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利会馆1010房间
1916年2月16日
敬爱的罗素院长:
我很高兴收到了您2月11日的来信。信中您要我把自己的经历及将来的抱负作一简单说明,因为这是利文斯顿奖学金发放者所关注的。我很高兴按您的要求去做。
我现在22岁。生于徽州——一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方。我的早期教育是从我父亲和别的先生那里得到的,一直到14岁。以后我进入中国内地教会学校,在格贝思先生(Mr。Gibbs)的指导下学习,在当时他是唯一教授西洋课程的人。两年后,由于格贝思先生回英国,学校关闭了。我决定转到杭州学习医学。然而,由于这所学校对非基督教徒和基督教徒在课程方面存在着严重差别,所以仅三天时间我便撤回注册。我失望地返回徽州,专心自修了一年英语。尔后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在那里非基督教徒和教徒都受欢迎。进入金陵大学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我重返徽州,被选为州议会秘书,在那里服务了半年。以后又继续到南京学习。由于其他学生的支持和大学当局的信赖,我开始编辑出版大学学报的中文版。在保温博士(Dr。Bowen)和亨克博士(Dr。Henke)的指导下,又受到詹克教授(Prof。Jenk)的《基督教的社会意义》的影响,1913年我成了基督教徒。在金陵大学第五学年末,即1914年6月,我取得了初级学位。在双亲和朋友们的援助下,我动身去伊利诺伊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一年,不仅受到了重要的教育,而且还获得了劳动的副产品,即政治硕士学位。在伊利诺伊的后半年,我担任了学生会的秘书。
作为在美国学习的最终目标,我三年前就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然而,由于资金不足,到这里来学习被推迟了。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不是通过军事革命,而是依靠教育来进行民主主义建设。当看到共和国突然诞生所引起的各种弊端之后,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真正的共和制就不能存在。作为我终生的事业——从事教育行政的想法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举行的Y。M。C。A。(基督教青年会)的夏季大会上才明朗起来的。当我遍访所有的大学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才是最好的大学。然而,选择大学和具有进入该大学的充分资金是两回事。由于1915年1月父亲去世,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全落在我的肩上。我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致命的程度。然而,幸运的是,在我决定来师范学院后不久,我国政府授予了我部分奖学金。奖学金和其他各种援助至少给了我开始学习的勇气。然而,纽约的生活费远比我想象的高,半年后我发现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想要完成学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经孟禄博士介绍,我开始申请利文斯顿奖学金,您就慷慨地授予了我。除了衷心的感谢外,我想向您和利文斯顿奖学金寄赠者说明,在斯垂伊尔教授和其他先生的指导下,在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之后,我将回国同其他教育者合作建立我国有效的国民公共教育制度,以便仿效美国人的足迹,也能保持和发展真正的唯一能实现正义与自由理想境界的民主。
如果你能告诉我住在该市附近的捐赠者的名字的话,我有机会将去拜见他们。请给予关照。谨致问候。
非常尊敬您的
陶文濬
四、关于陶行知书信的若干感想
读了上面的书信,把想到的几个问题写出来。
首先,就美国留学以前的时期可以看出:
14岁的时候曾入英系宣教团体内地会所经营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向格贝思先生(Mr。Gibbs)学习。在日本被弄错当作格贝思恩先生。
二年后的1908年,他转学到杭州广济医学堂,这是格贝思先生回英国,学校关闭了的缘故。但是,因为所转到的广济医学堂对非基督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差别非常厉害,陶行知在校仅三天就退学了。关于这一点,在《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的附录年表中可以看出,入该校是1908年春,退学在同年秋,约半年在籍。据陶说,医学堂退学后曾回到故乡自修一年时间的英语,然而这段故乡的生活从来就不知道。以后,入金陵大学,好像在这里非教徒也受欢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回故乡一段时间,做了半年时间徽州议会的秘书工作。这件事,这一回才初次弄明白了。
自那以后,重回大学学习,受到校长保温博士(Dr。Bowen)和亨克博士(Dr。Henke)等许多教师的教导。而影响特别大的是詹克教授(Prof。Jenk),他的讲义《基督教的社会意义》(SoificeoftheTeagforChrist)使陶深深铭感,陶自己说1913年成为基督教徒。在这之前,据陶的长子陶宏说,陶并不是基督教信仰者,大概对这一点有必要再做研究吧。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留学时代的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期的情况吧。
1914年8月,陶行知得到双亲和友人们的援助,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生活了一年,这期间取得了硕士学位(M。A。Degree)。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他担任了中国留美学生会(TheeseStudents'AlliaedStatesofAmerica)的干事职务。顺便提到的是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期修业的科目,根据朱(Chu)的论文,制成表3。
