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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陶行知（第3页）

1946年8月25日香港900人参加闻一多、李公朴和陶行知公祭大会。

1946年9月15日新加坡来自上百个社会团体的1500人参加公祭闻一多、李公朴和陶行知大会。

1946年9月22日重庆文化界2000多人参加悼念活动。

1946年10月27日上海5000多人参加悼念仪式。

1946年12月1日晓庄1000人出席葬礼。

1946年12月9日纽约300名美国人和中国人举行追思会活动，包括杜威、克伯屈、鲁格、费正清、毕莱士、冯玉祥等。

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和军队总司令朱德（1885—1976）也发来了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68]

按照陶行知的遗愿，他被安葬在其教育生涯达到顶峰的晓庄。异常庞大的人群为他送葬。

无数政治、文化和教育界名人对他在政治和教育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赏。为了颂扬他的功绩，孙中山的夫人题写一个与孔子墓碑铭文相同的条幅“万世师表”。著名的作家和文化官员郭沫若（1892～1978）对这位逝去的朋友表示了极高的崇敬，称颂道：“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和“孙中山死后的一位孙中山”。[69]

第二章陶行知教育学说在新中国的争论和研究

一、初期的全面肯定

1947—1951年每年都举办纪念陶行知的大型活动。尤为隆重的是1949年7月25日新中国成立前不久举行的纪念会，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出席参加。参加者中还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1877—1968），他是毛泽东1915年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并阻止了学校开除毛。徐特立在讲话中将陶行知誉为自己的老师和楷模。[70]为了缅怀陶行知，这段时期还相继发行了相当多的出版物，如陶行知教育文选、诗歌集、生平传略、纪念文集等。[71]戴伯韬（1907—1981）是陶行知的学生并与其长期共事。他在回忆录中提出，除毛泽东外，陶行知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与实际的创始者之一”。[72]陶行知逝世四周年之际，中国教育界的官方刊物《人民教育》发表社论《革命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73]将向陶行知致敬的浪潮推向了**。这篇社论号召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继续研究和发展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将其思想和行动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划清界限；强调其教育学尽管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仍然对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张健是陶行知“山海工学团”的学生，后在新中国的教育部门任要职。他1949年在《东北教育》杂志上还撰文声称，陶行知的著作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是十分有价值的财富，因而很值得学习和应用。[74]但两年之后，他在《人民教育》11月号上却坦承，将陶行知教育学说与毛泽东教育理想相提并论是他最大的政治思想错误。虽然陶行知后期（1935—1946年）受共产党影响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并因此在教育方面有一些进步，然而其教育理论体系始终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教育理论”的桎梏。[75]

戴伯韬也修正了之前的观点。在一篇报刊文章中他背离了1948年关于陶行知那本书中所持的立场，认为陶行知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否认系统传授知识，因此没有脱离杜威的实用主义。[76]

另一个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对陶行知的教育工作正面评价的是陶的学生和同事董纯才（1904—1990）。他作为党内的教育家，1942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行知教育论文选集》写的前言中，积极评价了陶行知：“近几十年来，中国兴办教育，不是东抄袭日本，就是西仿效欧美，很少能根据本国情况来创办教育事业的。但近一二十年来，陶行知先生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反积习，不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精神，反对‘老八股’，并且还进而反对‘洋八股’，反对在教育事业上的‘仪型他国’，积极主张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改造中国教育。他倡导‘教学做合一’，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陶行知先生的这种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于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教育与奴化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同时也就是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77]

而1951年董纯才在《人民教育》发表的《我对陶行知先生及生活教育的认识》中却悔悟说对陶的评价既夸张又不真实，认为“中国新教育的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中国解放区人民教育的实践。”[78]

截止1953年5月仅《人民教育》就刊登了12篇文章，以不同的侧重点和尖锐性竞相论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荒谬。[79]潘开沛的文章《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登峰造极之作。[80]潘开沛在抗日战争中曾在解放区从事教育工作，在这篇论战檄文中激烈地抨击陶行知的教育学。他虽然承认陶行知曾是共产党的朋友，但对共产党开办的教育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解放区的人民教育是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创造的，绝非仿效陶的生活教育。对于陶行知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他进一步指出，眼下在建设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中，必须与陶划清界限，因为如果现在还采用生活教育的办法，将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81]

