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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陶行知（第1页）

第一部分陶行知

第一章生平概要

一、童年和学生时代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一个小村庄，父母曾经营一个小酱园，后来因生意破产弃商务农，并为他取名陶文濬。1896年开始上小学，起初是在村里的一家私塾，后又在当地多所传统的乡村学校就读。但由于家境日趋衰落，他不得不经常下地干农活，致使他的初等教育时断时续。乡村生活和农田劳作令他熟悉农村境况，也促使他深知农民的需求。

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不久[3]，他进入歙县城内由英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崇一学堂。其父亲是“内地会”的会员[4]，母亲则为教会帮厨。陶行知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以致两年之内就学完了三年的课程。此后，他考上了同样由传教士在杭州开办的广济医学堂，但是为了抗议该校对未受洗礼学生的歧视而提前退学。尽管此次在校学习经历很短[5]，却对他爱国主义情结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原来学校校长、英国传教士唐进贤（Geibbs）的资助下，1910年他进入美国卫理公会在南京开办的金陵大学。求学期间，他对王阳明（1472～1529）的学说很着迷。这位儒家理学先哲对整个16世纪的中国、日本和朝鲜都具有重大影响，由他定义的新的认知论否认任何行与知的分离，并以其“知行合一”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6]的论断迎头抨击了当时风行的学习观念，既而动摇了传统的儒家教育根基。[7]这种理论对于从小就厌烦埋头于儒学典籍的陶行知来说无疑极具吸引力，因为他觉得，这恰可作为对当时中国奉行的师道尊严和极端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之批评。此外，他还很赞同王阳明在儿童教育中反对体罚，提倡耐心诱导的观点，赞成自由的人格发展。[8]即此他便化名“知行”撰写文章，并在几年后将自己的原名文濬改为“知行”。如果说这次更名反映出他早先在认识论上的取向，即先验论与经验论相互掺和；那么，二十年后他再次由“知行”改为“行知”则彰显出他世界观的深刻转变，开始着重强调源于实践的批判性经验。

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1866—1925）领导发起的辛亥革命于1911年推翻了帝制，陶行知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演讲和其他活动积极地参与这场革命。[9]他拥护民主共和的国家体制，并于1914年在毕业论文《共和精义》[10]中以中国和西方的国家理论为论据，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同年，他将父母接至南京，并与妹妹的同学汪纯宜结婚。汪为其生了四个儿子，后于1936年4月病逝。1939年底陶与学习中药学的吴树琴女士再婚，并相伴至他离世。

二、留学美国

1914年夏末，陶行知靠从亲朋那里借来的钱和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博士（ArthurJohnBowen，1873—1944）的帮助前往美国求学。起初在乌尔班纳市的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两个学期后即获得硕士学位结业。他原想借此日后能在中国官方机构中谋职，但在乌尔班纳他接触到了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的教育改革思想，并深受鼓舞，以致他1915年毕业后随即进入杜威自1904年任教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当时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如胡适（1891—1962）[11]、蒋梦麟（1886—1964）[12]等，他们在日后中国教育事业的革新中起着领导作用。

杜威是美国教育改革的领袖。他批评当时美国的学校教育毫无创造性，教育与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于是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学校应该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学生在这里能够自己学会民主的游戏规则和公民的行为方式。陶行知起先深受杜威思想的吸引，后来却又指责这种主张不适合中国。1917年他未取得博士学位就返回了中国。经哥伦比亚大学同意，他本打算在中国完成题为《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博士论文，但其手稿却在1920年的一场火灾中被焚毁。[13]这个损失，或者说博士头衔似乎对他显得毫不重要，以致他在后来的著作和书信中对此事只字未提，而且不加任何解释地放弃了重新撰写论文。直至1929年他才因对平民教育的特殊贡献被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三、求索中国教育改造

陶行知受教育的时代，一场热烈的教育改革已在中国兴起。它是由鸦片战争的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所引发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和重点冲突领域。许多开明的中国人用各种思想极力主张摆脱陈旧的儒家教育传统，构建新型的教育体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教育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废除科举制度；将旧式的书院转改成现代大学和专业高等学校；设立新型的中小学；引进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编写新式课本。[14]

陶行知1922年撰写的《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显示出他熟知昔日的教育改革的历程。各种各样的改革谋略，尤其是那些极具建设性的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新举措及其倡导者张謇（1853—1926）[15]和黄炎培（1878—1965）[16]带给陶行知许多触动和启迪，也为他日后的教育设想铺垫下了土壤。张謇集大学者（科举状元）、朝廷大官和大实业家于一身，在家乡南通致力兴办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他对陶行知的影响正如陶1946年在一次谈话中所言，张謇是对他一生以及他在从事乡村教育时创立的生活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人。[17]陶早在南京读大学时代就结识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拓者黄炎培，后在美国求学期间也还保持着通信联系。1917年从美国回国后不久，他随即加入黄炎培同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后来推行的“生活教育”可以追溯到黄炎培早在1913年的文章《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文中在谈到裴斯泰洛齐教育学时就提出了这个概念。