表3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习活动
关于陶行知何时把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选作最理想的求学场所的问题,据他自己说是在写这封信的前三年,即在1914年入伊利诺伊大学前后,当时只是由于经费不足而未能转校。据他说,为了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政治、民主主义,除了向民众普及教育外,别无他法。他确信学习教育行政,师范学院是最理想的场所。年轻的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的热情,此刻好像烈火一般开始燃烧了起来。
陶再次决心转学到师范学院,据他说是由于1915年夏天在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举行的Y。M。C。A。的夏季大会上得到启示的缘故。他所指的这次会议大概就是这年6月18—27日中华北美基督教学生会(eseStudentsAssotheNorthAmerica)与全美学生会议(Ameritsce)共同在日内瓦湖举行的夏季大会。
以这次会议为契机,陶从都市行政和政治学的学习转变为对教育学,特别是对教育行政的研究和关心。这一点从前面列举的第三表里所显示的伊利诺伊大学学期修业科目的变化,特别是1915年夏学期他所专攻的科目,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1915年1月陶的父亲去世,尽管陶的经济状况恶化了,那年秋天之所以能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要是由于他被录取为由义和团事件赔偿金支持的留学生派遣制度的“半费生”,保证了最低限度的留学经费。众所周知,美国把1910年以来义和团赔偿金的一部分偿还中国,清政府以此为基金,开始实行官费留学生派遣制度。这个制度规定,除了在留学预备校——清华学校毕业的享受向美国各地大学派遣全部经费无偿的“全费生”之外,还规定在经费有剩余的时候,可以对已在美国留学的自费生也支持部分奖学金,享受“半费生”待遇。对在大学学习二年以上课程,成绩优秀而生活困难的学生供给奖学金,金额每年50~100美元,这由驻美公使和驻美学生监督选定。陶所写的“中国政府授予半费奖学金”就是指的这件事。
在师范学院学习期间,陶在何处居住,以前是不明白的。根据这封书信知道陶转到师范学院后半年,当时是1916年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巴德拉图书馆旁边的哈特利会馆(HartleyHall)的10层10号宿舍居住。
在大都市纽约的生活比陶所想象的还要苦,陶认为这样下去继续求学是不可能的。他与指导教师孟禄教授商谈,由于教授的推荐而能够取得利文斯顿奖学金。这个奖学金被认为是为在师范学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特别设置的。
根据这封信我们明白了,陶在师范学院学习过程中受到了孟禄教授、克伯屈教授、斯垂伊尔教授、康德尔博士等许多教授的指导。特别是弄明白了他在斯垂伊尔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美国公共教育行政的问题,并要把普及国民教育的思想应用到中国教育的发展中。
另外,在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使陶得到公私两个方面最好照顾的是孟禄教授。他当时担任教育系主任(Director,SchoolofEdu)的要职,1913年开始访问中国以来,对中国的教育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以后受教育界人士的邀请,经常不断地访问中国,接受关于教育改革的咨询,还精力充沛地利用美国对义和团事件的赔偿金促进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事业,等等,加深了与中国的关系。他热心于对中国留学生的指导。据说,他对陶的学识和人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根据朱(Chu)的论文,在师范学院教务部的文件中,关于陶的博士学位的审查,孟禄教授给学位审查委员会委员长、政治哲学院和纯科学学院院长伍德布里奇博士(Dr。FrederickJ。E。We)的推荐信(1917年7月26日)还保留着。译文如下:
“在推荐授予博士学位之前,我建议为陶文濬先生指定考试日期。这是一个特殊情况。陶先生已满足在籍期间的必须事项,论文题目也得到认可,现在正在致力于论文的完成。但是,这篇论文只有当他回国以后,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和选择方能完成。然而,他觉得他不可能从中国再回来了。他今后要从事与政府有关的教育事业。因此,我建议特别委员会马上举行考试,论文一经完成,即可委托特别委员会评审。建议考试日期最好定为8月2日。”
根据这封信,孟禄教授认为陶已完全具备了取得博士学位的前提条件,连论文的题目也决定了,就那样不取得学位回国甚感惋惜。所以他建议伍德布里奇学位审查委员长把陶作为特例,把本来应该在论文提交后再进行的考试提前举行。归国后完成论文,只要一提交论文,就可授予陶博士学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孟禄教授对陶的高度评价。陶归国后两者之间的信赖关系好像一直保持着,这清楚地表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中华教育文化董事会两者之间的合作中。
结束语
上文主要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务部和米尔巴科图书馆特别资料室所藏的资料和文件,由此可以了解以前未必清楚的中国近代有代表性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美国留学时代的学习、生活状况的一部分。这篇文章,如能对今后陶行知研究的进展多少起点作用的话,我将感到莫大的荣幸。
(冬景晓玲译)
[1]原载《教育中的民族问题——日本与中国》,明石书店,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