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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导价值观与传媒内容（第3页）

200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一篇《用奉献书写崇高》的评论对志愿者参与救灾的情况作了总结。“十多天来，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已超过20万人。护理病人、搬运物资、搭建帐篷、捐款捐物、维持秩序……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灾区尽点力。’志愿者对同胞的牵挂、关爱和无私奉献，奏响了感天动地的爱的乐章，赓续了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弘扬了助人为乐的时代精神。”

接受国际专业救援队支援震后的救助，是我国政府关于人的生命权观念的体现，也是中国整体应急机制进一步充实完善的体现。《我国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纳国际专业救援队》[23]报道了这一观念和救灾主体结构的突破。

在搜救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的最紧要关头，日本政府派出的首批31名专业救援队员，携带着先进的救援仪器和设备，16日上午到达几乎遍地残垣断壁的四川省青川县展开救援。

据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参赞李文亮说，这是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后第一支抵达灾区的外国专业救援队，也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首次在特大自然灾难后接受外国专业人员救援。

除日本外，俄罗斯、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府派遣的专业救援队也分别于同日下午和晚上抵达四川，并分别立即赶往绵竹市、什邡市重灾区。

（六）地震救援的内容（包括心理救援）宣传

地震灾害后的救援工作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除了对伤员的治疗和对其他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让受灾群众有干净的水喝，有干净的食物吃，有稳定的临时住所等物质性安置外，心理救援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失去亲人、目睹地震惨痛场景的人们来说，心理上的创伤是必须关注的。传媒及时地宣传了这方面的内容。中新网5月18日的长文《专家谈震后心理救援》全面介绍了首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心理治疗专家杨凤池关于灾后心理治疗的必要性、措施等观点。

杨凤池：灾后的心理反应实际上是灾民遭受巨大的心理创伤，精神遭受重大打击的心理反应，如果得不到处理或者比较针对性的辅导，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一般人经常会说时间就是最好的医药，时间一长慢慢就淡忘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一些重大处理和辅导，时间长了淡忘了，等于急性的症状转成慢性的症状，有可能在这个人的心态、思维、情绪、行为各个方面，造成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及时地做些干预和辅导，这些人可以在以后更好地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七）地震救援后期出现的问题

地震救援后期，会出现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比如，在救灾物资、社会捐款的再分配问题上，在灾民的安置方面，会出现不少新的问题。有些问题不明朗。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谣言。谣言是指从不知名的来源发生、通过非正式途径在一定范围内迅速传播的信息。它往往是在人们情况不明的时候，利用集体想象构建出来的，没有确切事实根据的，描述某一广泛的为人关注事件的信息。谣言是包括地震在内的公共突发事件之后最容易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在网络盛行的当代社会，地震救援的后续问题传播速度之快、信息的影响程度之广和深是传统的传媒所不能比拟的。论坛、博客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有些是有事实根据的，有些是谣言。对于有事实根据的，属于舆论监督性质的对某些不公平分配救灾物资或捐款问题的检举，要核实、查处这些问题。谣言止于智者：对于谣言，需要澄清事实，制止谣言的继续传播。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传媒的作为。

四川省绵阳市纪委监察局在第一时间加强对抗震救灾款物的管理，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设立督察组，到昨天为止，接受100余件群众投诉，已查实51件，并向投诉人进行了反馈，其余的正在办理或督办中。[24]

青羊公安分局昨日（24日）通报，所谓“女警及其家人搭建救灾帐篷，在帐篷内喝酒、打麻将”纯系不实之词。因散布谣言或围攻、谩骂、殴打民警，16名嫌疑人先后被抓获。经审查后，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1人、治安警告3人、监视居住1人。[25]

（八）地震灾害中反映的深层问题

地震灾害是夺去罹难者生命的直接原因，但是，有些人质疑：为什么死者以老师和学生居多？解释之一是：当时学生在上课。可是，大人们当时也在上班呀？随着救灾工作的进展，一些人发现：不少倒塌的学校楼房是豆腐渣工程。这个问题反映的是深层体制性问题。对此，传媒也没有回避，这是非常难得的。2008年5月25日，大洋网以醒目的标题《聚源镇仅中学教学楼地震瞬间垮塌被疑偷工减料》全面、深入地报道和分析了上述问题。聚源镇是离震中汶川110公里的一个小镇，理论上应该是受灾比较轻的。但是，由于聚源中学两幢教学楼倒塌，240余名师生遇难，这个小镇也成为灾情严重的地区之一。聚源中学的搜救工作结束多日之后，百多名在地震中失去孩子、心有不甘的父母们还死死地坚守着这片废墟。

