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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02（第4页）

（六）

匆匆六个月，毕业无文凭，

日新又日新，苦口作新民。

（七）

发病前一夜，母对高妈说，

你比我年青，求学心要决。

（八）

子孙须牢记，即知即传人，

若作守知奴，不是陶家人。

（乙）中华教育改进社十年前在清华学校开年会，要教全体社员唱赵元任先生制的《尽力中华歌》。教导员是请了晏阳初先生担任。这首歌是用简谱写的，临时才知道晏先生不认识简谱。恰巧小桃是方才学会这首歌，我心急计生，便叫小桃把这首歌教晏先生唱了几遍，晏先生一学会，就登台引导全体会众唱起来。会众只知道教导员是晏先生，哪里晓得他们的太上先生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呢？

（丙）我为自动学校所写的小诗，原稿的第二句是：“大孩自动教小孩”。自动学校的小朋友接到这首诗，就写了一封信来谢我，但是提议把那个“大”字改为“小”字。他们反问我：“大孩能自动，小孩就不能自动吗？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吗？”我是被他们问倒了。从此，这首诗的第二句便改成“小孩自动教小孩”。所以自动学校的小朋友，不是我的学生，乃是我的先生，我的一字师。

（丁）新安儿童旅行团来沪，不但在中小学演讲，而且在大夏、光华、沪江各大学演讲。我向一位大学教授问：“小孩们讲得如何？”他说：“几乎把我们的饭碗打破！”小孩能教大学生，甚至于几乎把传统教授的饭碗弄得有些不稳，虽然是千古奇闻，但确是铁打的事实。

小先生的前线战报小先生之怀胎是在十一年前。难产啊！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引者注）一月二十八日才出世。奇怪得很，他一出世便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在这一个月当中，他已经攻进了二十三省市。现在全县已经开始普遍采用小先生的有湖北的江陵，浙江的鄞县。安徽教育厅长首先承认小先生为全省普及教育之要图。大上海一带包括特别市、俞塘、高桥、公共租界、法租界、山海工学团已有小先生万余人。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在二十四年春天要总动员从事普及教育运动。宜兴之西桥最进步，没有一个小学生不做小先生。别的地方，如晓庄之佘儿岗，无锡之河埒口，淮安之新安，歙县之王充，山东之邹平、泰山，河北之南开、定县，山西之舜帝庙，广东之百侯，河南之百泉、洛阳、开封，都已有了昭著的成效。现在是分三路进行：①由人民自动组织全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及普及教育五人团，辅助各地推动普及教育。②起草全国普及生活教育方案，向中央政府建议，以推动全国普及教育运动。③起草妨碍进步罪，向立法院建议列入刑法，以扫除普及教育之障碍。若这三件事能于三个月内完成，则中国普及教育可以在二年之内树立一坚强之基础，以助成中华民国与大同世界之创造。

译者后记：“这篇文章曾经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和厦门《华侨日报》上发表。在友人叶维奏氏、林承志氏两位的帮助下，我将该文翻译过来。译文中的错误由我负责。”（牧泽伊平）

“我国教育界或者吃腻了德国或美国的教育理论，或者追随着时髦来宣扬不知道所以然的日本精神。与其如此，倒还不如用同样程度的关心来注视邻邦中国的动向，应该不惜一切在教育运动方面相互合作。我敢断言，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日本、朝鲜的教育现状，又有几人持正确的认识呢？在今天的中国台湾，为了文化进步而推行的白话运动，因无人理解而受迫害。日本的教育界很容易与德国和美国连接起来，但是一隔了朝鲜海峡和东海，就不了了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留冈清男）

三、牧泽伊平和他的同事

《生活学校》创刊号在刊载岸本辰三（即牧泽伊平）的文章后，昭和10年（1935年）3月号的“谈话室”短评栏有一则记事写道：“我们把本刊刊号送给中华民国的新教育团体后，工学团长陶行知把他撰著的新童话、童谣书籍以及《中国教育改造》赠送给我们。在内封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这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其他的则题有‘送给生活学校诸同志’。配有插图的童谣和童话，透露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声势，读罢令人欣悦。例如，‘以前世界属大人，现在世界属儿童’”（户冢廉）。

