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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 19世纪俄国文学（第1页）

俄罗斯文学讲座：经典作家与作品（上册）19世纪俄国文学

第一讲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19世纪俄国文学概述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不仅是俄国文学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学的高峰之一。其突出的艺术成就，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其深厚的文化与文学渊源。

一、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与气候——繁荣的原因

19世纪是俄国文学最辉煌灿烂、最令人感叹的黄金时代，倏然间，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文学大师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是一个颇为专制高压的历史时代，社会动**不安，人们**不宁，但同时也是俄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一个时代!以至高尔基不无自得地谈道:“在欧洲文学史上，年轻的俄国文学是一种惊人的现象。我并非夸大事实:没有一种西方文学像俄国文学这样有力而迅速地诞生，放射出这样强烈而耀眼的天才的光芒。在欧洲，任何人都没有写过如此伟大并为世界所公认的作品，任何人都未曾在如此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中创造出这样惊人的美。试比较一下西方文学史和俄国文学史，就可以得出这个不可动摇的结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拥有如此之多殉道的作家。”而这也正是至今仍然让不少人感到惊奇并觉得神秘的一个问题:为何恰恰在这颇为黑暗专制的时代，并在“如此难以名状的艰苦环境中”，俄罗斯出现了如此高水平的世界一流的文学，而且是群星璀璨?对此，国内外学者兴趣浓厚，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英国学者贝灵（1874—1945）认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作为政治运动虽然结果不算成功（125人被定罪，其中5人被判处绞刑），但这场政治运动对于文学的影响却很深远:此后，哲学代替了政治，自由主义又转回到浪漫主义的激流里，就在这浪漫主义运动中，俄国的诗歌第一次使俄国人找到了表现心情的机会。也就是说，这是文学的一次转机:“因为它给俄国有天才的人成为作家、艺术家、诗人的机会，保全他们的全部的精力不致消耗在徒劳无功的政治上和革命上去。”

美国俄裔学者斯洛尼姆（一译斯洛宁，台湾译史朗宁，1894—1976）则解释道:“生存在这样一个反动、愚昧环境中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只好转向艺术及哲学寻找新鲜蓬勃的事物。由于知识分子被限制不能反映政治和社会，所以他们都借着研究和创作而另觅出路。这点解释了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何以在尼古拉一世极权统治下，反而造成了一个‘黄金时代’。”

以上说法虽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整个俄国文学的突然繁荣，还是过于简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大多数人觉得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神奇。

其实，仔细考察俄国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及俄国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受的外来影响和文学传承，尤其是当时的历史气候，我们便会觉得这种辉煌是应运而生，理所当然，不应再过分惊奇。

19世纪初期，俄国还是一个沙皇专制的农奴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颇为落后。此时，俄国人极其崇拜法国文化，上流社会以说法语为荣。在18世纪，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度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思想开明，但因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又开始走向高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最初也颇为开明，但后来也走向高压。不过，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蓬勃开展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巨大，西方的民主思潮强劲地进入俄国，影响了各个阶层。尤其是1812年在卫国战争中俄国打败了横扫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大军，进而攻入巴黎，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在这火热的政治文化气氛中，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了，俄罗斯人的才气和灵感或者说创造性也因此而热烈地喷发出来，这在文学艺术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反法战争的胜利空前地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同时也空前激发了作家们创作的才情，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一批诗人、作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贵族也因此看到了俄国与欧洲的巨大差距，致力于改变现状，奠定了日后发动起义和不断要求改革的历史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反法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与创造力，使得他们创造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文艺作品，也促使他们自立自强，锐意改革，成为世界强国。

1825年12月1日（俄历，后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探望生病的皇后途中染病，在离首都很远的塔甘罗格突然驾崩，而他没有子嗣，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应该由其皇弟康斯坦丁继位。然而，康斯坦丁在波兰华沙担任波兰王国军队总司令，并娶了非皇族血统的波兰女子为妻，他事先早已致信亚历山大，声明放弃皇位继承权。亚历山大收到声明信后，立即决定让另一皇弟尼古拉继承皇位，他授令大臣菲拉雷特草拟了一份诏书，宣布皇位继承的变化。但这份诏书当时并未公布，只是将它的三个副本分别存放于国务公会、圣教总会和参政院，而诏书正本则由菲拉雷特保存。亚历山大在正本的封套上亲笔签署:“在我下达新的指示以前，本件应存放于圣母升天节教堂内国家文件之列;若我身后未曾留下其他指示，则首要之事即应由莫斯科教区大主教和莫斯科总督二人于圣母升天节教堂内开启本件。”沙皇的两个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份未公布的诏书。沙皇病死后，在彼得堡的尼古拉立即向华沙的康斯坦丁宣誓效忠，而康斯坦丁也同样向尼古拉宣誓。由于彼得堡和华沙相隔遥远，加上当时通信落后，因而俄国出现了皇统中断20多天的局面。

