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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02（第3页）

于是，陶为学习市政学而去了伊利诺伊大学。他于1914年6月22日从金陵大学毕业之后，[144]就离开中国，9月18日抵达旧金山，[145]进入伊利诺伊大学。这年夏天，除陶以外还有几名金陵大学的毕业生同时赴美。金陵大学的学报《金陵光》上有这样的记载：“陶文濬、胡天津、陈义门等三君乃本校上届毕业生。校长说以他们之志愿将来定有成就，送他们去美国专科学校就学，均在今夏末抵美。此外，本校高等科学生李道南、前汇文书院毕业生许传音也在今夏赴美留学。”[146]

陶在出国前夕，同妹妹文渼的同学汪纯宜结了婚。

（二）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

1。修业科目（学习课程）

陶入伊利诺伊大学后学习以下课程，[147]见表1。

因为是专攻政治学城市行政学专业，那些与它们相关的科目都成了学习的中心。所以，他学习面很宽，特别是他没有停留在政治学原理的小范围内，还着重学习了美国的外交、贸易、欧洲的政治及与它们有关的专业。这正好反映出，他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注意欧洲的民主政治体制，希望在中国树立真正的“共和国”的志向。他告诫自己在第一学期还是注意学习教育行政学为好：这可说是一个旁证，证明了陶保持着对教育的原有设想。

表1伊利诺伊大学的学习科目

续表

本表根据朱宕潜：《陶行知与中国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论文，1953年）及陶晓光1988年5月18日致笔者函中介绍的情况而制成。

2。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由于经济的原因，陶留学于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城市行政学专业，但很难打断他学习教育的愿望，特别是第一个学期，担任教育行政学课程的教师考夫曼（an）是继承杜威教育思想流派的人物，给陶立志学教育，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愿望有很大影响。[148]

使陶下决心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主要原因，是1915年夏在威斯康星州基尼法湖畔召开的基督教青年会夏季大会[149]给他的感受，他曾这样说道：“作为我毕业的事业，就是决心献身于教育行政，我的这个考虑在去年夏天基尼法湖畔就决定下来了，我在那次基督教青年会的夏季大会上，得到了很大启发，尽我所知。观察所有大学，我感到最适合我的莫过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50]

陶这时决定回学校在夏季学校里学习与教育学有关的各科目，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濬自到基尼法湖，身体又强壮了许多。后日回校进夏季馆。”[151]

在夏季学校所学习的，即1915年夏季学期的四种科目。（见表1）

陶虽有心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去，但也有很大障碍，主要是经济问题。1915年他父亲过世。国内的家庭经济负担都落在他一人身上，而且离开伊利诺伊大学，就意味着失去该校的奖学金，这时幸运的是他取得了义和团赔款留学生派遣制度“半费生”资格。[152]由于他有了留学生生活的最低限度的经济保证，于是在1915年9月27日左右，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53]

这时他已在伊利诺伊大学取得了政治学硕士学位。

第二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期的学习

（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习

1。学习课程

陶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后，在斯特雷耶教授的指导下，就读研究院博士课程，专攻教育行政。[154]他在那里学习两年没有什么变化。[155]师范学院研究院院长是孟禄，他还兼任该院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长。[156]

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的学习课程申请由下表表示（表2：1915—1916年度，表3：1916—1917年度）。

从这些表格可以看出，陶不光专攻教育行政，还申请了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史、财政学、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等。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他旺盛的求学欲望。

表2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习申请科目（1915—1916年）

续表

可是在这些申请的课程中，有一部分的学分未被认可，因此只学习了能取学分的半数以上的课程（即以12学分形式学完全部课程）。这考虑到陶本人关心的问题和经济状况两方面因素，希望他能选择自己最需要学的课程。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他交纳的学费，除去表1、表2中必修课程之外，所有的课程他都学完了。当时的学费是，半学分（HalfCourseCredit）课程付12美元，全学分（FullCourseCredit）课程付25美元以上，这在当时对陶是个相当大的负担。[157]虽然指导教师是斯特雷耶，但陶却以教育行政学为基础，研习了杜威及克伯屈的教育哲学，孟禄的教育史，斯内登及坎德尔的教育社会学等，接受了当时进步主义教育学诸位代表人物的直接教导，而且对教育哲学和教育社会学下了很大功夫。陶在金陵大学时，就立志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国”。

表3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学习申请科目（1916—1917年）

表2、表3均根据师范学院的新生登记表及师范学院通告（表2：1915—1916年）（表3：1916—1917年）制作而成。

表4学分认可及课程修毕情况表

表4根据师范学院新生登记表制作而成。

他思想意识的形成，如上所述，他把实现“共和国”的这一课题归源于思想深处，并且是从这儿悟出了实现“共和国”的道理。故而认为实现“共和国”的方法是重视人的教育。上述选修课程反映出，随着陶对教育行政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的重视，他为实现“共和国”的志向，以教育观为基础并置于人生观之上。同时反映出，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期，他对人生之本更加感兴趣。

而且，在师范学院所学的课程和把注意力转向人生观，这都对他回国之后所形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陶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曾说，重视教育行政是必要的，但应更加注意改革教学计划、教学方法和教育研究法等，这些都关系到人类的发展和教育的内容。

2。未能取得博士学位

陶在斯特雷耶、杜威、孟禄的指导与帮助下学习了两年，取得了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写作资格，而且论文的题目已被认可和通过，但由于资料不足和需要马上回国参加政府教育工作，他不得不放弃在读期间写博士论文的机会。[158]

孟禄对此感到遗憾，并考虑到陶回国的特殊情况，于1917年7月26日致函学位审查委员会委员长伍德希里奇。[159]在信中这样写道：“陶有特殊情况，需采取特别措施，建议将规定提出申请论文之后进行的口试提前进行。待陶归国后，在中国收集资料，提交所完成的论文之后，再行审查。”可见孟禄对陶的高度评价。学位审查委员会也接受了孟禄的建议，但是否提前对陶进行了口试，此事尚不清楚。陶回国后，积极地投入到中国的教育改造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去，直至去世，始终没有写完其博士论文。

由于孟禄对陶的高度评价，使得多年后，两人又结成了新的友谊。1921年由孟禄提议，中国有关教育的三个团体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这个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团体。随着教育综合研究的发展，继新教育共进社诞生后，《新教育》杂志也创刊了。孟禄、杜威及梁启超都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誉董事。陶作为实际代表任该社的主任干事及《新教育》杂志的主干。[160]陶在1923年平民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时，同朱其慧、晏阳初、黄炎培等人结成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为总干事，陶任董事。[161]一边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取得密切的联系，一边以文字教育为中心，开展平民教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