陶行知与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此期间从日本、美国或欧洲留学归来——继续以更强的力度、崭新的内涵推动教育改革。与以往强调组建新学机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新举措更加着重推行以杜威为代表的教育学及在此基础上的教学方法创新。

陶行知回国后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课，后任教授。该校校长郭秉文（1879—1969）[18]是191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面对多数同事的反对，陶行知执意废除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代之以启发式教学法。因为，在他看来正如杜威所言“教育即生长”，所以应该最大限度地弱化教师对学生的说教过程。但由于当时在学校中实施这些新方法的社会条件尚不成熟，他的尝试并不成功。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才形成了一种氛围，[19]使杜威的改革教育学在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反响。

受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鼓舞，陶行知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之钥匙首先在于改造和普及平民教育。因此，他们要求对教育实行全面改革，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尚很模糊。

教育改革需要这样的一种政治支持：它使得社会环境变为教育和社会状况有效地相互促进。中国却缺乏这一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由于西方列强的存在，尤其是中国军阀混战所导致的四分五裂的政局之中。军阀之间争权夺利造成的混乱笼罩着全国，使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举步维艰。想在此时通过有效的政策改变陈旧的中国教育体制无异于天方夜谭。军阀们不是没有能力支持教育改革，而是教育问题对他们而言并非当务之急。对此，美国汉学家许华茨（BenjaminI。Schwartz）曾指出：“在中国这一时期那残酷无情和风雨飘摇的政治环境中……势力与特权的掌握者，不是轻易能从他们对政治奴役的狭隘迷恋中被转移的。”[20]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改革家们此时处在一种相反相成的境遇，既有“无奈”又逢“机遇”。军阀对教育问题不关心却在事实上造成了社会舆论环境宽松，使教育改革家们有了一个较大的自由空间来大胆探讨教育体制问题及解决方案，甚至对各种创新设想进行小规模的实验。但国家推动措施和经济界资金支持的缺失令他们无法彻底改变教育的困窘。

然而，陶行知却很乐观，对教育、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另有看法。他在1924年一篇有关平民教育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政治虽不统一，但教育是统一的。我们深信统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统一的国家。”[21]

1919年4月30日，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杜威结束日本之行后来到中国。他昔日的学生，今日中国顶尖高校的领衔教授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发出了邀请，并都前往上海迎接。值此杜威作为客座教授开始了为期26个月的中国旅居。杜威来华之前，他的教育哲学就已通过许多刊物为中国读者所知。他在中国各地的演讲和报告立即被翻译出版。在文人学者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他的哲学和教育学理论在中国得到热烈的追捧。中国教育学者周谷平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时期，杜威的重要的教育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迅速地被译成中文。如，《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教材》、《德育原理》、《思维术》、《教育上兴味与努力》、《明日之学校》、《教育科学之源泉》、《经验与教育》、《今日的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等等，其中一些更是作为示范院校和教育系（科）的教育学教科书及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被广泛使用。杜威的许多教育论文也被翻译介绍过来。当时的情形跟译日本书时一样，也是每一新说出，译者动辄数家，盛况空前。此外，杜威的一些重要弟子和进步教育派的代表人物，如克伯屈、波特、康茨、帕克等人的重要著作。……一时间，被认为是代表杜威主要教育观点的一些口号，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几乎成了教育界的口头禅。”[22]

从1920年初到当年夏季，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客座教授，陶行知担任他的翻译。杜威让中国教育改革家们深信：没有彻底的教育改革，中国就不可能现代化。

杜威返回美国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保罗·孟禄（PaulMonroe，1869—1947）于1921年9月来到中国。他应“实际教育调查社”之邀，调查中国学校体制。陶行知早在美国期间就与孟禄有着比杜威更亲近的关系，甚至成为朋友。[23]他协助孟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实地调查，并在1922年将调查结果以《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为书名公开出版。该书详细记录了一系列孟禄的演讲及其与中国同仁的讨论。世纪之交中国改革运动最重要的精神领袖之一梁启超（1873—1929）也应邀参加了讨论，认为孟禄对改进中国学校教育的忠告“使闻者发深省，又极平实，极致密。”甚至说，“余生平所受刺激，此次当为最剧要者之一”。如果说杜威主要是拟订了的教育改革的理论框架，那么，孟禄则向中国的教育家传授了具体的运作方法。可以这样假定，对于历来一直更注重务实精神和如何落实教育改革理念的陶行知来说，孟禄的影响超过杜威。如果说杜威访华是胡适的风光之日，孟禄访华则是陶行知的荣耀之时。[24]