一批在反拿破仑战争中到过西方、受到西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贵族军官，因“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俄国贵族军官雅库什金语），而秘密组织起来，力图废除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实现政治自由。他们便乘着这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密谋举行武装起义。1825年12月14日，他们率领几个近卫军团在彼得堡枢密院广场发动起义，史称“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由于组织不严密、行动不果敢，特别是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而失败。尼古拉登基后，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严厉镇压。1826年7月13日，公布了对全体案犯的判决书，雷列耶夫等5名特等罪判处分尸刑（后改为绞刑），丘赫尔别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等31名一等罪判处砍头（后改为服苦役），卢宁等17名二等罪判处“政治死刑”和终身苦役，穆哈诺夫等16名四等罪判处15年苦役。尼古拉一世还在多方面加强了专制高压，如19世纪30年代炮制了“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官方民族性理论，神化自己的统治，以便更好地控制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因此，19世纪前期的俄国，一方面因为1812年在卫国战争中打败了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另一方面则是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从开明转向专制高压。

但西欧思想仍旧强劲地影响着俄国，随着教育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满现状，呼吁改革。在克里米亚战争[1]中，俄国惨败，改革的呼声更高。在西欧的影响和国内的巨大压力下，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这位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且锐意改革的沙皇[2]，采取了相当开明的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大改革，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俄国历史上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齐名的沙皇。他在1861年下诏废除了农奴制，为俄罗斯在19世纪后半期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了多项政治改革，并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等，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制订了把俄罗斯由君主制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改革计划，慢慢向民主进程迈进。梁赞诺夫斯基等认为:“‘大改革’朝着改变俄国的方向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可以肯定地说，虽然俄国依然是沙皇专政，但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了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改革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阶层的演变，贵族的衰落，中产阶级的上升，特别是专业团体和无产阶级的壮大，公共领域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立法的影响。俄国确实在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中开始迈开了大步。”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得以大大向前发展。张建华认为:“自19世纪60年代俄国踏上资本主义道路以来，经济增长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趋势，开始了俄国近代的工业化历程。”“从19世纪60年代起，直至1913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保持了2。5%的速度，这在俄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刘祖熙指出，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导致俄国经济发展走向的改变:“根据苏联历史学家科瓦尔钦科等人的意见，农民经济转化为独立的自由经济、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劳动力变成商品、工业主要部门组成资本主义大生产——这一切现象大致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在19世纪60—70年代，农民经济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小商品经济，小商品经济又转化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

可惜的是，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不幸被民意党成员炸死。他的遇刺打断了俄罗斯现代化的改革进程，此后俄罗斯帝国基本上丧失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马上采取高压政策:实施地方长官制，破坏地方自治;限制大学自治权;对异族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政策;迫害犹太人。然而，俄国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早已不可遏止。

正因为上述原因，人们往往认为19世纪的俄国是极端专制而黑暗的（以尼古拉一世残酷镇压革命的“十二月党人”为突出标志），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人们现在能更理性、更客观也更公正地认识这段历史时期。

俄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米罗诺夫指出，学者们“总是用一种悲观的调子来看待过去:民不聊生;上流社会狂热地追求一己私利，却忘记社会、国家和民族利益;专制政府只关心贵族利益和自我保全;帝国时期的所有改革几乎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是以巩固腐朽的专制制度为唯一目的;贵族剥削农民，城市剥削农村，商人和资产阶级剥削小市民和工人，俄罗斯帝国剥削其境内的所有民族，而专制政府却支持剥削者;农奴制只有残酷和痛苦;官僚的外行和营私舞弊;权力服务于统治阶级，法庭可以贿买;社会舆论受制于专制政府，等等。”以致人们几乎一致认为，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整个帝俄时期，俄国社会越来越专制越来越黑暗，是一个独裁、保守、停滞的国家。

