘边幽会。后来，艾拉斯特因为赌博输光了钱财，只好娶一位有钱的寡妇，抛弃了丽莎。绝望的丽莎跳进池塘殉情，艾拉斯特知道后一直到死都十分痛苦。小说发表后获得空前的成功，小说描写的池塘成了多愁善感的读者特别喜爱的散步场所，太太们纷纷为丽莎的命运痛哭流涕，因为她证明“农村姑娘也懂得爱情”。而且随之出现了一系列如《可怜的玛莎》《不幸的丽莎》《不幸的马尔加丽塔》之类的仿作。

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于欧洲的一种文学思潮，其特点主要有:第一，表现主观理想，抒发个人情感，描写内心感受;第二，追求离奇情节、异域色彩，塑造非凡人物;第三，描绘自然景物，借大自然的美好批判工业文明和社会的黑暗;第四，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喜爱中世纪。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德国，随后波及英国、法国乃至整个欧美。俄国在19世纪初受其影响，也兴起了浪漫主义。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有三种倾向:一是以茹科夫斯基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倾向，表现终极问题，探索心灵的安顿和人生的出路;二是以普希金、“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爱国、革命倾向，充满公民责任感，揭露社会黑暗，力图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三是以马尔林斯基、拉热奇尼科夫为代表的传奇小说派，往往采用传奇小说的形式，注重描写俄国的社会风俗或者俄国历史，表现爱情、爱国等人性之常。

这个时期是俄国诗歌的黄金时期，以普希金为中心形成了众星捧月的诗歌局面，出现了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巴拉丁斯基等一大批出色的诗人。但此时期俄国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比较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还有巴丘什科夫、巴拉丁斯基和“十二月党人”诗人。

巴拉丁斯基（1800—1844），主要作品有:诗集《诗选》（1824）、《黄昏》（1842），长诗《舞会》（1828）、《茨冈女人》（后改名为《姘妇》，1831）等。他的大多数诗都沉浸在个人的世界里，致力于艺术的新探索与新追求。早期的诗把忧伤和人生的欢乐糅合在一起，致力于描写人的内心矛盾和心理变化过程，米尔斯基指出，其早期抒情诗使他成为19世纪20年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晚期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影响，致力于创作哲理诗，成为一位思想诗人。纵观19世纪俄国诗歌的发展，我们认为，巴拉丁斯基的这些追求，对后来的“纯艺术派”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他被称为“纯艺术的先驱”。

“十二月党人”诗人包括雷列耶夫（1795—1826）、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奥陀耶夫斯基（1802—1839）等。“十二月党人”是俄国19世纪初期的贵族革命家，绝大多数属于贵族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十二月党人”作家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认为文学应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爱国的和革命的思想感情，诗人应关心人民命运，鼓舞战士斗志。他们重视发展民族文学，重视在创作中发扬民族风格，把民间文学当作“我们文学最优良、最纯洁与最可靠的来源”。其诗歌充满公民的责任感和浪漫主义的**，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政府乃至沙皇的专制，力图改变乃至推翻现存社会。

在诗歌方面，雷列耶夫是其代表。其成名作是诗歌《致宠臣》（1820），代表作是诗歌《公民》（1824）和21首《沉思》（1821—1823）。《公民》提出了公民诗歌的一个公式:“我不是诗人，而是一个公民”，后来在涅克拉索夫那里发展成著名的诗句:“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普希金写了《致西伯利亚囚徒》，奥陀耶夫斯基则写了《答普希金》，其中两句“我们悲惨的事业将不会落空:星星之火必将燃成熊熊的烈焰”，成为列宁在1900创办《火星报》的报名和口号，也是中国名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来源。

在小说方面，代表作家是别斯土舍夫（1797—1837）。他是小说家、诗人兼文学评论家，也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笔名马尔林斯基。其主要成就是小说，大多为浪漫主义中篇小说，以其叙述的曲折诱人和语言的生动俏皮，一扫当时古典主义作品陈腐呆板的文风，在19世纪30年代的俄国文坛名噪一时，被公众誉为“散文中的普希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考验》（1830）、《别洛尔中尉》（一译《别罗佐尔中尉》，1831）、《巡航舰希望号》（1832）、《阿玛拉特伯克》（1832）、《航海家尼基金》（1834）等。

《别洛尔中尉》写俄英联合舰队与拿破仑法国交战，中尉别洛尔因为救一位落水的英国水兵，和几位战士一起被冲到荷兰，在那里和一位荷兰姑娘热恋，并且战胜法国兵和大自然的风险，胜利回到俄国，在爱情和战斗方面双双获胜。

