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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陶行知（第2页）

这种理论的基本特征是设法使杜威的教育观念适应中国的现实。陶行知虽然在教育的基本问题上与杜威完全一致，诸如：

——如何才能使大多数民众受到教育，而不仅限于培养精英？

——如何实现人文教育与培养实际动手能力之间的平衡？

——如何才把学校办成既能守护和传播一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华，同时又能培养出可以成功应对身边环境的人才？[37]

事实上，陶行知从美国回来后也试图在他的教育实践中实行这些原则。然而他总是不断地碰壁，并最终认知到，要实现这个教育理想，由中国特有的问题所决定的社会条件与美国迥然不同。与多元的、自由的美国社会制度不同，中国社会是一种集权的、专制的体制，这就使贯彻杜威的教育理念受到极大限制。教育在中国是上层社会的特权，且几个世纪以来都不曾改变。因此，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远远不及美国。与美国的区别还在于羸弱的中国经济，几乎无法给予教育改革资金上的支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教育革新之路以及解决现存问题的可行办法成为陶行知的当务之急。陶行知还愈发认识到，杜威的教育理论的核心前提——学校与社会和生活相结合、在学校里建立一个民主的、清除了所有贫富弊端的小型社会——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日常生活才是他们唯一的教育之所在。1929年他写道：“‘生活即教育’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中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38]

他将杜威的办学理念“学校即生活”比作笼中之鸟：“养鸟者顾念鸟儿寂寞，搬一两丫树枝进笼，以便鸟儿跳得好玩，或者再捉几只生物来，给鸟儿做陪伴。小鸟是比较的舒服了，然而鸟笼毕竟还是鸟笼，决不是鸟的世界。”[39]

陶行知通过批判性的验证，并从中国现实状况出发，得出了与杜威的前提相悖的结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句话是其学说的精髓，它虽隐含着对杜威的某种批评，但绝不意味着彻底背离了杜威的教育哲学。相反，它只是表现出一种创造性的尝试，目的是想要让杜威的方案适应中国的条件，因为它与杜威“以联系社会环境和公众生活的方式更新学校生活”的基本思想毫不矛盾。[40]与杜威本质的区别在于陶行知认为，改造学校教育单凭引进一些社会元素远不足以解决中国教育事业中的问题。在他看来，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范围内革新，而是直接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接轨，直接在社会中发生作用。这个主旨成为贯穿他在晓庄师范学校和日后教育工作的一条红线，尽管他后来的改革举措有着不同侧重的多种变换。

他还创造出与这些基本想法相应的、自创的教学方法。该方法是从王阳明所主张的“知行合一论”引申而来。对陶而言，知不仅仅是行之开始，而行才是获得知的首要条件，[41]既而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基本方法，并强调学习过程的这三个环节的相互影响和补益，其中“做”是“学”和“教”的支点和枢纽。他对“做”不仅仅是狭义地理解为动手做事，而也是动脑做事。“行”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不应仅意味着一种单纯的行动或个人行为，而且是一种瞄准改造现存社会的共同实践。因此，陶行知要求学生们要手（体力劳动）和脑（脑力劳动）相结合，因为他坚信，这些未来的教师只有遵循“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才能够培养学生具有战胜自然灾害和改造社会的本事。[42]

从陶行知的教学法中不难看出杜威认知理论的影响。他与杜威同样认为经验极为重要。按照杜威的观点，经验是获取知识的主动工具，而智力仅起协同加工作用，只是让每个新经验发生效用并转化成知识。然而，陶行知在这一点上又与杜威（也包括王阳明）有所区别，即更注重人们在哪里和如何获得经验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通过“行”，换言之，通过直接的实践和亲身感受。

从陶行知与杜威和王阳明精神上的对话可以看出，他提出的生活教育是基于中国教育的现实，是批判性吸纳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国改革教育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为丰富世界教育改革思想财富的一个贡献。本文将在后面的第三、四、五、六章中深入探讨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特质以及他对中西思想文化的借鉴。

陶行知的教育实验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截至1930年晓庄的学生人数上升至三百余人——却由于他超党派的政治立场而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他对各种政治和学术派别表现出的豁达和宽容反而使之遭到“私通共产党”的怀疑。[43]一次突发事件显示了陶行知与政府关系并不友好的事实。1928年秋南京政府首脑兼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1887—1975）在夫人及随从的陪同下突然造访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当时正在工作会议上讲话，负责接待的学生立即通报了有要人到访，但陶行知反应冷淡，并拒绝亲自迎接。[44]

接下来发生的两起事情导致了南京政府1930年4月最终下令强行关闭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

1930年3月底晓庄师范学校及所属各小学的学生要到栖霞山旅行修学，但有些农村的孩子没钱买火车票。在陶行知的支持下老师们决定无票乘车。时任铁道部长孙科（1891—1973）——孙中山之子，亦是陶在伊利诺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向陶行知追究此事。国民党政府接着又以“蓄意破坏铁路交通”的罪名向晓庄施加更大的压力。[45]

