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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2（第2页）

与莱希维恩不同，陶行知从未作为士兵亲临前线，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中国却始终处于战乱。这里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陶行知在世期间中国所历经的战争：

1894—1895：中日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加之此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中法战争（1884—1885）迫使中国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签订了一系“不平等条约”；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开放了若干自由港。

1900—1901年：八国联军武装干涉，镇压“义和团起义”。结局是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支付4。5亿两白银的赔款（即所谓“庚子赔款”）。

1904—1905：日俄战争。俄国和日本为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在中国的东北开战。

1916—1928：国内军阀相互争夺混战。

1926—1937：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

1937—1945：抗日战争。八年中几千万中国军人和百姓丧生。

1946—1949：国共内战。以共产党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告终，因此在中国大陆的历史书中也称作“解放战争”。

陶行知亲眼看到战争给中国和民众带来的无穷伤害，进而从中得出结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大家靠着一双手和锄头斧头生产，所以生活是穷苦得很，尤其是经过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三十多年的内战和八年的抗战，弄得万分穷苦。我们要在穷社会里找出穷办法来教一切穷人都得到教育，得到丰富的教育，得到民主的教育，才算是达到了我们普及教育的目的。”[316]

这段话清楚地反映出陶行知的核心关注点、政治出发点和教育落脚点。他的思路很简单：战争和贫困互为因果，而两者发生的根本的原因则是广大民众缺乏知识，所以“人人受教育”是摆脱战争和贫困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和日趋加剧的贫穷往往令教育无法开展。陶行知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因此不断寻求“财力能及的解决之道”，换而言之就是寻找一套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教育方略。事实上，战争的确给他本人和他的教育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为战争难童创办的育才学校经历了极为艰难的岁月：教师和学生经常挨饿；上课常常被日军空袭的警报打断；他与新婚妻子不得不在一个小碉堡中居住和工作。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和平更为迫切。正因如此，他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另一方面又为停止国共军队之间的内战奔走疾呼。

莱希维恩作为亚洲的德国朋友，在游历亚洲十年后明确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在“卢沟桥”开战三个月后，面对正在逐渐形成的“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他在1937年10月8日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说：“当前东亚再次在国际事务中独占鳌头，很令人痛心，对于日本则并不光彩。昨天我在这儿偶然翻到了原版的《万茨贝克信使》旧杂志。在第三分册中记述了信使与日本天皇的会面。会面结束时信使奉劝道：‘陛下，我心里还牵挂着一件事情。我们在长崎看到那么多士兵和大炮：仁慈的好君侯，有什么不能不做的事情，也不要打仗。人的鲜血会向上帝呐喊，征服者将无法得到安宁。’老迈善良的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啊！他今天会说些什么，他得向天下发出多少祈福。”[317]

（三）遭受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

德国和中国所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有很大差异，但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专制统治却是两国历史发展的共同特征。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的人生也与这种历史状况交织在一起：两人都沦为了独裁统治的受害者。

1933年纳粹上台执政，给莱希维恩的职业生涯带来了重大改变。这位34岁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师范学院教授遭受了“清洗政策”的沉重打击。1933年4月24日，按照纳粹文化部不久前颁布的《重建职业公务人员队伍法》，他随第一批“哈勒师范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和犹太裔教授”接到了“立即生效的最终决定”，被解除了教授职务。此后不久，又被调到柏林远郊的一所只有一个班级的乡村学校。他在这个叫“幽湖”（Tiefensee）的偏僻小村庄一直工作到1939年，并研究制定了一套对抗纳粹教育体制的教育改革方案。但即便在那里，也不无危险，莱希维恩始终受到主管部门和那些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学生家长的怀疑和监视。“两封匿名信证实了此事：信件分别是1935年署名为‘国家社会主义之家长’和1936年署名为‘来自幽湖的国家社会主义之农民和工人’寄给波茨坦行政专区主席，要求开除莱西维恩的教职。”（阿穆隆）[318]

时局的发展令他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仅靠教育工作上的反抗是无法遏止国家社会主义从内部和外部毁掉我们的民族。”[319]1939年春，他接受了德国民俗博物馆的聘任，担任该馆学校部的主任。在“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莱希维恩热忱地致力于博物馆教育。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地下抵抗组织“克莱绍集团”，与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其他抵抗运动团体合作，积极地参与反对纳粹政权的抵抗运动。他以勇敢和执着完成了人生作品的最后一章：1944年10月20日，暴虐的政府当局以“叛国罪”将46岁的莱希维恩绞死在狱中。

