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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2（第1页）

第二部分陶行知与莱希维恩之比较02

莱希维恩著作的中文全译本虽然1945年就已完稿，但直至1962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295]翻译者朱杰勤（1913—1990）是中山大学艺术史教授，1952年后调任暨南大学。他赞扬莱希维恩的功绩，并特别强调了此书对于中国学术界的现实意义。对此，他在前言中写道：“此书虽然出版于三十多年前，但由于现在还没有比它更详尽的同类著作，所以还常被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人引用，为研究中西文化交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作者叙述中国文化在十八世纪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影响的时候，不厌求详。所用材料，虽然完全采自西方作品，也可借鉴。”[296]

朱杰勤“觉得此书在目前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以及对加深中国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中，尚有参考价值。”十五年前，他曾用文言翻译过此书，现在则用白话文重新翻译，以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然而，他在前言中也对莱希维恩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但全书内容，主要是罗列史料，且缺乏正确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对于重农学派一章，几乎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的叙述（关于重农学派的批判，可参看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而论列中国哲学，特别是孔、老的学说，由于作者未能直接阅读中国典籍，无从窥探孔、老学说的主要方面，而且又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局限，只能从唯心主义的观点上发挥。这些都是很大的缺点，我们读时应加以批判。”[297]

翻译者对原作者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可从其生平履历中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他在这本译著出版的“196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98]此外，他对莱希维恩的批评，诸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局限”等，不由令人联想起昔日民主德国对莱希维恩的消极评价：东德恰在这个时期也将莱氏贬责为“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

对朱杰勤的译本还须添加如下评注：

（1）翻译者显然很早就知道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名字，因为他早在1937年就翻译并发表了英国人哈德森（G。F。Hudson）所著《欧洲与中国》的部分章节。在他翻译的此书第九章《罗柯柯作风》中，[299]哈德森多处援引了莱希维恩的早期论文。

（2）从笔者查阅的全部文献资料中发现，莱希维恩有九种不同的中文译名，分别是：雷文、雷赤文、雷赫完、赖赫淮恩、赖克怀恩、赖进万、利奇温、里奇温、莱希维恩。由朱杰勤音译的“利奇温”由于该译著引用频率较高，而在中国大陆相对更为人熟知。

（3）该译本由于其完整性和采用白话文体，所以在“中国和欧洲文化交往”的研究领域经常被选用。[300]许多中国作者都参考引用这个译本。鉴于读者的需求，该译本1991年再版（1962年印行3000册，1991年再版2600册）。

莱希维恩这部关于中国与欧洲的作品不仅迎合了中国大陆的需求，台湾也不例外：1967年在台北出版了英文本。而台湾学术界似乎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熟悉这本书，其例证是著名的天主教神甫和国立台湾大学的教授方豪（1910—1980）所著的《中西交通史》。在这部海峡两岸都作为经典教科书的著作中，虽然没有一处提到莱希维恩的名字，但有一段从基尔大学的美学教授希施费尔德（C。S。E。Hirschfeld）1779年所著《园艺之原理》的引文，显然是取自莱希维恩的作品。[301]

中国人当然还通过其他一些零星资料知道莱希维恩，主要是通过一些参考了其作品的专业著作。再则还有少量译著，除上面提到的1955年在中国大陆重新翻译出版的哈德森的作品之外，还有《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而只有此书扼要地提及了莱希维恩不仅是教育家，而且还是社会民主党抵抗战士。[302]除去上述这些为数不多的书籍，中国几乎找不到莱希维恩本人或有关他的出版物。

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莱希维恩，尤其是他关于中国与欧洲的著作不仅为西方理解东方文化和艺术，而且也为中西方的相互研究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中国至今仍鲜有人知莱希维恩还是教育家和抵抗战士，进而没有任何有关他政治和教育活动的出版物。而恰是在这方面，这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德国历史人物的杰出成就——如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著作——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国的德国研究、比较教育学研究和关于学校教育的讨论。

第五章两个民主斗士的政治理想与奋斗

一、引言

陶行知在中国被誉为“民主斗士”、“进步的民主人士”和“民主教育的推行者”，而莱希维恩在德国被视为“反抗纳粹政权的勇士”、“反对派教育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仅仅是这些称号，还有两人经历的厄运，尤其是相似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使我们有理由对这两位国度和文化背景迥异，却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进行政治层面的相互比较。

陶行知和莱希维恩生活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和欧洲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载体持何种态度，是两位富于政治热情的教育家不可回避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两位在其政治和职业生涯中一直与共产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恰恰是这种联系给中德两国都在接受他们身后留下的政治和教育思想遗产上带来了困扰。