米罗诺夫却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翔实的材料证明，实际上俄国在这两百多年里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逐渐走向并形成尊重个体和人权的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治国家:“从总体上讲，帝俄时期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第一，人民获得了个人权利和公民权利，个人不再依附于家庭、公社和其他集体组织，人民成了独立的人，获得了自决权，脱离了集体和家族的束缚;第二，小家庭不再受集体的监督，摆脱了家族和邻里关系的束缚;第三，村社和城市公社改变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不断融入大社会和国家管理机制;第四，先是各集体组织转化成等级，后来等级又转化成职业团体和阶级，最后形成了公民社会，社会不再受国家和政权机关的压制，成为实现国家权力和管理的主体;第五，随着公民公法的不断发展，国家管理机关的权力受到法律监控，俄国逐渐变成了法治国家。总之，帝俄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实质在于形成了个性意识、小型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雏形。在现代化过程中，市民和农民在法律、社会及政治关系上从最高政权的臣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

甚至对于最被人们否定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米罗诺夫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向社会灌输这样的观念，即尼古拉一世是一个头脑简单、举止粗鲁的大兵，他统治的时期尽管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却是一个停滞反动的时期。这种观念影响之深，以至于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著述中的主流观点，而且还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其实，公正地说:“不管怎样，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应该说是改革的准备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准备了改革的方案，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酝酿了改革的主要思想，并培养了一批能够实现改革的人才。”

其实，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早就指出:“通常认为尼古拉的统治是反动的，它不但反对12月14日人士所宣布的企望，而且反对过去的整个执政方针。可是，这种议论未必十分公正。”比如说，尼古拉一世在1847年颁布法律，允许那些因还债卖掉的领地上的农民带着土地赎身，1848年又颁布法律，赋予农民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权利，而“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此以前，贵族阶层当中盛行的观点是，农奴同土地、工具等一样，是占有者普通的私有财产。所以，把农奴当作物品进行日常交易时往往忘掉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农民不可能成为这种私有财产……这些法律把占有农奴的权利从民法范畴划归国家法范畴，所有法律宣布一个观念，即农奴本人不是私人的普通财产，首先他是国家的臣民。这是一项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本身就能证明尼古拉为解决农民问题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是有效的”。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也认为:“在尼古拉统治末期，俄国形成了一个高级法律官员的预备队伍，他们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有资格指导并执行法庭的决定。至此，一个‘规范’国家的框架第一次成型，这也为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因此，暂且不论尼古拉在个人集权问题上的倒退，就其自身而言，他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更是全方位地走上了现代化进程。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尽管采取了高压政策，但现代化的趋势早已不可阻遏，俄国社会逐渐走向公民社会。

即便是一向被人们诟病的书刊检查制度，也并非是毫无可取之处。首先，担任书刊检查机关负责人的，不少是一些视野开阔、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的作家或诗人，如冈察洛夫、丘特切夫等，他们的思想颇为开明，而且也懂得艺术。其次，从另一角度来看，书刊检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它过滤了一些艺术性太差的非文学作品，阻挡和否决了一些过于露骨或过于直接因而也缺乏艺术性的宣教之作，迫使反映现实甚至反对政府的作品以更隐晦更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文学的基本品位，促进了作家们更关注文学作品的艺术表达，因此提高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

上述两方面再加上俄国教育的逐渐普及、紧随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的较大发展，使得19世纪的俄国作家能够完全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本国和外国的文化和文学，并熔铸成独具俄国特色的文学作品。

19世纪俄国文学是在综合融汇本国和西欧文化与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俄罗斯民族的独特风格并自成体系的，也就是说其文学渊源，包括西方渊源和本国渊源两个方面。

西方文化和文学深深影响着俄国，不仅仅是拜占庭和东正教，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文学，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还有西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18世纪后期兴起的感伤主义、浪漫主义，19世纪的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都在俄国开花结果。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英法现实主义对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尤大。

