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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 思想与实践1（第2页）

五、试验乡村师范成立，全面推行乡村教育的一个试验园地

1927年2月10日，陶行知在上海主持召开乡村师范董事会，讨论通过组织大纲、董事会章程等，决定校内设执行部、研究部、监察部，执行部下设第一院（小学师范院）、第二院（幼稚师范院）。推选袁观澜任董事长（后由蔡元培任董事长），陶行知任董事会秘书兼校长，赵叔愚任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长。后来，邀请陈鹤琴担任第二院院长并任指导员。

在试验乡村师范筹备期间，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小学于3月4日开学，吸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学。在试验乡村师范开学以后，6月16日，晓庄小学迁入新址，后来成为晓庄学校办的三所中心小学之一。

3月15日，乡村师范举行开学典礼。陶行知致开会辞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

试验乡村师范开学以后不久，3月31日陶行知离开南京到上海和北方为乡村师范和安徽公学筹划经费等事。4月2日，陶行知从上海写信给乡村师范全校同志，信中勉励全校同志：“深望诸同志努力合作，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我们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这个学校不但要做中国教育革命之出发点，并且要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5月15日，陶行知从外地回到上海后，又写信给乡村师范全体同学。勉励全体同学：“我们的真正指南针只是实际生活。实际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的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不至于迷路。在实际生活里问津的人必定要破除成见，避免抄袭。我们要运用虚心的态度，精密的观察，证实的试验才能做到创造的工作。这种工作必以实际生活为指南针。你们能以实际生活为指南针，而不以我为指南针，方能有第一流的建树。我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同志，最多不过是一个年长的同志。”

试验乡村师范既以“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为办学宗旨，学校无围墙，也无大门，而以整个乡村为教育园地，以为全村农民普及文化、科学和生产技术而采用“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式。试验乡村师范的指导员、师范生和农民是连为一体的，教学做是合为一体的，学校和社会是互相联系的。这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上，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创举！

1928年春，试验乡村师范的事业逐步扩大，增设了第二院，创设了晓庄中心小学、中心幼儿园、民众夜校、晓庄医院、联村救火会等，学校亦改名为“晓庄学校”。晓庄学校成立晓庄科学社，组织生物研究室采集长江和沿海动物制成标本陈列，供农民和学生参观，实行教学做合一。并设社会、农事、形艺、音乐、数理化、医药卫生、儿童文学等组，在指导员指导下编制教材，以供中心小学教学应用。

晓庄学校在“中心小学教学做”中，派出学生到吉祥庵、三元庵、万寿庵、蟠龙山、神策门、黑墨营等乡村建立中心小学，连同晓庄中心学校共七所。中心小学的校长、教师都由师范生轮流去担任，每五人为一组，任期半年。在中心学校教学做中，既锻炼了师范生，又普及和提高了一个乡村的小学教育。师范及小学都以培养“康健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为五个目标。

晓庄学校在进行“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中，组织学生办民众学校，建立中心茶园，余儿岗中心茶园设有书籍、报纸、唱机、棋盘，布置了宣传画、标语。白天供过路人休息喝茶，晚上为农民讲时事、故事、卫生知识等，并教识字，对农民进行了社会教育和知识教育。

晓庄学校在继续发展，1929年夏季，除小学、幼稚师范两院外，已有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儿园五所，民众学校三所，中心茶园两所，乡村医院一所，联村救火会一所，中心木匠店一所，石印工厂一所。师范院时间安排的比例是：中心学校教学做占全部时间百分之五十，分任校务教学做占百分之十五，征服天然环境教学做占百分之二十，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占百分之十五。

1929年秋季，陶行知提出将中心小学等改为“学园”，推行“学园制”的试验，“训练师范生真正在做教师上学做教师”，由园长（指导员担任）选园丁（师范生），园丁选园长。陶行知曾兼任和平园园长。同年冬季，陶行知提出明年为“计划年”，全校讨论制定明年的《计划大纲》，拟“改学院为学园”“增设乡村初级中学称劳山学园”，“成立乡村教育研究所”，增设民众教育研究的机关“蟠龙学园”，“实行试验区社会调查”，扩充图书并另辟“教育图书馆”等等，但此计划未全部实施。1930年4月，晓庄学校学生在陶行知支持下参加支援下关英商和记洋行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残酷压迫的罢工斗争，同时也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4月5日参加示威游行。4月12日，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晓庄学校，通缉校长陶行知。陶行知于当天晚上转移上海避难。陶行知艰苦创造的晓庄学校被封闭，陶行知推行的创造性的乡村教育运动遭受了一次严酷的摧残。