1930年春，南京下关港因解雇工人发生罢工浪潮。4月初日本军舰驶入包括下关在内的多个长江港口。起初因解雇工人的罢工潮不断扩大，并发展成主要是抗议外国军舰在长江停泊。南京的学生和教师组织起来声援工人，许多晓庄师范学校的师生也参与了游行。特务们很容易辨认出他们，因为唯有他们是农民装束的师生。国民党政府以参加此次政治活动为由，强行关闭了晓庄师范学校。三十名师生被逮捕，其中十四人后来被处死。对陶行知也发出了通缉令，他先是逃往上海，后又流亡日本，才免遭逮捕。据说国际舆论对陶行知表示同情，许多知名人士，诸如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甘地、罗曼·罗兰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解除对陶行知的通缉。[46]

强行关闭这所乡村师范学校也使陶行知硕果累累的一段人生经历戛然而止。他所有关于生活教育理论最重要的、纲领性的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一阶段对于他政治上的成长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更加深信：没有民族的独立，没有民主的社会，就不可能普及教育。晓庄的繁荣突然中断了，估计有上千儿童失去了他们“没有围墙的学校”。但没过多久，晓庄播下的种子就另一处萌发了新芽。1932年秋，陶昔日的学生在南京郊区一座废弃的寺庙里成立了一所由小孩教小孩的学校。陶行知得知后立刻写信并赋诗鼓励这些孩子，并为学校取名为“儿童自动学校”。[47]

五、普及教育的新尝试

在流亡中，陶行知对日本的科技进步印象颇深，并认为日本的强势在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在上海得到了爱国实业家兼报业发行商史量才（1878—1934）[48]的资助，与朋友和过去晓庄学校的同事及学生共同发起了一个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运动。出版了入门丛书《儿童科学》以及一系列科普读物或教材，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或由他主编。[49]

他以“斋夫”为笔名，为上海的重要报纸《申报》撰写时评文章。[50]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作家鲁迅（1881—1936）和茅盾（1896—1981）也都在此报纸上发表针砭时弊的讽刺性杂文。

该报连载了陶行知唯一的一篇长篇的作品：由48篇教育故事组成的《古庙敲钟录》。作品的结构并不系统完整，而是以第一人称朴实地记录了一个敲钟孩子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有一天一个在寺庙敲钟的孩子向村民披露了僧人们欺辱年轻寡妇的事情，寺庙因此而被关闭。小敲钟人便萌发了将寺庙改成学校并为此聘请教师的念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召集了全体村民开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他们决定在庙里建一所学校。朱先生被聘为学校老师，他在与小敲钟人和村民们的多次谈话中述说了他的教育观念，并且力图把这些观念不仅在这所寺庙学校里实行，而且还要用于改造村里的社会生活。这所学校蓝天做顶，黄土做地，推行一种拆除了社会与教育隔墙的教育。当小敲钟人问道，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入侵东北应该受到何种训练？朱老师回答：中国人只有在六个方面得到训练，即“普遍的军事训练”、“普遍的生产训练”、“普遍的科学训练”、“普遍的识字训练”、“普遍的民权训练”和“普遍的生育训练”，才能战胜民族危机。此外，还须将军队变成民间的自卫组织，同时还兼具生产和学习团体的功能，即所谓“工学团”。“如果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51]

陶行知以故事中朱老师为化身总结了晓庄的实践经验，同时，面对日本侵略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对未来的教育改革计划做了修订。他拓展了教育思想的维度，既而又开启了一轮创新。他于1932年夏末在“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52]的口号下发起了一个新的教育项目：在上海郊区宝山建立了一个名为“工学团”的教育组织。他在后来的一篇英文文章中将其译为LabourSion，并解释道：“手脑相长的原则，逐步发展成了‘工学团’的概念。‘工学团’似乎是个奇怪的术语，但他阐明了新教育的内容、方法及组织形式：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把教育的全部内容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工、学、团的方法决定了教育的方法，教育不再是纯学术性的了。最后，该术语还表明了组织的性质。它比‘学校’包含更丰富的内容，因为按传统观念来说，学校传授科学知识呱呱叫，但学生几乎没有机会劳动及合作。”[53]

这个教育组织在1922年10月1日的成立仪式上只有24名小学年龄段的孩子，大部分来自附近的农户。工学团的日常活动安排是这样的：孩子们有4—5节文化课，2—3节生产劳动课。他们在老师和工匠们的帮助下自己建了三个工场，用来学习木工、编筐和织袜。另外，学生还学习种菜、养蜂和养兔。到1933年底工学团又在别处新设了分团，学员数量增至约300余人。每个分团还附设了为当地农民和妇女开办的夜校，工学团总部还设有一个学前班。

随着这个教育项目的迅猛发展，缺乏教师的问题日益明显。陶行知力图采用他发明的“小先生制”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小孩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家人或周围不识字的人。陶行知在《普及教育运动小史》中阐述了这个方案的基本思想：为何在广大民众中普及教育的努力至今总是失败？他的回答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了儿童的潜能和创造力。只有儿童不仅当学生，而且还当先生，普及教育才能成功。1934年1月底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小先生”动员大会。会后，全国各地都参照“山海模式”建立起许多工学团并推行“小先生制”。[54]在中国，儿童严格地听从于成人的“纲常”传统存在了几千年，因此，发现儿童的潜能以及发明“小先生制”的确是一个创举。