从本文第一章的生平叙述中可以发现，陶行知遭遇了与莱希维恩几乎相似的命运。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信仰，特别是他对专制政权采取的对立态度导致了他的晓庄师范学校在1930年被强行关闭。政府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迫使他逃亡日本。六年之后，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因“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阴谋扰乱治安”在上海遭到警察逮捕，此时正在海外游历的陶行知也再次受到当局通缉的威胁。为了躲避逮捕，他在中国和美国朋友的帮助下延长了国外的逗留。这也是他原计划短暂的出访最终持续了两年的实际原因。[320]

面对着国共两党日益激烈的军事冲突和国统区不断加剧的政治镇压，陶行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更加积极。他与许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一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寡头统治和思想压制，要求“取消一党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保护民权”和“停止内战”。[321]国民党政府用更严酷的政治迫害回应了这些批评和要求，反对者被投入监狱，甚至遭到特务暗杀。陶行知也被列入黑名单，在他的两位朋友被暗杀后，每天都得等待听到“第三枪”。[322]他1946年7月25日突发脑溢血，才使他免遭这一噩运。

除了以上的因素之外，从两位教育家的政治生涯中还能找出一些可以进行对比的契合点。这方面主要涉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吸纳、与共产党的关系和对民主的理解。下文将试图对此深入探究。

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批评

莱希维恩自称是“经济的社会主义者”。关于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钻研已在一些研究论文中有所阐述。[323]其主要的依据有两点：

（1）莱希维恩早在规划民众教育时就研究了马克思的著作，其证据是他于1925年8月30日在耶拿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信。他在信中指出，德国历史和宗教学家利奥波德·齐格勒（LeopoldZiegler，1881—1958）在一篇文章中对马克思的诠释“含糊不清，且在客观性上并非无懈可击。”[324]

（2）1932年，莱希维恩参加了一次题为“为了德意志民族而赞成还是反对马克思？”的讨论，其间对马克思的思想展开了激烈争论。如莱希维恩自己所说，他在一篇研讨报告中发起了“超越马克思的主动进攻”：“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是这样诠释马克思：无产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不言而喻，其他非无产者的社会群体也就成了这场革命的对象。”[325]因此，无产者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先锋队，但“并非绝无仅有的社会主义载体阶层”，他进一步阐述道：“马克思主义极力集中进攻工业界……但社会主义政治的格局不可能只靠着手工业界而形成；相反，必须从头就要吸收我们中间和周围的所有工业界以外的各个方面。”[326]

莱希维恩的这番言论说明他的视野已从狭隘的阶级立场扩展到了全体民众。他认为，产业工人阶级尤其受到现行的、以追求利润为基本准则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伤害，所以，赋有为赢得新型社会制度充当先锋队的使命。但不能将民众的其他组成部分，如农民、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排除在为创建新社会的共同奋斗之外，而应该同时发挥那些非产业方面的价值和经验。“我们将使这种多样性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形态。我们要是这样做，那就将超越马克思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狭义概念。”[327]这意味着莱希维恩虽然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人本主义基本诉求是成立的、真实的和现实的。但这种认同并没有将他引向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认为，社会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一种人人共有、人人共享的新型社会制度。

带着这种政治信念，莱希维恩从1925年起就开始为柏林的《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atshefte）撰写了许多社会政论文章，其中还涉及中国。[328]此外，他还在担任耶拿国民业余大学校长期间，热心地为那些大都是来自“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工人子女开办讲习班。同时，他还积极地关心大量的失业工人，仅在1925—1926年冬季就为他们开设了十个特殊讲习班。那些自己早年在青年运动中浪漫的集体生活经历从根本上影响了他的政治信仰，致使他长期远离党派争斗。但1930年9月纳粹党在大选中刚刚获胜不久，他随即于10月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此时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虽有一些不足之处，却是唯一一支抗击日益高涨的纳粹主义洪水的反对力量。如果可以将莱希维恩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理由并不是他曾从属于社会民主党，而是出于他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为之做出的奉献。对莱希维恩思想中社会主义元素之来源，其英文传记作者汉德森（JamesL。Henderson）断言：“莱希维恩的社会主义源于他对德国人民的热爱，他从中不断地汲取新的力量和自信。”[329]