米罗诺夫指出:“俄国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主要起源于欧洲……在基辅时期，俄国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接受了基督教和文字。后来数百年不利的外部和内部条件虽然阻碍了俄国沿着欧洲道路发展，但欧洲模式却从未彻底消失，也并未被其他模式所替代。……从历史的角度看，俄国基本上是沿着欧洲发展的道路前进的，只是比欧洲迟了一步。”而且，正如拉伊夫说的那样，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与俄国文化欧洲化的愿望已被内在化了”。西方文化深深影响着俄国，其中，法国的启蒙思想和德国浪漫主义及其古典哲学影响尤大。

米罗诺夫宣称:“1825—1850年，在俄国知识团体中盛行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对俄国的影响更大，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分别在19世纪初期、中期、后期深刻影响了俄国知识界，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其中谢林影响更大，以致著名作家奥多耶夫斯基（1803—1869）兴奋地谈道:“在19世纪初，谢林就像是15世纪的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1451—1506）一样，他为人类开启了他自己内心世界的未知部分，在这个未知区域内，他的寓言和传说，就是他心灵的全部!跟哥伦布一样，他发现了他并没有打算去探索的事物;像哥伦布一样，他唤醒人们对看上去无法逾越的困难抱有希望;他仍然跟哥伦布一样，为人类活动指明了新的方向!于是所有的人都奋力扑向了这个神奇而美妙的王国。”

与此同时，19世纪俄国文学也继承了本国民间和书面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欧的影响而形成自己独具的特色。其中，特别值得一谈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与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日耳曼人的《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中古四大英雄史诗的《伊戈尔远征记》，这部作品首次在俄国文学史上明确地反对个人英雄行为、宣扬集体团结、表现爱的力量[3]，这成为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普希金的叙事诗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是俄罗斯文学中有一种很有特色、影响深远的公民诗歌，它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强调履行公民职责，歌颂尽忠报国，描写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件;第二，和一切阻碍祖国顺利前进的东西作斗争，具体表现为:关心人间苦难，抨击社会乃至宫廷里的专制与黑暗。这种诗歌由康捷米尔（1708—1744）奠基，经过罗蒙诺索夫（1711—1765）、苏马罗科夫（1717—1777）、杰尔查文（1743—1816）、拉吉舍夫（1749—1802）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到19世纪，终于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出现了由普希金、涅克拉索夫以及雷列耶夫等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诗人的作品构成的公民诗歌，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三是致力于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其最早代表主要有两位。一位是冯维津（旧译冯维辛，1745—1792），主要作品有喜剧《旅长》（1769）和《纨绔少年》（1781）。这两部作品较早偏离长时间统治俄国文坛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法则，而转向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现实问题。《旅长》嘲笑领地贵族的愚昧落后，同时批判京城贵族追逐法国时尚的空虚浅薄、崇洋媚外;《纨绔子弟》揭露和批判了没有文化、庸俗粗鲁、自私自利、愚昧野蛮的乡村贵族。冯维津的巨大贡献在于，是他第一个在俄罗斯戏剧舞台上推出了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并且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现实生活和国民气质（或国民性）问题。另一位是拉吉舍夫（1749—1802），这是俄国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的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共26章，每章的标题大多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途经的地名，表面上像是一部游记，实际上借用这一形式作为障眼法，全面、生动地描写和揭露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生活，对被折磨被虐待的农奴表达真挚的同情，是一本抨击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著作。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读后大怒，批示:作者想“揭露当今统治的缺点和罪恶”，“其目的在于唆使农民反对地主，煽动军队违抗政府，以断头台来恐吓沙皇”，作者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拉吉舍夫随即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也几乎被全部焚毁，只剩下数十册被人们传抄，直到1858年赫尔岑在伦敦发行了第二版。《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强烈的反专制农奴制的倾向、揭露黑暗现实的勇敢精神、同情底层大众的人道关怀、承担社会使命的公民意识，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而作品开头的“我举目四望，人民的痛苦刺痛了我的心”，以及书中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的揭露与批判，对下层人民的关心与同情以及他被流放的遭遇，也使拉吉舍夫成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和第一个殉道者。

四是东正教的巨大影响。对俄国文学影响更大的，首推既是俄国的宗教又是俄国的哲学的东正教。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西方诗比中国深广，就因为它有较深广的哲学和宗教在培养它的根干。”其实何止是诗，整个文学，整个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如此。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一向以其浓烈的忧患意识、突出的超越精神、独特的道德体系、深广的博爱情怀著称，且构成其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这不能不主要归功于既是其宗教也是其哲学的东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