另外，该刊4月号的“来信摘登”栏目里，刊载了曾访问儿童之村小学的中国留学生叶维奏的来信：“来函收悉。昨日收到牧泽伊平先生寄来的《生活学校》创刊号。读罢感到内容丰富，理论新颖，诚乃贵国新杂志中的最佳者。我站在搞生活教育活动的立场上，祈愿贵刊有新的发展。若逢有我的朋友热心于新教育者，一定积极介绍贵刊。”

牧泽投给《教育》杂志的译文末尾，标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日期。此文可能是新加坡和厦门的华侨记者取材于陶行知在上海周围的集会上的讲演改编而成的。此文的内容同陶行知所撰“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10]，在行文上虽有若干不同，但基本意思是一致的。1936年7月，陶行知访问新加坡时，曾直接向当地的华侨大众作过演讲。

在《生活学校》创刊的前一年，牧泽辞去了“儿童之村”小学的教职，教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当家庭教师并写点文章。他在给《生活学校》《教育》杂志投稿之后，又为《训导生活》杂志昭和15年（1940年）2月撰写了“中国的生活教育运动”一文，介绍了陶行知的工学团运动。

另外，《青年教师》杂志昭和14年（1939年）5月号还刊载了一个叫赵如珩的人所写的题为“中国的新教育工作”的“特别投稿”。同一页上，载有牧泽在帝国旅馆访问赵如珩的会谈记录。据说这个赵如珩是南京“和平”政府教育部长赵正平的侄儿。

牧泽：“我对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的运动了解不多，陶先生的教育方法是做适当的方法吗？”

赵：“依我之见，陶先生的教育是很好的教育。但用这种教育学说来培训指导者，并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法，的确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学说。但多少有些走极端。”

牧泽：“……对于文化的民众组织来说，可以采用陶先生的‘小先生’运动方式吗？”

赵：“当然是可以参考的，但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

牧泽伊平于昭和20年夏，还没有等到“八一五”就病死了。

战后，户冢廉在回顾了当年叶维奏等人访问“儿童之村”小学和池袋与上海之间进行交流的情况后，说：“不管怎样，通过深为关心中国民间教育运动的牧泽君和我，陶行知的影响在《生活学校》杂志上反映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11]

战争期间，与户冢、牧泽一道从事民间教育运动的同事中，还有一个名叫国分一太郎的人。战后，国分在为斋藤秋男的《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所写的书评中说：

“我对陶先生的认识，是根据儿童之村小学已故的牧泽伊平先生在《生活学校》昭和10年（1935）2月号所撰写的介绍文章。在此前一年，陶先生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牧泽君通过留学生了解陶先生，开始介绍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主要是为推进识字运动而采取的‘小先生制’。在缺少文化的农村，由孩子对大人进行启蒙，此事经我认真考虑之后，终于明白了其道理所在。所以，昭和14年我去广东时，专门去市内的旧书店寻找陶先生及其弟子们的著作。即便我去广东的农村学校时，也到处物色有关陶先生的资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了，有了，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在著作《战地的孩子》（昭和15年）中写入了‘小先生’的事情。在《教室》杂志（原名《教育·国语教育》）上也介绍了陶先生。从陶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儿童文化协会编的《今日之儿童》一书中，我摘录了中国儿童文化的体裁分类状况，并在昭和15年发现的，西村书店出版的《儿童文化》上作了报导。就这样，我对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共鸣。他在内地早就在思考我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付诸于实践，这使我十分惊叹。我想今后应该把陶先生的事业更详细地介绍给日本教育界。……”[12]

国分在上文中提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的情况，陶行知自1931年流亡回国后，直至1936年夏，没有出过国。

国分在1939作为陆军“报道班”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广东。上面书评中所提及的从当时所在地对陶行知活动的介绍，已发表于下列书中：《中国的孩子——以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基础》（1941年2月），《中国旧秩序下的儿童文化性格》（《新儿童文化》第2册，有光堂，1944年5月）。

四、战时日本新闻界对陶行知的看法

以牧泽在《生活学校》《教育》等杂志上的介绍为契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始为日本教师所了解。另一方面，战时日本新闻界也把陶行知视为“抗日人民战线的领袖”。

下面介绍当时杂志上的两篇有关文章。选自日本评论社1937年8月10日出版的《日本评论》杂志临时增刊号《抗日中国的解剖》特辑。

（一）“抗日中国的背景”

村田孜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