《巡航舰希望号》写伊里亚·彼得洛维奇·普拉文舰长在“希望号”巡洋舰上工作出色，受到沙皇的接见和奖赏，后来爱上了公爵夫人维拉，在舰艇远航执行任务的途中，在英国海域，不顾战友和部下尼尔·巴甫洛维奇中尉的忠告，私自上岸与维拉幽会，结果当晚暴风雨来临，由于没有他指挥，富有经验的中尉又因劝阻他被关了禁闭，“希望号”几经挣扎，虽然保全了舰只，但是牺牲了十个人，再加上舰长发现情况不妙后，率领小船赶往舰上，牺牲了六个人，一共死去了十六个人，舰长本人也负了重伤，在强烈的内疚和深重的忏悔之中去世。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叙事与第一人称书信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情节曲折，写恋爱心理细腻生动，是其代表作之一。

《航海家尼基金》写俄国商人萨韦利·尼基金为了娶美女卡捷琳娜，驾驶木船出海经商，结果遇到了武装很好、船速很快的英国私掠船，他们被抓上船去，后来尼基金利用时机，反败为胜，占领了私掠船，并且把英国船长杜尔尼普等作为俘虏押回俄国，成为人人赞颂的俄国英雄。小说写得虽然更为朴实，也更民间化，但是前面插话太多，后面的内容太简单。尽管有人认为这是马尔林斯基的代表作之一，但笔者不敢苟同，持此论者可能是因为作家一改其他小说优美甚至华丽的语言风格，而转向朴实的民间语言，更可能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内容而称赞这部小说，严格来讲，这只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人物形象过于简单，写法也过于简单，艺术加工和升华不够（小说本身就是一个真实故事的改写），因此，相当平庸，特色不多。

另一位在当时影响颇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是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他1813—1815年曾参加俄国远征欧洲的战斗，后来发表了《一个俄国军官的行军札记》。但他主要的文学遗产是三部历史长篇小说《最后一个新贵》（1833）、《冰宫》（1835）和《异教徒》（1838）。其代表作《冰宫》，不仅是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俄国19世纪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代表作。

《冰宫》主要写俄国年老体衰的安娜女皇当政的时候，宠用德国人比伦，而他作威作福，搞得民不聊生，甚至滥施私刑，草菅人命;与此同时，宫廷大臣沃伦斯基也得到女皇的重用，但他充满爱国主义**，与比伦势不两立，他领导了一群爱国者，试图把比伦赶出宫廷。但他深深陷入双重矛盾中:第一是他的爱国热情与高涨的爱情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他在北方美人——妻子纳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和南国女子——女皇爱得要命的摩尔达维亚公爵小姐玛丽奥莉察·列列米科的爱情中的矛盾。在这种感情与义务、政治与爱情的冲突中，他一再犹豫彷徨，结果错失时机，最后竟被比伦诬告，连同好友一起被判处死刑。

小说很多情节具有浪漫主义的传奇性，如玛丽奥莉察的母亲是茨冈女人，她爱上了贵族公子，为了保护女儿，先是放弃了对女儿的权利，后来在其父亲被杀时又舍身救出女儿，并把她送给摩尔达维亚公爵，最后又保护她，甚至为了她的幸福，自己毁容并且发疯;埃赫列尔起初是比伦手下走狗利普曼的侄子，是比伦种种恶行的培育者，最后才揭明:他因为热爱祖国，早已在心里投向沃伦斯基，并且向女皇揭穿了比伦的卖国行径及其罪恶。而主人公沃伦斯基起初不爱妻子，后来又突然深深爱上她了，竟然为她拒绝了女皇提议的与他曾经狂热追求的玛丽奥莉察的婚事，导致失宠并且导致自己和朋友们的死亡，也使自己的爱国大志完全落空。这些传奇性使作品可读，也突出了作品的道德说教性，但有些地方经不起推敲，尤其是沃伦斯基作为一个大臣，一个在宫廷的政治斗争旋涡中折腾了几十年的人物，居然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初恋小伙子一样，分不清主次轻重，完全任意而行，听凭情感的主宰，这就太不真实了。尽管如此，总体来说，这还是一部很有才气的作品，作者因此被称为俄国文学中创作历史长篇小说的“先驱者之一”，小说也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文学中最出色的现象之一”。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真实地描绘客观现实，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作家不醉心于描写非凡的人物和离奇的事件，而是强调冷静地观察和客观地描写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探索社会罪恶的根源。现实主义作家们所反映的生活面极广，而且极其重视细节的描写。

第二，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现实主义作家主张深入细致地观察现实，分析生活，力求选择最能揭示事物本质特征的环境、事件和细节加以典型化，使之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他们强调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主张通过真实的细节，从人与环境的联系中塑造典型人物。

第三，对社会罪恶的强烈批判精神。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十分关注，往往全神贯注地详细分析人类行为相互冲突的心理趋势，揭示心理矛盾产生的社会原因。同时，又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理想，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他们对社会上的各种弊病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无情地揭露了金钱主宰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疮疤，批判这个社会的利己主义的生活原则和人与人之间**裸的利害关系，鞭挞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