三、政治和教育政策的背景透视

为何对陶行知的评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骤变？若不追溯昔日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背景，则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下列一些国内和国际的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肯定是一个重要缘起。1951年中共在文化教育界开展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1950年在上海拍摄的故事片《武训传》粗暴的攻击拉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毛泽东1951年5月20日在亲自为党报《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中，对《武训传》编导者以及武训的吹捧者进行了尖锐的斥责：“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82]

由于陶行知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初号召以武训为榜样，开展自救运动，还在很多文章中宣传用“武训精神”推进中国教育，[83]所以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伐中他理所当然地陷入了批判的交叉火力网。[84]甚至有批评者由于他鼓吹武训而将他称作反动派。虽然大部分批评者对种激进的立场保持着距离，但不可否认，对武训的批判给陶行知罩上了巨大的阴影。

（2）朝鲜战争激化了东西方对峙，也促使中国决心铲除西方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或许也是颠覆陶行知形象的另一个因素。杜威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教育界产生过决定性影响，此时则被视作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主要代表，成为批判的众矢之的。他的教育理论受到这样的斥责：是为剥夺社会大众阶层子女受公平教育的政策辩护；杜威利用他的教育观念宣扬阶级调和，否定教育的阶级性；他“教育即生长”和“教育除其自身外别无目的”的观点否认教育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否认教育起着统治阶级工具的作用。再者，否定教育过程中教师的引导作用，并由于拒不按照知识领域划分学校学科课程，阻碍了系统地传授知识。[85]

陶行知作为杜威的学生也受到这种责难。虽然曾对二人有所区分，而此时却从根本上肆意断言，陶的生活教育不过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86]这个论断显然悖逆了一个事实：陶行知曾批评杜威的学说是一种激活鸟笼学校的理论，并一生都在朝着找出适合中国的教育方略之目标而努力。陶行知一夜之间由杜威教育理论的批评者和改良者被打成了美国教育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由此变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4）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须加以考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势力的格局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改变。如果说1949年之前中共看到为了削弱国民党就必须赢得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支持，那么，这股力量在中共掌权后便失去了重要性，甚至对集中统一领导有所妨碍。中共高层要求那些当年盟友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以此来局限他们的影响范围。毛泽东的领导者形象是不容并立的，所以在对陶行知的批判中最典型的论调就是反对将他评价为与毛并列的中国新教育的开创者。几乎所有的批评一致认为：必须划清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与陶行知践行的教育之间的界线。因为如果承认陶行知也是“开创者”，也就承认了非共势力对于新中国建设，尤其是新教育事业建设举足重轻。为了防止这个隐忧，就必须冷却陶行知教育学说。经过1951—1953年的批判运动也逐渐达到了此目的。

尽管如此，批判并没到达彻底“去陶化”的地步，中共领导层也并没对陶行知做出正式的最终定论。一来陶行知的政治和教育经历没有太多的把柄，使之被全盘否定；二来毛泽东1946年“伟大的人民教育家”[89]的赞誉与时下“反动派”的贬损之间反差如此巨大，致使共产党也无法调和两者。公开的辩论没能澄清意见分歧就陷入了僵局，而后以一种折中的结论宣告结束：陶行知在政治上属于进步力量，在教育上属于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90]这种价值判断虽是非官方的，然而却一直流行至80年代伊始。

四、徒劳地试图重新评价

1956—1957年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是一个较为自由宽松的时期，出现了一些对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激烈批评，也有人试图重新唤起对陶行知的怀念，改正那些不公正的苛责。1956年10月16日陶行知诞辰六十五周年之际，《文汇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陈友松的文章，提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以作为理论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作用。[91]约四个月之后，《文汇报》又发表了梁忠义的文章，有保留地将陶行知的理论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进行剥离。[92]最有勇气的当属原重庆社会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邓初民，他于1957年6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要求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进行新的评价；后又在《人民教育》1957年第7期刊登的《我们必须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中进一步对此加以重申。[93]此外，原晓庄师范学校的教员张宗麟（1899—1976）也在同期刊物上撰文支持邓初民的论点。他认为，陶行知既不能与武训也不能与杜威相提并论，并因此而遭到贬低。武训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陶行知则是为人民尽力。杜威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而陶行知则一生都在为反抗帝国主义和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斗争。他绝不是中国的杜威。[94]

