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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1（第1页）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1]

——围绕资料调查

前言

大概是去年秋天，大学研究生院的荫山雅博君曾说，由于专修大学的教育课程要以斋藤先生为中心，决定出版斋藤秋男先生的古稀纪念论文集，希望协作。为了报答长年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先行者、经常给予我们指教的斋藤先生，让我写一篇论文。考虑各种题目的结果，作为对把陶行知的研究当作毕生事业的斋藤先生的敬意，我把自己关于对陶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经过作一介绍，我想是适当的。

然而，笔者本来并不是专门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但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会经常接触到陶行知。在这种情况下，与往常一样会常常从斋藤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学到许多东西。十年前开始，决定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从中日或日美两国之间的交流关系的观点重新认识，从文部省得到了科研经费，与十几个专家一起进行了一系列共同研究。斋藤先生经常参加这项研究，并对年轻学者给予指导。先生把有关陶行知、彭湃、晏阳初等教育家的优秀论稿给我们汇集在作为这个期间成果的论文集《亚洲教育交流——亚洲人日本留学的历史和现状》（1978年国立教育研究所纪要第94集）、《亚洲现在产生的教育思想》（1981年行政）和《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合作的历史教训》（1985年霞山会）之中，为研究做了重要贡献。

在这些研究中，中国人的美国留学问题经常与日本留学问题一起被采纳。在以美国留学的现状及它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说明为中心的研究题目里，正式登载的是在1983—1985年进行的综合研究《美中两国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它的历史和现状》一文。而且，以此作为“解放前”的一个问题，决定考察陶行知、胡适、陈鹤琴、蒋梦麟等在美国留学的归国者的社会活动和作用。特别是想通过了解他们为改造中国教育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来调查美国的教育文化，特别是实用主义的教育理论是如何在中国社会浸透、扎根的。这些研究工作是以斋藤先生为首，小林文男、荫山雅博、一见真理子等也参加了研究。

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中国人亚洲留学史的研究，与他们一起，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特别是致力于有关资料的调查和收集，日本国内不用说了，在访问中国、美国之际，也留心调查收集有关的资料。特别是1984年7—8月在丰田财团的资助下进行的美国调查中，在议会图书馆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等学校的图书馆和公文档案馆里进行系统地资料收集。其中，最集中调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以下，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料调查为中心，就陶行知和与解放前的中国留学生有关问题加以叙述。

在这里，特别提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因为“解放前”的中国教育受来自美国的影响很大，起到中心作用的约翰·杜威（JohnDewey）、保罗·孟禄（PaulMonroe）和威廉·克伯屈（atrick）等著名教育家们，都是以此为据点进行活动，该学院成为当时实用主义教育研究的中心。因此，来自外国的许多研究教育的人都聚集在这里，其中中国留学生在各国学生中人数最多，陶行知等多数解放前有代表性的中国教育家都在该学院学习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有关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资料

在1984年夏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中，曾在巴德拉图书馆和凯德哈鲁亚洲图书馆等从事收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有关资料。特别是有关师范学院在籍中国留学生的资料，我们利用了该学院教务部的学籍档案室（Registrar'sOffice）和米尔巴科纪念图书馆的特别资料室（SpecialilbankMemorialLibrary）里所藏资料和文件。

如前所述，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在师范学院学习。据统计，从1909年第一批留学生毕业以来到1949年为止，在这里取得BA（文学士）、MA（文科硕士）、MS（理科硕士）、Ph。D。（哲学博士）等各种学位资格的毕业生有373名。在这期间，在该学院里学习的人数达1810名。在旅行调查中，笔者首先想收集的是与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关的记录。到纽约后不久便开始经常不断地与教务部长林斯兰德博士（Dr。RlandD。Linsland）交涉，依靠他给我们的调查合作。但是，若不是本人和他们的亲近关系，资料就难以提供。理由是保护个人情报。调查受阻，要想接触那些资料相当困难。对20名程度不同的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详细调查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决定只对在校期间取得学位、专业、修业科目、指导教师等进行概要调查。

回国后，笔者迅速利用各种资料，抽出陶行知等从师范学院毕业的有代表性的20名留学生的姓名，于12月11日发出调查委托信。收到调查结果《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留学生在师范学院》（eseStudentsatTeachersCollegePre-worldWarⅡ）已经是翌年，即1985年10月14日的事了。几位著名教育家被理想地列在该材料的表1中。林斯兰德部长在信中说，由于学籍簿的记载方法中途变更，要做成完全的调查表是有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调查报告的确是关于中国近代教育领导者的留学时代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的确要深深感谢林斯兰德部长及其属下的教务部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了。

