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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评传节选1政治抒情诗人的一生02（第2页）

雅荷海，绮呀海。[45]

新中国从事陶行知思想的研究者，以这首改作的《新锄头舞歌》为例，认为它反映了行知从晓庄师范时代的农民至上，以农民为中心的思想，前进了一步。研究者们认为陶行知“对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有了初步认识”。从“锄头与机器的联合”这句中可以看到工农联盟思想的萌芽。

（三）培养与牺牲

陶行知办的师范教育，以重视劳动为主要内容。比之于文化、科学的系统学习，晓庄师范更重视“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在陶校长心里，他希望学生“从实际生活中学习”，就是要学生投身于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中，向农民学习，这个学校没有刻板的教育计划，而着重强调学生以实践为主体，因而对课堂里的讲义、授课、教师指导等方面考虑欠妥。这是地道的、奔放不羁的经验主义教育实验。

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界，开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讨论时，有位评论者这样自问道：

“——尽管如此，晓庄师范能培养众多的革命干部，这是为什么？”

答曰：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与当时蒋介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务’教育相对立的。在蒋政权统治下的学校里，没有思想自由；而在陶行知开办的学校里，却有学术研究、探求真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于是，晓庄的自由天地便培养出优秀的革命青年。陶校长培养学生的计划影响自不必说，同时学生又受到了党的思想影响，学生自身的探索、相互帮助，就是这些结合起来的结果。”[46]

今天，在原晓庄师范的遗址上，江苏省晓庄师范学校担负起培养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青年的重任。在这块土地上还建有“陶行知先生纪念馆”和“校史馆”。

“校史馆”中展示了“校史简介”，即晓庄师范学校的简历。它表彰了在1930年春牺牲的年轻革命家。这的确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现将全文介绍如下：

本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是我们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1927年创建的，原名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建校初期，仅有很少的几间茅屋和13名学生，后逐渐扩大，开设了识字学堂、幼稚园以及小学，教育农民的子弟。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南京后，我校学生在驻扎燕子矶的北伐军连队政治指导员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捉拿土豪劣绅，举行过示威游行。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我们的党在校内建立了地下组织和党支部，刘季平、石俊二同志先后任书记，组织全校的教职员、学生进行英勇的斗争。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以及反帝反封建自由同盟支部。学生们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南京市内外广泛开展革命活动。

在郊外，我校学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晓庄剧社”“中心茶园”等活动，向农民进行革命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团结革命力量；同时，把从和平门至燕子矶一带有步枪的农民们编为“联村自卫团”，支持他们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市内，我校学生有组织地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在鼓楼、夫子庙等街头宣传革命，并积极声援下关和记洋行的工人为抗议英国、日本军舰的侵略而进行的罢工，与江西省红军反“围剿”斗争遥相呼应。党支部让姚爱兰、袁咨桐组织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栖霞山旅行，叶刚同志勇敢地在反动派的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工作。

我校教职员、学生的英勇斗争，动摇了反动派的首都——南京的统治，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和敌视。为此，我校在1930年遭到了反动派的强行封闭，逮捕了30多名教职员和学生。党的优秀儿女——石俊、叶刚、姚爱兰、袁咨桐等11人[47]为了革命的事业，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刑场上他们怒斥国民党反动派，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宁死不屈的精神给我校校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四、古庙学堂与“新村”

（一）敲钟人的故事

陶行知在上海租界时，给予其生活照顾的，是民族资本家史量才。史量才早年就创办日报——《申报》，对权势者摆开不受妥协的笔阵，是一位很有骨气的知名人士。自1931年春，陶行知在他的支持下，试办旨在以平易读物的形式向大众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通信教育——“自然学园”。同时，用不同的笔名撰写评论时局的短文，投稿于《申报》“自由谈”专栏。这个“自由谈”里，同时期内也有鲁迅执笔的文章。鲁迅在许多笔名的掩蔽下，发表了一些独特的“杂文”，讽刺时弊，揭露国民党的卖国与腐败。