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思潮之一，在其创立者卡尔·马克思逝世二十年后的20世纪早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其反响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都并不及其他的一些西方思想和理论，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财富、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由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精神生活受到了各种各样西方思想流派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经营的书店中的一册账本得以印证：“那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的一家小书店当掌柜。保存下来的书店账本印证了1920年一段时间的销售情况：他的书店在40天内共卖出30册罗素的《哲学问题》、5册杜威的演讲录，30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文集，5册《TheingAgeofLove》，10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几十套有关俄国革命和科学考察方法的书籍，40多册北京大学权威教授胡适的实验白话诗集，165册‘五四报刊’的先锋《新青年》。这些书刊的销售额共计仅35元；要不是五名店员同意白干，这样经营下去最终将会亏本。”[330]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打压又加速了其传播过程，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1927年以后对中国的精神生活影响愈发强大，并在文人学者队伍中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331]而恰在此时，陶行知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一种批评态度。他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一份呈请政府为改造社会实验划拨地方的议案，其中第二条理由即：“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的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越之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假使这些人各能得到一个小的地盘，供他实验，则他们的思想必定可以格外正确，他们的贡献也必定可以格外丰富。马克思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实验的科学。”[332]

这里能明显地感觉到陶行知对实验主义的痴迷，同时，从他极富想象力的建议中也不难看出，他用自己的空想和书呆子气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和书本科学。他在该提按中建议政府，为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的人提供一些地盘作为“实验社会”。按照他的设计，组建这种实验社会的具体办法应是：

（1）每个实验社会最小须有一百方里的地方，但最好不超过一县的范围。

（2）每个实验社会对内对外应有完全无上的主权。

（3）每个实验社会应严守中立。

（4）每个实验社会实验期暂定为一百年，但不得延长。在实验期内，非本身解散或失去中立性质，中华民国不得收回。

（5）每个实验社会之发起人，应将实验计划书征得本社会内大多数成年人民之同意，送请中华民国大学院转呈国民政府核准成立。但一经成立，即享有完全无上之主权，以处理境内之政事及办理境外之交涉。[333]

如果说陶行知对马克思的批评很肤浅的话，那么，他对列宁的指责可谓入木三分。1931年陶行知在《申报》发表了一篇杂文，评论奥地利作者孚勒普–密勒（RenéFül?p-Miller）所著《列宁与甘地》中译本。该书中有一段谈到了列宁的教育政策：“列宁为了消灭文盲开启了一个宏大的新教学体制；然而这个体制从一开始就令人质疑，即仅仅是为了努力培育一个永远屈从于苏维埃官僚和学识浅薄的鼓动家们的阶层；其课程设置使得无人想要超越官方认可的知识和教育程度，使这些无产阶级国家的百姓不至落入由于学识过于广博而引发反思的危险。列宁一方面在致力于消除文盲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在压制学术自由，将无数在他看来其观点有损政治的学者逐出俄国，并使所有的理论研究在对‘修正马克思主义’异端邪说的严厉审判面前所屈服。”[334]

陶行知对此评论道：“列宁对于民众求知的自由是不肯放心。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我读了这段话，不能没有抗议。当时随手写了几句不平鸣，现在给它发表出来吧：

民愚不可用，大声发其聋。将明惧难制，忽欲闭其聪。好比乡下亲家婆，又要送礼又眼红。”[335]

一些中国大陆出版的陶行知传记中都提到，陶行知从1933年春开始贴近马克思主义。[336]这个说法依据两件事情。一是陶行知秘密参加了一个由朋友组织的私人读书会，在那里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另一件事情是他与蔡元培等知名学者于1933年3月14日共同发起了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并与全体发起人在《申报》上共同发表了一则纪念会缘起：

“马克思逝世以来，其学说所给予世界之影响为重大。而五十年来，世人对于马克思，无论其为憎为爱，为毁为誉，而于马克思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为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则殆无人否认。迩来我国以反对共产党之故，辄联而及于马克思之思想学说。寝且言者有罪，研究者亦有罪，此种观念，亟应打破。

同人等今基于纯正之研究学术立场上，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会，一以致真挚之敬意于此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术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壁垒。”[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