1958年初至1959年中期，中国企图打造政治和经济神话，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被称作“大跃进”。出于对建国初期照搬来的苏联社会和经济模式不满，政府于1958年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目的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在工业领域和新建立的人民公社里，每天都有难以置信的生产纪录被刷新。当时的教育界也在寻求新的跃进：号召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95]贬责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的教育政策，褒扬战争时期的教育措施；告别统一的、规范的学校体制，尝试“多样化”和“多元化”。比起凯洛夫教育学统治的时期，陶行知的教育学更加契合这种氛围。因此，他发明的诸如“小先生制”等办法被重新启用便不足为奇。此外，1958年在陶行知的故乡安徽省还成立了一个研究所和一个史学研究会，二者都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评价”展开了专题讨论。讨论的情况可主要通过《安徽史学通讯》1958—1959年发表的15篇文章加以观察。与过去批判陶行知的运动不同的是，这次在“大跃进”时代开展的讨论更具分歧，也出现了一些类似1957年邓初民和张宗麟要求积极评价的见解。[96]但就总体而言，绝对多数文章却依然说陶行知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并无可取之处。例如，戴伯韬便认为：“近来，有不少人询问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产劳动教育和我们所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什么区别。我在这个问题方面，发表一些意见，供大家评价。……陶先生既不承认教育有阶级性，他办的生产教育不知不觉间为资产阶级服了务。……陶先生的生产教育，和我们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两种不同的世界观。”[97]

《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下半年停刊，有关陶行知生平和著作短暂的讨论也到此为止。此后除了60年代初出版的少数几本中国教育史中还有零星的提及之外，陶行知的名字直到1979年都再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

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时期也出现过教育改革，其激进程度前所未有。[98]陶行知所剩无几的一些学生和同事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迫害，销声匿迹，致使对陶行知教育遗产的公开讨论沉寂了十年之久。

五、恢复名誉和研究工作现状

在这种政治气候发生巨大转变的背景下，关于陶行知的讨论之火也再次点燃。须养本和王思清合写的争鸣文章《全面正确评价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100]以20世纪50年代初的批判为基调，反对过高地评价陶行知，由此引发了1980—1982年间一场关于陶行知教育学的新论战。在争论过程中，积极的正面评价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中共执政以来尚属首次。[101]1981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可视为官方正式给予恢复名誉。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参加了大会，称赞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02]

此后，国家做出极大努力使陶行知的名字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意识中，消除1951—1953年对他的诽谤。设在晓庄师范学校的陶行知纪念馆“文革”期间关闭，1980年3月15日在该校成立五十三周年之际重新开放。接着在许多城市相继开放、扩建或新建了纪念场所。在过去的十年中，以“行知”命名的普通学校和职业教育机构的数量猛增，估计达二三十所。

1980年10月，三个陶行知会研究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和安徽率先成立。此后到1993年，陶行知研究会如雨后春笋遍布二十省市，拥有约两万会员。[103]为了协调和资助这些地方民间机构的工作，1985年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旨在促进教育科学和陶行知研究的发展。

在此期间，两种版本的《陶行知全集》分别于1984、1985年和1991年相继问世。1991版的全集共10卷，约10000页，100多幅图片，可谓洋洋大观。“文革”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刊登的有关陶行知的报刊文章，比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总和还多。其他一些有关陶行知的出版物也大量涌现，并带给人们一种印象：陶行知研究在中国的火爆程度，是对其他教育家的研究无法比拟的。

20世纪80年代取得的这些成果固然在数量上众多，不过绝大部分是个人对陶的回忆、原始资料汇编和陶行知著述的整理。因此有理由认为：尽管数量可观，但这一时期对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学术研究在质量上尚处在较低的水平。

章开沅、唐文权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英文副标题为Afuciusafterfucius。两位作者均为中国教育史教授和研究民国时期教育的专家，他们编撰的这本陶行知传记呈现出多种全新视角和批判性的解读，与大量其他的陶行知生平传略相比，更加发人玩味和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