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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 思想与实践1（第1页）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运动：思想与实践[1]

一、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提出：平民教育是到平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

陶行知先生是中国乡村教育开创者之一，对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推动曾作出卓有成效的贡献。陶行知早年，与晏阳初合作推行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之际，协助晏阳初筹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3年8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陶行知被推选为总会执行董事，会上推定朱其慧为董事长、陶行知为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2]陶行知还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委托，与朱经农改编《平民千字课》，作为推行平民教育的教材。

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之际，在《组织大纲》上规定，设立“乡村教育部一，表明农民是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因为农民是中国平民中的最大多数，中国文盲的最大多数。但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从何处着手上，晏阳初和陶行知在看法上有分歧。晏阳初认为：“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却不能先自乡村着手，而必须从城市开始。因国内各地乡农都习惯于惟县城或省城马首是瞻。要想说服乡农识字读书，平民教育运动首先必须在城市获得胜利，用以影响乡农的视听的观感。”

陶行知认为，在平民教育运动中，必须开展平民教育下乡运动。1924年10月，陶行知发表《平民教育概论》一文，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还说道：“读书之外，还教些实用的职业。”

陶行知与晏阳初在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中的分歧，不仅是在乡村或城市先后开展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陶行知发动和依靠城市和乡村的平民来推行平民教育，而晏阳初则是依靠官僚、买办和教会来推行平民教育；陶行知在1923年提出“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而晏阳初在1929年开始进行定县实验时竟说：平民教育特质之一，“是一种‘布道’的运动”。

陶行知在平教会成立之后不久，就主张平民教育的下乡运动。1926年起，陶行知转入乡村教育运动。1927年，在南京郊外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比晏阳初在定县创办平教区早两年。从1926年起，陶行知和晏阳初就分道扬镳了。

二、全面地展开乡村教育运动，创办乡村幼稚园

1926年开始，陶行知投入乡村教育运动。当年一月，陶行知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师范教育下乡运动》一文，提出“乡村师范下乡应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主张师范生要到“眼前的乡村”去做改造乡村之实习。这是陶行知投入乡村教育的发轫，提出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师要有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学生要做改造乡村的实习。也就是说，乡村师范教育要联系乡村社会的实际来进行培养师范生，并要求师生担负起改造乡村的任务。这是陶行知对乡村教育最基本的主张，这一主张一直延续到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1945年在育才学校组织农村服务工作委员会，在瞿家湾育才教师宿舍开办农村青年班。由此可见，陶行知的这一主张，是随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发展的，是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其内涵的，由纯朴的改造乡村生活的思想，而达到培养师生和农民参加人民民主革命运动。

陶行知推行的乡村教育运动，是一个全面的乡村教育运动，包含乡村幼儿园、乡村小学、乡村师范学校，直至筹办晓庄学院和晓庄研究所，为改革中国乡村教育培养师资和研究人才。

1926年7月至10月上旬，陶行知在南京和江苏省一些县进行乡村教育的考察研究。9月中旬，江苏省教育会邀集研究乡村教育及办理乡村学校的人在南京贡院开会讨论标准乡村学校。陶行知发表意见说：“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要有农夫的身手；二要有教师的头脑；三要有改造社会的精神。”