校舍和经费匮乏也是一个问题。经农民们同意，工学团可安顿在村户中。陶行知通过向上海的银行贷款和提高自给能力——如建立了农场和生产销售合作社——来解决资金上的困难，并且取得了暂时的成功。[55]然而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使这个教育项目突然终止。陶行知此时正在海外，因而没有亲历各个工学团的解散。

六、致力国难教育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华的入侵把国内的反抗运动迅速地推向**。要求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1935年12月9日，学生在北京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目的是敦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劝告国民党政府改变绥靖政策。两天后，文化界名人在上海召开救国大会。陶行知当选为由35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36年5月31日，各地的爱国团体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早在年初陶行知就已经成立了“国难教育社”且拟订了《国难教育方案》：“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指导学生，而且要与学生参加救国运动，同过救国生活，共受救国教育。”[56]

1936年7月15日，陶行知与另外三位知名人士在香港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克服由于日本入侵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这个呼吁在内地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地区的许多报刊上转载，引起了热烈反响并对当时的抗日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共主席毛泽东（1893—1976）于8月10日致信起草人，极力赞扬了他们的倡议。[57]

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作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外交特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世界环游，出访26个国家：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吉布提、印度、锡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最后回到香港。[58]所到之处他不断号召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支持祖国的抗战。此外，他还利用每个机会，与外国同仁交流工作经验和学术信息。例如，1936年8月他在伦敦参加了第七届世界新教育联合会大会，他创造的“小先生制”在会上引起了印度、墨西哥和加拿大代表极大的兴趣。[59]印度报纸《民族旗帜》（Harijan）在陶行知访印之后还立刻刊登了他的英文文章《中国大众教育运动》（ThePeople'sEduentina），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甘地（1869—1948）还为此写了按语：“陶行知博士不久前来印度访问我时，我曾邀请他能送一份中国人民教育运动进行情况的小册子给我。如今他已经送给我，这本小册子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60]

1938年10月初，陶行知回国后来到临时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开始精心致力于有天赋的难童教育。1939年，他在重庆郊区为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难童开办了“育才学校”。这所学校沿用了陶行知过去所提出和践行的教学原则，并且特别注重培养儿童的艺术才能。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博士的夫人陶露西·尼达姆（DorothyNeedham）于1945年5月25日访问了这个人才培训中心，且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所中国式的运用现代的教学方法的实验学校。这所学校有三百多个儿童组成，都是因有特殊才能而被选来的儿童。其中三分之二是难童，其余是部分自费的学生。通过特殊的考试，来发现儿童的才能和爱好，在幼年就开始学专业如音乐、美术、戏剧、文学、舞蹈和社会科学。……尽管学校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教师们和孩子们都是愉快的，并且是充满信心的。教师们尽管工资异常低，但他们感到学校的气氛十分良好，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可以完成一些创造，因为他们能获得充分的自由来自己钻研。”[61]

1941年，由于国民党加强反共活动，一些曾帮助过陶行知的人撤销了资助。同时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急剧的通货膨胀，使育才学校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为了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学，陶行知号召师生以传奇乞丐武训（1838—1896）[62]为榜样开展自助自救。

七、力争民主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陶行知在独立的政治团体“民主政团同盟”中担任中央常委和教育委员会主任。该团体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后来发展成一个称作“中国民主同盟”的政党。[63]陶受该组织的委托主编刊物《民主教育》，并在该刊物上要求争取教育事业中更多的民主；反对独裁政府不断地加紧压制政治反抗和限制对教育问题的各种探索。陶行知成了不断高涨的民主运动的狂热拥护者，他以大量的演讲、文章和诗歌表达自己的民主理念，鞭策同胞们为争取民主权利和反对内战而斗争。

在民盟的倡议下，1946年在重庆成立了“社会大学”，陶行知任校长。截至1946年年底，这所业余大学招收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400余名学生，分别在政治经济学、文学、新闻、教育和民间艺术五个系学习，还聘请了许多左翼著名学者担任教师。[64]不少该校的学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文化界的领导人。

民盟的重要成员、社会大学副校长李公朴（1900—1946）和著名诗人、文学教授闻一多（1899—1946）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65]此时已迁居上海的陶行知对两起谋杀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国民党特务也打算对他实施暗杀行动，面对着潜在的危险，他却十分坦然回应道：“我等着第三枪。”在7月16日给育才学校学生的信中他写道：“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人来顶补。……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66]

他的离世受到中国和国际社会极大的关注，并令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深陷悲痛。无数国内外友人撰写纪念文章，[67]国内外先后举办了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便是例证。据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报道：

1946年7月26日上海50个社会团体共同举行入殓仪式。

1946年8月4日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生活教育社1000余名师生举行哀悼会。

1946年8月11日延安2000多群众参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