六、在晓庄学校期间，发表了一系列的创造性教育思想和办学主张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期间，多次发表他的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并在晓庄学校和其他学校进行试验和实践。1927年年底，陶行知发明“艺友制”师范教育。晓庄幼稚园开学，实行“艺友制”，接受三人为艺友，培养幼稚园教师。1928年1月，撰写《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阐述“艺友制”。陶行知说：“艺友制是什么？艺是艺术，也可作手艺解。友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有人问：“艺友制是否要起而代替师范学校？”陶行知的回答是：“不是的，师范学校应根本改造，不应当废除，现在各省归并师范的潮流，是欠深谋远虑的。”“不过我们主张的艺友制是要和师范学校相辅而行的，不是拿来代替师范学校的。”陶行知在回答“艺友制研究是使用什么方法？”时说：“艺友制的根本方法是教学做合一”，“先行先知的在做上教；后行后知的在做上学。大家共教、共学、共做，才是真正的艺友制，惟独艺友制才是彻底的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创见，是由“教学合一”的思想发展而形成的。“教学合一”是陶行知于1919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提出来的，他看到学校里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就将他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他认为：“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后来在创办试验乡村师范时，他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认为教学必须和实际的做联系，从而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在创办试验乡村师范时，陶行知把“教学做合一”作为校训。陶行知早在写《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提道：“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法、学法、做法是应当合一的。”1927年11月2日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的一次“寅会”（清晨寅时举行的全校师生大会）上，作了《教学做合一》的演讲。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在次日的寅会上所作的《在劳力上劳心》演讲时又重申：“昨天我讲《教学做合一》的时候，曾经提及‘做是学之中心’，可见做之重要。那么我们必须明白‘做’是什么，才能明白教学做合一。盲目盲动是做吗？不是。胡思乱想是做吗？不是。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世界上有四种人：一种是劳心的人；一种是劳力的人；一种是劳心兼劳力的人；一种是在劳力上劳心的人。”陶行知认为，“劳力而不劳心，则一切动作都是囿于故常，不能开创新的途径，劳心而不劳力则一切思想难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证于经验。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发明都是不可能了。所以单单劳力，单单劳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陶行知说：“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征服天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是立在同一的哲学基础上的。这个哲学的基础便是‘在劳力上劳心’。”

1928年秋季，陶行知协助浙江省教育厅创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介绍晓庄学生操震球、王琳、程本海等前往主持工作，由操震球任校长，11月10日，陶行知到湘湖师范视察，当晚召开“教学做合一”讨论会，会上进一步阐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与实践。会上，陶行知还对《“伪知识”阶级》一文中的观点进一步作了说明。1929年1月，陶行知在《答朱端琰之问》的一信中，回答了“教学做究竟是什么？效应如何？”这一问题时说：“现在归纳起来总答复如下：（一）要想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力；（二）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合一；（三）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所谓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他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陶行知于1931年10月发表的《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一文中，首先说明“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对于书之根本态度”。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指示我们说：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教学做合一指示我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与教学做合一之总要求”。“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陶行知指出：“教学做指导，编得对不对，好不好，可以下列三种标准判断它。（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的寅会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及实施办法。1927年，他在一次寅会上作了《从野人生活出发》的演讲，回答了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说：“你们这里简直是原始生活，不是农民生活。”陶行知：“原始生活虽说不到，但是一部分确是野人生活，我们这里的教育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陶行知申述：“我们从野人生活里面感到人的身体是不足以应付环境的。我们觉得人类要想征服天然势力，必须发明、制造、运用身体以外的工具。我们自从尝了野人生活，对于工具觉得万分重要，没有生活工具，简直不必空谈生活教育。”陶行知在另一次演讲中，讲了《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陶行知在这次讲话中，非常精辟地阐明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的意义。他说：“人的生活，必须有相当工具，才能表现出来。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现；工具优美，才有优美的表现；工具伟大，才有伟大的表现。‘老八股’与‘洋八股’虽有新旧之不同，但都是靠着片面的工具来表现的。这片面的工具就是文字与书本。文字与书本只是人生工具之一种，‘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他当作人生的惟一工具看待，把整个的生活都从这个小孔里表现出去，岂不要把生活剥削得黄皮骨瘦吗？文字、书本倘能用得适当，还不失为人生工具之一。但是‘老八股’与‘洋八股’的学生们却不用他们来学‘生’，偏偏要用他们来学‘死’。”陶行知批判：“现在有一批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陶行知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这合而为一的媒介就是工具。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须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