记者在聚源中学废墟前看到，在大面积倒塌的教学楼四周，依然屹立着虽严重受损但并未垮塌的楼群。而在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家长吴家永仍然在倒塌的教学楼前徘徊，他指着周边的建筑说：“你看，整个镇中心，无论是旧居民楼还是机关、商场，都是好好的，为什么只有这座教学楼倒了？”

随后，吴家永领着记者来到废墟上，扯着地上仅有筷子粗细的钢筋说，这不是钢筋而是铁丝，这可能是教学楼垮塌导致死伤如此严重的原因。他激动地说：“现在我们就是想知道，承建商在建楼时是否有偷工减料，这样的伤亡是不是可以避免。希望有关部门能彻查此事。”

与上述悲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的学校建筑即使位于震中也没有倒塌，这就很能说明因果关系了。上文对此也有调查结果。

汶川地震中，大部分校舍坍塌，但一些由香港慈善机构监督建造的学校却屹立不倒。据了解，香港苗圃行动在四川南部资助监督建造了61所学校，其中6所位于震中附近，它们既没有倒塌，也未出现伤亡。该机构义务总干事梁建华表示，6所学校中，3所在建、3所已经建好，有一所虽较靠近震中汶川，地震后却只出现一些裂缝。

梁建华指出，不同年代的建筑有不同的抗震要求，苗圃行动资助的学校大部分在2000年后建造。在出钱建造学校时，苗圃行动要求由县一级以上的设计院设计校舍，建筑蓝图再交由香港认可的工程师复核。学校建好后，还需要当地县一级部门及香港派出的义工一起验收。

王利平先生对学校教学楼倒塌问题的分析更具深刻性。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一现象引人关注，就是中小学校舍及医院大面积倒塌。地震发生时，由于中小学生正在上学，校舍倒塌导致大量师生伤亡。在日本，学校及医院是地震发生时避灾的重要场所。上述细节反映了两国发展理念的迥异，折射出我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发展理念的缺陷。一些地方政府没有着眼于社会全面、均衡、可持续地发展，一味地追求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基本人权未能充分尊重和保障，其结果便是：本应该最需要安全保障的地方，在灾难来临时却没有任何安全可言。是到了政府全面反思其发展理念的时候了。灾难之后，中央政府将5月19日至21日确定为全国哀悼日，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26]

（九）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挖掘民族精神

汶川地震和震后救援过程中，无论是灾区人民英勇无畏的自救精神，还是灾后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捐款、献血，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心，都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无私无畏、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对此，传媒发表了若干文章进行挖掘和分析。

每一个迎着灾难而上的慷慨赴难者，每一个灾难来袭时将人性无限张扬的生命，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伟大英雄。无论什么时候，中华民族最少不了的，正是这些坚强的身躯！值得我们一笔一画刻入心壁，需要我们一个一个不断传承。也许，在群山与废墟之间，会留下救援者永远的遗憾；也许，岷江呜咽而过的创伤，需要几代人去抚平，但所有的担当，所有的相守，所有誓要共经风雨、同见彩虹的牺牲，必将引导中国如凤凰般涅槃，经浴火而重生。

每一个牺牲都使人泪流满面！

每一个牺牲都将永垂不朽！[27]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汶川地震后，传媒对地震灾情和救援工作新闻报道的及时性、公开性、透明性、全面性、客观性、深刻性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是由于履行了应有的职责，传媒才在这次地震危机救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尊重和保障了人民的知情权，通过信息传播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救灾工作的有效开展。但之所以能如此，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国社会主导价值观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人为本方面来了。这种观念的根本转变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正确的选择。“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发展的目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要把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作为发展的重点，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妥善处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28]涉及人的问题时，党、政府、传媒首先想到的不是阶级、政治属性，而是人的生命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因为有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府、传媒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灾情、救灾的消息毫无保留地告知全体人民，为救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总之，社会主导价值观是社会主文化的核心，它影响着传媒的内容。任何一个社会、时代的传媒都要受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支配。当然，传媒的内容也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塑造政府和国民的形象，影响社会的发展和国人的个体价值观。1976年唐山地震和2008年汶川地震新闻报道内容的差异，反映了改革前后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变化，揭示了传媒内容的核心影响因素和传媒运作规律。

毋庸讳言，汶川地震后的新闻报道也并非十全十美，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这并非本节关注的焦点，因此从略处理。本节单独分析社会主导价值观与传媒内容的关系，旨在使两者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晰、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