表1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代表性的中国留学生的修学状态（部分）

二、有关陶行知在师范学院的资料

前节所列调查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学习状况的报告，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的资料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个案研究资料还不能说是充分的。因此，笔者决定把调查对象缩小到仅陶行知和陈鹤琴二人，与他们的后代联络，委托他们收集资料，依赖他们的合作。这是由于考虑到如前所说的林斯兰德部长所提出的条件。关于陶行知，通过斋藤秋男先生与陶的次子晓光联系；关于陈鹤琴，通过一见真理子与陈的长女秀霞女士联系。他们都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为了尽快地从师范学院得到他们的父亲留学时代的学业成绩的调查材料，希望给我写来委托书信。

师范学院送来给陶晓光先生和陈秀霞女士的回信的复印件已经是1985年末到1986年1月初的事情了。根据复印件，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籍期间为1915年到1917年，履修了研究生院的哲学、历史、心理学、财政学、进步主义教育的进化、教育社会学初级教程、社会学高级研究教程等科目。然而，送来的那个学籍簿是微缩胶片化了的，由于原来的记录距现在的时间太久，胶片模糊不清，甚至眼看就要消失。因此，上述内容的判断阅读已不可能了。上面的确还有陶受到当时师范学院的出色教授的指导，可以识别的仅仅有康德尔教授（Prof。I。L。Kandel）的名字。

附带说明，关于陈鹤琴的回信也大体相同，原记录已微缩胶片化，极不清楚了。记述了陈在师范学院1917—1918年在籍，1918年6月5日取得了教育社会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及“教育学教师”证书（theDiplomaiion“TeacherofEdu”）。指导他的是布瑞格（T。H。Briggs）、罗素（W。F。Russel）、斯纳顿（D。Snedden）、阿格（Rugg）、斯垂伊尔（G。D。Strayer）、塞拉尔（T。H。P。Sailer）、巴格莱（W。C。Bagley）和卡内（M。ey）等教授。他专修了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中等教育的组织、比较学校制度论、宗教心理学、思考心理学、社会组织、特殊儿童的心理和指导等科目。

从以上所说的经过可想而知，追求陶行知在师范学院留学时代的学习和生活的资料是多么困难啊！因此，毋庸置疑，学院的米尔巴科纪念图书馆的特别资料室所藏的各种资料和文件所给予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

下面列举的二篇中国留学生的学位论文就是佐证。

朱登承（音译）①：《陶行知和中国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位论文集，1953年版。（-；TaoHsing-deseEdu，Ed。D。Dissertatione，biaUy，1953。）

林英稿（音译）②：《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的学术和专业成就（1909—1950）》，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位论文集，1951年版。（LinYingKao；AdProfessionalAttaisofNativeeseStudentsGraduatingfre，biaUy（1909—1950），Ed。D。Dissertatione，biaUy，1951。）

这都是师范学院提供的论文。朱（Chu）的论文是少数用英文写的关于陶行知的研究，林（Lin）的论文是对在师范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修业状况和他们在毕业后的活动进行考察的研究。对笔者来说，朱的论文尤为珍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朱的论文利用了上面所揭示的教务部的文件，因为是微缩胶片以前的东西，相当正确地记载了现在的记录中判读不出来的陶在师范学院的修业科目等。而且还把陶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以前在伊利诺伊大学时期的科目履修表也转载了。

还有，朱的论文里所记载的修业科目表，没有记载导师的名字，是不完整的，对此欠缺部分本文做了必要的补充。同样，根据特别资料室的《师范学院通告》（Teachers）1915—1916年版及1916—1917年版，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师范学院的导师阵容及他们所担任的科目名称及其内容的概要。

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我们可以相当程度地推测出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时代的学习状况。根据表2中所列的资料我们知道陶在孟禄（Morayer）、克伯屈（Kilpatriedden）、康德尔（Kandel）等教授的指导下，攻读了教育史、教育行政、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等科目。但是，使陶受影响最大的是杜威教授的讲义和教程。

表2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活动

资料来源：①朱《陶行知和中国教育》

②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通告》（1915—1916年，1916—1917年）

三、陶行知给罗素院长的书信

米尔巴科图书馆特别资料室里的资料、文件中最有价值的实际上是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寄给师范学院院长罗素（J。E。Russel）的书信。为供参考，我将译文转载于后。这是陶行知亲笔写的英文书信，因为是从资料室的罗素文件（JamesEarlRusselPapers，Folder756A）中发现的，在调查中得到资料室戴维·门特博士（Dr。DavidMent）的协助。

这封信是陶转学到师范学院半年后，由于导师孟禄教授的关照，决定领受利文斯顿奖学金（LivingstonScholarships）时写的。在这封信里，他向与选拔有决定关系的罗素院长谈了自己从前的经历和今后的研究抱负，对于不曾用自传形式讲自己的陶行知来说，可以说这是极珍贵的资料。事实上，从这封信可以了解到陶在美国留学时代和他在以前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一部分是和以前的定论不相符合的，对这些就有修正之必要，还有的定论需再做研究。此外，陶在书信中把自己当时的年龄写成22岁（实际上是25岁）等一类的错误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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