1929年冬，晓庄学校举行乡村教师讨论会。陶行知在会上讲话，题为《生活即教育》，补充了他的新见解。他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我们也用得很多而且很熟悉的，就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活这句话，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我们过去是常常用它，但是，从来没有问过这里有什么用意。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陶行知说：“与‘生活即教育’有联带关系的就是‘社会即学校’。‘学校即社会’也就是跟着‘教育即生活’而来的，现在我也把它翻了半个筋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教育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流通的。”陶行知论证：“证明‘生活即教育’与‘社会即学校’是相联的。”陶行知对“生活即教育”补充他以前的解释说：“我们是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不要过从前的生活，也不要过未来的生活。若是过从前的生活，就是落伍，若要过未来的生活，就是要与人群隔离。以前有部书叫《明日学校》。办今日之学校，使小学生过今日之生活，受今日之教育。”

七、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从乡村普及教育开始，创办山海工学团

1932年，陶行知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但是，陶行知的普及教育运动还是从乡村的普及教育开始的。在筹办山海工学团时，陶行知写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他指出：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乡村工学团由儿童组成的，称为乡村儿童工学团；由青年组成的，称为乡村青年工学团。青年的定义，不根据年龄而根据求学的态度。老年人而有青年求学精神者，得入乡村青年工学团。对乡村工学团的教育，陶行知提出下列六大培养要求：“（一）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二）培养普遍的生产能力；（三）培养普遍的科学能力；（四）培养普遍的识字能力，（五）培养普遍的运用民权的能力；（六）培养普遍的节制生育能力。”对乡村工学团所采取的方法，陶行知提出七条与传统的方法根本不同的方法：“（一）传统的方法，是学校与社会隔离，乡村工学团主张以社会为学校。（二）传统的方法，是生活与教育分家；乡村工学团主张生活即教育。（三）传统的方法，把师生的界限分得太严；乡村工学团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四）传统的方法，是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乡村工学团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便是教学做合一之要义。（五）传统的方法，是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乡村工学团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便是瞎做瞎学瞎教了。（六）传统的方法，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乡村工学团主张‘行是知之始’，我们要在行动上去追求真知识，有行的勇敢，才有知的收获。（七）传统的方法，是教少数人升官发财；乡村工学团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针对乡村工学团的创办，陶行知提出：“乡村工学团的主体，是本村的真农人。所谓真农人，是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我们所以要有这一条件；是防备这件重要事业，落在坏人的手里，作为个人谋利益的工具。村外同志只处于推动、赞助、辅导的地位。这种村外的推动、赞助、辅导，只适合本村需要的时期为限。”陶行知还指出：“乡村工学团以充分运用本村固有的力量为原则。凡新生活所必须而为本村所无的，才运用外来力量。”陶行知对乡村工学团指导员的培养问题上，他说：“乡村工学团，可以从事指导员之培养。其培养方法，则采艺友制。所谓艺友制，即是在一种艺术上做朋友的意思。我们欢迎有志青年下乡，在办工学团上学办工学团。”

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在当时江苏省宝山县大场镇和上海市郊区的交界的孟家木桥地方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并推广了在乡村和市区的各种行业的工学团。在工学团运动中发明了“小先生制”，用“即知即传”的方式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也从此转入普及教育运动中去了。

[1]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早期人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