在杜威和孟禄的启示下，1921年12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25]该社由三个原来各行其道的团体，即1919年成立的“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编辑部（它虽是新教育共进社的机关刊物，却又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和“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组成。陶行知被选为主任干事，同时兼任《新教育》杂志主编。该杂志编辑部从1922年1月第二期起迁至由南京高师改组而成的东南大学教育系。直至1925年9月《新教育》杂志在陶行知的领导下将选题重点放在中国学校体制的实际统计调查和介绍科学的教育方法。[26]

“美国进步主义”思潮对中国界影响的高峰是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改革案列有七条准则，其中第一条“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和第五条“注意生活教育”都鲜明地体现出杜威的教育理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中国的教育家越是致力具体落实和实现这个法案，其中的一些人就愈发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特殊问题需要靠中国自己的办法来解决。

本着“教育服务大众”的精神，1922年陶行知与晏阳初（1890～1990）[27]共同发动了平民教育运动。陶行知对扫除文盲已有了一些经验，因为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任教期间就倡导为文盲开设暑期学校。开展平民教育最初只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在工厂、商铺、兵营、寺庙中开办夜校和“平民读书处”。由陶行知编写的《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1924-28年间发行量已达三百余万册。平民教育运动遵循的教学原则是“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为了能更加集中精力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夏陶行知毅然辞去东南大学教职，举家迁往北京。放弃学界的成就事业之路，表明了陶行知决心为投身平民教育彻底排除一切羁绊。

随着时间推移，陶行知愈来愈远离了那些崇尚西方的中国知识界精英。他又穿上了普通中国人的服装，重新学着说他们的语言。1923年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自我检讨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像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28]

对人民的热爱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以致后人基于他与人民的联系和非同寻常的奉献，将他逆喻为“一品大百姓”或“平凡的神圣”。[29]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国人愤怒的浪潮，[30]也加速了陶更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的转变。对西方肆意暴行的愤慨很快就席卷全国，中国教育界也做出了反应。陶行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年会开幕辞中指出，鉴于五卅事件，将来必须在中国的普通学校和大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31]

四、乡村教育试验

平民教育运动中获得的经验使陶行知认识到，农民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恰恰是这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80%）的群体却往往连初级教育都享受不到。面对这一现状，陶行知决定将其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从事乡村民众教育。

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乡村教育研讨会，陶行知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十八个信条。嗣后，他又发表了《乡村教育宣言书》：“本社的事业范围很宽，但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32]

陶行知信守自己的承诺，不久就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教育改革举动。1927年3月他在南京附近的晓庄创立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原本是一个叫“小庄”村子，后由陶行知用同音字改为“晓庄”，从此“小村庄”就变成了“山村破晓”。对这个小村子来说，的确迎来了它最兴盛的时期：在此后的三年里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

十三名少年报名参加晓庄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考试分为三部分：一是笔试，写一篇题为《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的作文；接着是一个五分钟的关于教育和社会改革的口头演讲，题目事先已公布；最后是实际操作：开垦一片荒地、演示挑粪和展示个人厨艺。所有的考生都通过了测验。[33]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师生们在村民的帮助下亲手盖起了校舍，如实验室、图书馆、礼堂、宿舍和食堂，但是没有建教室。建校没有占用一块农田，因为陶行知断然拒绝学习以农民的经济利益为代价。在晓庄师范学校周围的村落逐步地建起了五所小学，四所幼儿园和一所中学，它们同时也作为培训师资的实习基地。随着这个项目的扩展，晓庄师范学校改叫晓庄学校，并以此为中心为发挥着改变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作用。

从学校建筑的各种题名中生动地折射出这所奇特学校的精神。如礼堂悬挂着“犁宫”的牌匾，两边门柱上的对联写着“和马牛羊鸡犬豖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在图书馆的入口上方写有“书呆子莫来馆”。[34]

陶行知为这所师范学校倾注了其教育家和诗人的全部聪明才智。这里也成为他人生创举“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诞生地。“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概念，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德语词典和教育学辞典中找不到与之完全等值的词语来对应翻译。尽管德国在同时代也有许多改革教育的举措，诸如“生活共同体学校”、“实验学校”及其校训“以学校当作青少年生活场所”、“务实学校”、“劳动学校”、“农场学校”、“阳光之屋”等，它们在形式上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虽有可比之处，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有着重大区别。因此有必要先界定“生活教育”的概念，然后再解析内涵。关于定义陶行知本人这样写道：“生活教育之定义在晓庄开校前九年，我已提出，包含三部分：一是生活之教育；二是以生活影响生活之教育；三是为着应济生活需要而办之教育。用英文译出来，比较简单：Lifeedueaionoflife，bylifeandforlife。”[35]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对定义做了补充性的解释：“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便，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