莱希维恩的政治立场、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以及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似乎没有太大争议。他在东德和西德都被誉为抵抗运动战士而受到尊敬。据笔者了解，西德的公众舆论也并没有因他与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组织合作而有所苛责。然而，这种合作实际上还是或多或少地对他的形象带来了一些“瑕玷”，进而影响了对他的认可和接受。这种影响不仅在昔日的两个德国，即便在今天统一的德国中仍然还能感受到。一方面，除了极个别人的贬低外，莱希维恩在当时的民主德国还是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赞扬，但在其历史书籍中也明显存在着一种带有倾向性表述，有意识地着重强调莱希维恩对德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青睐。例如，民主德国出版的标准教科书《教育史》中，对于莱希维恩就有这样的描述：“在这个团体（克莱绍集团）中，莱希维恩敦促与共产党人的抵抗运动合作。他与特奥多尔·诺伊鲍尔（TheodorNeubauer）和其他非法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于1944年共同协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联合进行抵抗斗争。阿道夫·莱希维恩的思想认识业已成熟：摆脱法西斯主义是全体反法西斯主义者共同的事业，而苏联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将发挥最大作用。”[303]

另一方面，在联邦德国出现了一种对莱希维恩敬而远之，甚至拒绝的态度，原因是他的政治倾向“在这里如同在东柏林都被认为是赤色的”。[304]这种态度也招致了一些后果。

1947年，当莱希维恩的夫人及其四个孩子结束两年游牧般的漂泊生活，终于返回柏林后，这个五口之家得到了210马克的临时性救助（人均仅约40马克）。直到十年之后，莱希维恩的退休金和“人身损害赔偿”才得到认定。“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反映出联邦德国在战后恢复时代如何对待反纳粹义士及其家属，而与此同时，那些毫发无损、曾身着褐衫的人却能一如既往、畅通无阻地继续成就个人事业的辉煌。”[305]

1979年，林格巴赫教授（Karlgelbach）在寻找一篇有关莱希维恩的乡村学校模式的文章时，遇到了一些怪事：“无论是在战后的学校实践中，还是在教育科研中，这位教育家直至那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多级制乡村学校的教师从50年代直到此类学校解散，一直都把他的学校教育论著当作实践和创新的“采石场”加以利用，但60和70年代实行的改革却没有回眸莱希维恩。”[306]

直到莱希维恩去世40年后的1984年，工会才首次得以公开表示对他个人的敬意。[307]

德国对莱希维恩的研究虽然有所转变，然而“相反，阿道夫·莱希维恩的教育学在学校实践中不被接受的现象至今没有改变。”（林格巴赫）对于这位“理应属于教育改革运动和精神科学教育学左翼”（克拉夫基）教育家的学术研究尚很不充分，对此，阿穆隆在其博士论文中还更深入地指出：“阿道夫·莱希维恩——尽管在东德和西德有三十多所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以该名字命名——在今天的公众意识中却几乎不复存在；即使在那些他本人当时曾作出过开创性突出贡献的科学领域，专业圈内也很少超出对他只是作个注脚。这十分清楚地表现在教育学界和民俗学界，在前些年刚刚开启的关于这些学科与国家社会主义关系的研讨中，阿道夫·莱希维恩竟与此了不相涉，哪怕至少提及一下名字也罢。”[308]

上述这些关于德国对接纳莱希维恩的历史和现状充满批评性的评述表明，研究整理莱希维恩的政治和教育遗产与反省德国近现代历史，即纳粹统治和民主德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也与当今学校教育问题密切相关，这种纠葛还远远没有厘清。

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评价也都受到其政治立场以及中共对他的态度的掣肘。中国大陆出版了不少理想化的陶行知生平传记，其中往往过分地夸大了他与共产党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由于不确凿的原始资料和片面的论据，使得这种论断在可信度上存在很大疑问。陶行知的美国朋友费正清认为：陶行知的卑微的出身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使他对普通民众的疾苦报以极大的同情和理解，并最终靠近了共产党。而对于反共势力来说，他在民众教育方面的举动无异于政治和社会炸弹。[309]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陶行知与中共的关系究竟密切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无论在中国和日本，还是西方的陶研文献中至今尚无深入的研究论述。

鉴于中德两国分别对陶行知和莱希维恩思想的接受都存在着困扰，因此，有必要澄清一下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本文将在下面结合两人精神成长的整个历程进行一些尝试。

二、莱希维恩和陶行知思想形成的要素

我们从两人的生活经历中可以找到三个共同的因素，对他们人生观和政治观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贫寒的出身和幼少时期的乡村生活