行知在1931年写的《大扫除》一诗的绪言里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向《自由谈》投稿？’我说：‘我就是爱它那自由二字’。我见了《自由谈》，便联想到儿童的自由、妇女的自由、被压迫民众的自由、世界弱小民族的自由。我在这里要开自由之炮，破奴隶之城，缴奴隶主之械，解放奴隶之镣，不使人间再有奴隶，人人成为自由人。”[48]

与一贯辛辣，好似“匕首”的鲁迅的杂文相比较，总感觉到行知的评论，时而似寒峭的秋霜，时而又充满诙谐，犹如春风。他在这个时候的写作活动，不同于其他时期。此时他写了连载小说，在《申报》副刊上连续登载78回，其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小说的题目是《古庙敲钟录》，写的是某座古庙里敲钟人的故事。

事件一直没有平息，在被通缉的日子里，陶行知无奈只好停止公开的实践活动。在这些日子里他有兴致把往事的感怀用“讲故事”的形式寄托于笔端。这样一来，作者的观念倒可以相当坦率、雄辩地得到阐明。

这里要一字不漏地翻译全文当然并不可能。虽说小说反映了作者的观念，不过我认为那是在一种独特的气氛中，表白作者的内心情感。

试看这本“小说”的梗概[49]：

《古庙敲钟录》是一位敲钟工人随手所写的笔记，并不是一部有系统的著作……您可以说这是他的自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的生活史。

敲钟的钟儿，要照料和尚的生活。有一天，和尚与村里的年轻寡妇通奸，被村民们发现。和尚意外地被赶出了佛殿。于是，钟儿就考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商讨在佛殿里开办学堂，在镇上招聘先生。

各家代表拥挤地来到大殿上。代表是色色俱全。家人最多，大致是中农阶层，好像没有贫农，还有吸鸦片的老板。他们就菩萨而言，发生了议论，在佛殿里办学，用一位老太太的话来说，就是：“烧香的时候可以看见孙儿念书，可谓一带两便。”于是，决定让菩萨依旧不动，在佛殿里开办学堂。

从镇上招聘来的先生，对钟儿说了他准备在古庙学堂和这个小村庄里实践他的教育思想。那是一个“摘下社会和学校的篱笆，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的学堂；是一种“奉万物作宗师”的教育。先生为了进一步防止周围的土匪，保卫学校和村庄的安全，把以古庙学堂为首的全体村民武装起来，组织了自卫队。

朱先生论述：“你看看小孩被土匪撕票，东三省被日本占据，弱小民族被人压迫，凡是以社会为学校，奉小孩为上帝的人决不能袖手旁观。如果要教育，必定是最先培养保护小孩、国土与打倒强权的威力。”钟儿问道：“现在国家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华民族除军事之外，还应该受什么训练才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朱先生说：“教育是在与国难赛跑。依我看来，中华民族应该同时受六大训练才能渡过难关。这六大训练是：

①普遍的军事训练，使人人成为保国的健儿；

②普遍的生产训练，使人人成为造富的工人；

③普遍的科学训练，使人人能在劳力上劳心；

④普遍的识字训练，使人人获得传达思想的符号；

⑤普遍的民权训练，使人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

⑥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的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钟儿又说：“少生，国力不就减少了吗？”

朱先生看到招致中国农村临近崩溃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人口过剩。为此，首先必须节制生育，而且对于既成的事实，解决人口过剩的方法，就是充实军队。因而，他认为军队应转化为生产集团和地区社会自卫集团。南京政府从军事费中拨出一部分经费来经办这个新集团，正是朱先生的希望。他说，把这个集团称之为“工学团”吧。古庙学堂已经打破了“传统学校”的框框，孩子和村民，学习和劳动，还有自卫武装的集团，这就是古庙工学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