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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02（第5页）

“就我们个人数月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经验来说，我们因为完全站在人民救亡阵线立场的缘故，竟引起了各方面的怀疑猜忌。政府因为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承认了共产党势力的存在，就怀疑我们是被共产党利用。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因为我们主张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就等于主张和国民党合作，便猜想我们是被政府收买。另一方面，中央因为我们同意西南抗日主张，就认定我们蓄意反对中央；西南当局却反因为我们求全责备，认为是替中央说话。这事实又说明了什么？……我们敢宣誓，我们今后仍坚决地站在这救亡战线的立场，不躲避，不退却，不放弃立场，不动摇意志，一直到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达到完全胜利的一天。”

以上声明书是由中国人民战线派的领袖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上海律师公会会长）、陶行知（国难教育社代表）、邹韬奋（生活日报社经理）等四人于民国25年（1936）7月15日共同署名发表的。它给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带来了很多的冲击和影响。它也是了解人民战线派的主张和政策的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1936年）11月23日，上海突然刮起了通缉风暴。人民战线派“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因犯下所谓“扰乱治安”罪，被上海卫戍司令部逮捕。被捕的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七人。陶行知因事先逃亡美国，得以免遭逮捕。……

（国难教育社）以教育界的泰斗、理论方面的领袖陶行知为代表，其目的在于实施国难教育方案和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目前，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抗日宣传。……

（二）“抗日人民战线派的背后”

中保与作

……

五、陶行知与日本“生活学校小朋友”的交流

户冢的报告证实了东京池袋与上海之间的交流。可惜的是，当时双方来往的信件和交换的机关刊物，在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战争以后，几乎都被遗失了。

唯一残存的是陶行知从上海寄给池袋的一本小册子——寓言童话《乌鸦》（1934年9月初版，上海儿童书局发行）。这是他为孩子们所写的童话。扉页有陶行知的题字：

送给

生活学校小朋友

陶行知

二四、一、二一

所标明的日期为“民国二四年”，即1935年1月21日。但在书封面，却印着“著者陶行知”。

此外，在生活教育社的机关刊物《生活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1日）上，刊载了山海工学团的小先生们当时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

1935年1月31日会议的记录：

主席：张健

1。主席报告

2。陶先生报告

3。讨论：（1）（略）

（2）写封信给日本生活学校小朋友

这个记录表明陶行知在《乌鸦》一书的扉页上署名10天之后，小先生们也向东京的“小朋友”写了信。

山海工学团的这些孩子，这时进行单元学习，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但不久，东京“儿童之村”生活教育研究会与上海生活教育社之间的交流和联合，便被全面战争的波涛所淹没了。因此，我们至今仍无法了解当年“小先生”们给东京池袋孩子们的信的内容。

（芦玲熊远报译）

[1]本文选自：《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1983年版。

[2]叶绍钧：《倪焕之》，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版。有竹内好译本。

[3]《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载《新中国》第1卷第3号。

[4]《生活教育》，1936年3月16日号。

[5]《普及教育运动小史》，1934年10月。

[6]方与严的文章，1934年8月1日号。

[7]《生活教育》，1934年8月1日号。

[8]《“小先生”和“俞子夷先生”》，载《生活教育》1936年5月1日号。据俞教授《儿童与小先生》一文，此文并非原文。

[9]《生活教育》1935年10月16日登载章之汶出差广西的报告，章之汶为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长。

[10]1935年作，收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译文由斋藤秋男编译，收入《民族解放的教育》。

[12]《教师之友》195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