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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1页）

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

外国评论家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两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教育家，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陶行知。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这两位伟人的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富有魅力的人格，他们都对乡村问题和大众教育表现出极火的热忱，他们都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无情的挑战。在陶行知逝世后，毛泽东的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很快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表达了他对陶行知的崇敬与悼念之情。在毛泽东以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我们依稀可辨陶行知的影子，依稀可辨生活教育思想的印记。

一、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是在其生活教育运动的历程中酝酿、形成并发展的。虽然人们一般把陶行知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划分为六个时期，即乡村教育运动（1927—1930年）、普及教育运动（1931—1935年）、国难教育运动（1935—1937年）、战时教育运动（1937—1939年）、全面教育运动（1940—1945年）和民主教育运动（1945—1946年），但如果系统探讨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平民教育运动，追溯到陶行知早年的经历。

1。生活教育思想的酝酿期

陶行知生于安徽省歙县，家境贫寒，自幼无力入学。后得到私塾先生及外祖母的帮助，先后在家乡和休宁县就读。童年的生活不仅使他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认识到传统教育的负面；不仅使他目睹了贫苦人民的艰难生活，也使他看清了官宦富人的伪善和对穷人的欺凌。

1914年，陶行知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在题为《共和精义》的毕业论文中，他明确表达了强烈的亲民、爱民、救民的思想感情，并把教育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重要手段。他写道：“吾于共和之险象，既已详言之矣。然戒险防险，思所以避之，则可；因畏险而灰心，则大不可也。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止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2]可以说，陶行知此时已充分认识到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到教育对于培养自由的国民精神和个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这是陶行知作为教育家的人生起点，也是生活教育思想的源头之一。

同年，他怀着“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的理想，赴美留学深造。初入伊利诺斯大学攻市政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成为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弟子。在这个他向往已久的“圣地”，他接受了作为一个教育家所必备的理论熏陶，学习了“美国大众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进步社会与教育”“实践的教育社会学”等多种课程。陶行知早年对传统教育的不满和改造中国的愿望，在这里得到了理论上的系统武装。而作为反传统教育的旗手和建立新教育的开创者的杜威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他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和“从做中学”的四大教育纲领，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陶行知那似明朗而又朦胧的教育理念。虽然以后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先生的学说“翻了半个筋斗”，变“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为“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把“从做中学”发展为“教学做合一”，创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但杜威的学说无疑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

从1917年秋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与论文中，我们还时隐时现可以看到陶行知接受杜威影响的痕迹。如在向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和第一女子师范师生所作的《师范生应有之观念》的演讲中，[3]他明确提出“教育为制造社会需要之事业”的命题，认为“教育为改造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这同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所说：“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节作用，而这种社会意识的个人活动的调节作用，是社会改造的唯一真正的方法，”可谓如出一辙。他认为“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与杜威所说“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自身的社会活动”相互辉映。在《新教育》一文中，[4]他阐述了“新学校”的特征：“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无疑也是杜威“学校即社会”思想的折射。

1919年5月，在胡适和陶行知的促成下，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的邀请来华访问。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杜威在11个省市作公开演讲，系统论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道德观念等。其中有关于平民主义教育的思想和反对传统教育对青少年的束缚、禁锢，由于主张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教学的民主、受教育权的扩大、学校的民主管理等，适应了中国教育界一部分知识分子寻求“革新之路”的需要，也适应了“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思潮。

杜威在南京和上海的行程是由陶行知陪同和安排的。在南京，他作了“平民主义的教育”的讲演。杜威在讲演中说：“我观察中国社会教育，受教育者也大为有势力、有金钱的贵族子弟，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并且又偏重男子，轻视女子，像这样的教育就叫作阶级教育。平民教育乃是公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又说：“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人受着切合自己需要的教育。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使学校生活真正是社会生活。这样看来，人民求学的主旨就是求生活的道路，这就是真正的目的。”

在杜威来华之前，中国平民教育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不仅陈独秀、李大钊等号召教育要走“庶民”的方向，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的工人夜校、邓中夏在北京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讲演团”，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活动。而杜威关于平民教育的系列讲演，则给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平民教育由一种政治性质的运动发展成真正的教育运动，一场波澜壮阔的平民教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

从此以后，陶行知也把主要精力逐步投身于这场浪潮。1923年11月12日夜，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5]1923年至1926年，陶行知全身心地为平民教育而奔走呼唤。在他与朱其慧、晏阳初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他和朱经农合编了《平民识字课本》（又称《平民千字课》），以解决平民教育的教材问题；为了解决平民教育的师资与校舍，他又发明了“连环教学法”和“平民读书处”。

在平民教育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陶行知已冷静地注意到农民问题与农村教育问题，认为平民教育的方向应发生变化。1924年10月，他在《中华教育界》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6]与此同时，他的生活教育思想也渐趋明朗。在《我之学校观》一文中，陶行知提出了“学校以生活为中心”的观点，并认为学校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的起点，改造社会环境要从改造学校环境做起。[7]

2。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期

1926年11月21日，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试验学校，在南京明陵小学召开了第一次研究会暨乡村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陶行知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信条》的演说，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生活教育的思想也初次系统提出。他说的信条共有18项[8]：

（1）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2）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3）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4）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

（5）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

（6）我们深信教法学法做法合一。

（7）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8）我们深信教师应当以身作则。

（9）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10）我们深信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

（11）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12）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