莱希维恩1933年在自传性的《对自述的说明》一文中写道：“对我整个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我出身于德国西部林区的一个贫苦农户，直到参军之前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村里度过的。从青少年时期就热衷于乡土民粹教育，可追溯到我16岁，是基于从‘贫穷的土壤’中所萌发的自尊。……‘自然的贫困’伴我度过了整个青少年时代，我有幸从无欲无求的乡村生活中如愿获得了我毕生受用的坚韧毅力；但是我在儿时也体验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在像我父亲这样的乡村穷教师家中，要靠每月150—170马克的薪水供两个儿子去城里上学，所以即使置身良田沃土之中，面包也得限量，即便每天伺候奶牛和不断壮大的牛群，母亲在餐桌上也不得不用人造植物黄油代替奶油。每星期只能吃到一次肉……”[310]

贫苦的出身、乡村生活和乡土教育是莱希维恩与陶行知生活道路的三个相同的起点，也构成了他们人生历程的基石。他们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产生了相同的作用，民众的身影和故乡的景象令他们终生难忘。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也“注定了牢牢地植根于故土和自然生活”，增强了“对全体民众及其共同命运的情感”。[311]

这里须指出，莱希维恩所提到的所谓“乡土民粹教育”与20世纪初的德国与青年运动密不可分。那时以“游历鸟”为象征性标志的社会文化运动是一种反抗，反对威廉二世时代专制学校和社会制度中那些刻板僵化的规矩。在“游历鸟”运动当中，年轻的莱希维恩与其他“游历鸟”伙伴们一起徒步远游，以自然的方式生活，采集民间艺术、民歌、民族舞蹈。在他懵懂的意识中初次感受到了“德意志民族的特性”，并力图借此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面貌。莱希维恩本人对这种乡土民粹教育的有益影响这样总结道：“在青年运动中和伴随着青年运动一起成长内在地主导着我在战前的生活，使我的乡村生活得到了恰当的补充，从某种意义上说，得到了完善。”[312]

然而，陶行知最初在多所乡村学校受到的教育绝不能称之为“乡土民粹教育”，因为当时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还是儒家传统式的。教育依旧是用来培养忠顺的国民，或是造就维护基于儒学伦理的社会制度的精英。在教育实践中，依旧充斥着机械背诵和笼统接受儒家信条。虽然自19世纪晚期，以康有为（1858—1927）[313]为代表的一批社会贤达力图通过引进自然科学和外语学科进行学堂现代化，并以此改革传统的学校体制，但是直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传统的教育体制几乎没有多大改观。对于多数年轻人而言，上学读书依然还意味着是步入“士大夫”特权阶层和成为统治阶层官员的途径。陶行知儿时在这种传统学校中有过负面的切身体验。但幸运的是，这不是他所接受的唯一的教育。乡间的生存环境、农田的劳作，尤其是从小就同农民朝夕相处大大地开阔了他的心胸，有力地促进了他对劳动人民疾苦和需求的了解，同时也为他日后对中国教育传统和杜威的教育理论的改造奠定了基础。

莱希维恩和陶行知从个人经历中得出了极其相似的共识。莱希维恩说：“我们对文人学者与人民大众、工人与农民、民众与国家之间的鸿沟不应该通过人为的调和使之悄然淡化，而是通过一种新的生活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真正消除。”[314]

（二）苦难的战争经历

战争也是莱希维恩和陶行知一生中共同的重要经历，并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成长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际，许多德国“游历鸟”运动的青年也都沉浸于战争的狂热。在激昂的民族情绪的裹挟下，16岁的莱希维恩也报名参军，但因年龄小被拒。两年之后，他作为志愿兵参战，接受了四个月的军训后先被派往波兰，不久又被派往法国。康布雷战役终结了他短暂的军旅生涯，因1917年12月5日的坦克战中，一颗手榴弹严重地炸伤了他的肺部。这场恐怖的战斗给他带来的后果是：在多个野战医院躺了一年之久，而且终身都要忍受肉体和心灵上的战争创伤。这次战争经历对他的政治观念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二十年后，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立刻站到了反战的一方，并积极地抵制反抗。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带来的不仅是残酷血腥的战争噩梦，而且还有自己的人生转折。转折是由于读了丹麦平民教育家葛隆维（N。F。S。Grundtvig，1783—1872）的著作和得知丹麦国民业余大学后而引发的：“这本书对我是一个转折点。我决定，放弃我青少年时代攻读建筑学的奢望，战后献身乡土民粹教育。”[315]

显然，莱希维恩是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做出了这个决定，因为他相信，德国战败后的未来之路在于通过乡土民粹教育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体。但是，德国在“一战”之后实际的发展却与他的想法截然不同。仅仅过了20年，希特勒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莱希维恩由于“一战”中重伤而免除再服兵役，但还是再次遭受了战争的祸害：1943年8月23—24日，他在柏林的寓所被飞机轰炸彻底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