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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平民偶像秀（第2页）

2。恶意炒作

当选秀节目占据多个电视频道的周末荧屏并成为各电视台的收视率“杀手锏”时，如何抢夺观众注意力从而使节目在众多同类节目中脱颖而出，就成了节目创作人员最费心思的事情。于是，“炒作”成了一些选秀节目吸引大众关注的重要手段。“炒”嘉宾、“炒”评委、“炒”选手、“炒”主持人，制造绯闻、制造事端，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竭泽而渔的恶性炒作严重破坏了娱乐节目的生态平衡。

3。分切“利益”蛋糕

先来看一组数据：2005年，《超级女声》的冠名赞助广告收入是2800万元左右，短信收入大约有500万元。插播广告收入比冠名广告要多，整个2005年《超级女声》的广告收入在7000万～8000万元左右。2006年和2007年《超级女声》的冠名赞助不到3000万元，但由于湖南卫视自己做短信经营，短信收入有1000万元左右，整体广告收入突破了1亿元。“超女”效应使湖南卫视2005年整体广告收入增长了3亿元，达到将近7亿元，2006年广告收入增加到10亿元。而根据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院在2006年末推出的《上海真人秀产业价值链报告》，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G）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创智赢家》《舞林大会》这四档选秀节目品牌的商业价值评估为36。6亿元，其中，节目产业价值链中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预期累计超过14亿元，仅《加油！好男儿》一档选秀节目的品牌商业价值就超过了21。59亿元。

在巨额利润的**与驱使下，选秀节目为了“圈钱”可谓是“机关算尽”。首先是广告的无孔不入；其次是短信收入，由短信投票和短信增值服务两部分收入构成。在获取短信收入动机的驱使下，活动规则变成了主办方手中的娱乐道具——PK、待定、从“海选”到“十强”、从“八强”到“六强”、再由“六强”决出“五强”……节目环节不断翻新，凡是能够设置短信投票环节的地方无一漏过。这种通过观众短信获取利润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的良性发展。

4。“选秀”背后的深层原因

1958年中国电视刚刚起步时，电视的首要属性是政治属性，其承担的功能也以教育功能为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视业经历了从起步到腾飞的艰难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媒介市场化的发展，电视的属性由政治属性转变为双重属性，即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电视的功能也从以教育功能为主导逐渐转变为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四大功能并存。

在电视功能逐步转变的过程中，电视必须通过获取利益来求生存，而其主要盈利模式又被局限在商业广告上。因为目前电视广告的投放标准是基于收视率这个“万恶之源”的，因此从行为动机的角度来解读，不仅电视台需要尽其所能提高收视率，获取经济利益保障生存，节目主创人员在收视率指标的压力之下，无形之中也会产生急功近利的心态。于是，节目主办方纷纷通过提高资费、增加节目环节等方式来尽可能榨取利润。而当“克隆”能够解决节目更新换代和收视率的问题时，“复制”自然就为节目方所争相效仿。

四、阐述与评价

《超级女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大众文化的样本，它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大众文化的大众性、世俗性、商业性和娱乐消遣性等特征。《超级女声》的胜利，向我们昭示了大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它对大众文化的诠释，正如《超级女声》本身一样，是耐人寻味的。从文化传播角度看，《超级女声》文化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走大众化和互动式娱乐路线

《超级女声》本质上是现代大众传媒一手炒作起来的“快餐式”大众娱乐节目。大众化的路线是《超级女声》的一大亮点，“只要你是女性，只要你敢站到台上，这里就有你表现的空间”。只要你关注这几年火爆的娱乐现象，无一走的不是贴近大众的路线。从《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老鼠爱大米》再到《两只蝴蝶》，它们吸引人的地方恰恰在于其歌词的大众化。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电视综艺类节目，如《综艺大观》《春节联欢晚会》等都是经过策划、编辑等人员精心策划安排后产生的。而《超级女声》却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它放下过去电视“尊贵”的身份以及引导、规范普通观众的精英文化的角色，加入大众化元素。在海选中，评委和选手都以未经包装的原始状态被放大到台前；未经剪辑处理的镜头，带给观众强烈的戏剧冲突感和真实感；节目不仅真实而且笑料迭出，令人耳目一新，因此也就带来了较高的收视率。

节目内容上的另一个创新之处是让观众来决定谁将留下。实际上，这是让渡给观众一种选择权，让观众有决定自己所看节目的权利。而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观众必须以支付短信费用作为条件，这就构成了节目组3000万元左右庞大的短信收入。这显然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观众既因参与其中而娱乐了自己，《超级女声》也实现了利润的增加。《超级女声》关于“互动”的思路值得赞赏。

2。广泛的大众性和参与性

和以往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之类的赛事相比，《超级女声》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广泛的大众性和参与性。这一节目之所以能够迅速走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设门槛，“不限制身高、相貌、年龄”。没有门槛意味着《超级女声》是面向所有女性开放的。它不像其他的比赛节目，有太多烦琐的评选程序，有太多的标准和技术条件要求，总是让普通的人们感觉到“成星”的梦想是如此遥远，如此高不可攀。而恰恰是在这点上，《超级女声》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它的亲和力在无形中胜过其他选秀赛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胆量，就可以来到《超级女声》的舞台上一展你的歌喉和形象。而《超级女声》的评委，也不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节目的策划者很精明地抓住了普通受众的心理，因为“专业”会产生距离，非专业的更能贴近大众的心理。

3。对大众传媒的成功运作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充分利用

对大众传媒的成功运作和现代化通信手段的充分利用，使《超级女声》具有了迅速走红的关键平台。现代大众传媒及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超级女声》的走红提供了技术支持。众所周知，大众传媒具有跨地域、跨时空、信息传递迅速等特征，特别是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具有图像化、直观性的特点。《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大众娱乐节目，其成功的一大秘诀就在于它把商家精明的炒作、现代大众传媒的力量、青少年群体的心理、“KTV”通俗文化因素以及手机短信的普及性等糅合在一起，直接面对少男少女，并通过他们来影响他们的父母，进而打造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众歌会”。

总体来看，《超级女声》文化运作的价值和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它已经由一个单一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双重力量下催生出来的大众文化的一个典范，它的火爆及在大众中的影响力也说明了其在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大众文化愈来愈趋向于娱乐型、休闲型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文化的参与性、民主性和大众性的特点，呈现出文化的商品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发展趋势，以求中国大众文化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未来的发展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探索规律，就一定能创造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不落后于世界潮流；既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富有时代精神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

五、阅读延伸

[1]李岭涛，李德刚，梁君健。TOP10中国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省级卫视栏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张小争。娱乐财富密码——引爆传媒心经济[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李健美。由“超级女声”所引发的思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5）。

[4]汪平。“超级女声”现象的大众文化特质及其成因探析[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王欣。“超级女声”的短信营销[J]。当代经理人（中旬刊），2006（4）。

[6]刘扬。审视“超级女声”飚红的传播学意义[J]。云梦学刊，2006（2）。

[7]郭建民，刘靖华。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中国电视声乐选秀个案剖析[J]。音乐传播，2013（1）。

[8]段乐川。“超级女声”的传播学思考[J]。今传媒，2005（9）。

[9]陈德婷。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看电视选秀节目的嬗变[J]。新闻世界，2013（4）。

[10]符云霞。《超级女声》与《中国好声音》节目形态比较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4。

（张博庚，吴竞韡）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