1926年9、10月间，陶行知筹划创设试验乡村幼稚园。陶行知曾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名义，写信给江苏省长陈陶遗，提出幼稚园应有之改革及进行办法，提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节省费用，裨益平民”三方针。在另一信中，“论幼稚园切合农村之需要，并指出，六岁以前为人格陶冶最紧要之时期。”当年10月5日，《陶行知致陶文洪》信中提出了他对创办乡村幼稚园的基本观点：“小孩子从能走路能说话的时候起到进小学止是最可爱，最要教导的时期。爱护幼儿的人创设幼稚园，就是要培养四五岁的小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可以丰富。”陶行知批判当时的幼稚园，他说：“但是国内一般幼稚园有几种流弊。第一，他们仿效外国，不合国情。第二，他们灌输宗教，制造成见。第三，他们费钱太多，非有钱的地方不能办。第四，他们学费太重，非富贵的子弟不能进。有了这几种流弊，所以不易推进。”陶行知接着说：“吾国以农立国，人民百人中有八十多个住在乡村里。要把幼稚教育推广，必须把这些流弊除得干干净净，使它们可以下乡，然后才能收普遍的效果。”陶行知于1926年10月29日在《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22期上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再次批判：“现在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二是花钱病。国内幼稚园花钱太多，有时超过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既多花钱，就得多弄钱，学费于是不得不高，学费高，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他的‘幸福’。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陶行知提出：“我们现在所要创办的乡村幼稚园，就要改革这三种弊病。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陶行知在《宣言书》的末段指出：“建设一个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不是一说就可以成功的。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试验，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建设。”

三、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中心学校有了办法，再办师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在调查研究乡村学校的基础上，于1926年11月21日邀集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江宁县教育局管辖的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巴斗山小学、江苏省立明陵小学等校的教职员在明陵小学，召开第一次联合研究会。陶行知在会上发表《我们的信条》的演说：“我参观诸位先生在学校里实际的工作，心里不由人起了好多印象，积起来共有十八项，我就依着次序编成这套信条。”陶行知说：“我们深信：（1）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2）生活是教育的中心；（3）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4）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5）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6）教法、学法、做法合一；（7）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8）教师应当以身作则；（9）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10）教师应当运用困难，以发展思想及奋斗精神；（11）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12）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13）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14）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15）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16）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17）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18）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这十八项《信条》，是陶行知对乡村学校、乡村学校教师提出的基本要求，激励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了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

陶行知非常重视中心学校的建设，认为只有通过在中心学校的实验和实践，才能办好师范学校。他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说：“中心学校有了办法，再办师范学校。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运用中心学校之精神及方法去培养师资。他与中心学校的关系也是有机体的，也是一贯的。中心学校是他的中心而不是附属品。”陶行知建议：“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生活力的国民。”陶行知还提出：“师范学校既以中心学校为中心，那哪一种的中心学校就有哪一种的师范学校。有幼稚园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幼稚师范；有小学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初级师范；有中学或师范为中心学校，就可以办高等师范或师范大学；有各种职业机关或学校做中心学校，就可以办各种职业师范。”陶行知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一文中回答。何谓中心小学？这一问题时说：“中心小学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同时又为试验乡村师范的中心。平常师范学校的小学叫作附属小学，我们要打破附属品的观念，所以称他为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传布中心学校的精神、方法和因地制宜的本领。”

陶行知撰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和《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又重申了他的乡村中心校产生乡村师范的主张。他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陶行知说：“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

陶行知在筹办试验乡村师范期间，1926年12月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名义函请江苏省教育厅批准设立试验乡村师范，17日公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章草案》，规定本院宗旨：在根据中心学校办法，招收中等以上各级学校三年级生加以特殊训练，俾能实施乡村教育并改造乡村生活打，“本院教育，以中心学校生活为训练之中心”。

陶行知的“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是他的一种创造性的观点和主张。他还把这种观点和主张引申到城市和各类专业的师范中去。这对当时的师范教育发生针对性的冲击，当时的师范学校无论是在农村或城市，只办一两所附属小学，作为师范生实习的场所，脱离当地的社会和教育的实际。当地的中心小学，也只能给师范生作些示范教学，以供师范生参观、见习和实习，不可能有更多和更深的联系。而且，师范学校高高在上，与中心小学的关系并不密切。对陶行知的“由中心学校产生师范学校”的主张，当时有的人竟认为是奇谈怪论。

四、筹办试验乡村师范，试验乡村师范依据中心小学办理，采取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

1926年10月，陶行知与赵叔愚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遇到困难不少，既有阻力，又缺经费。陶行知求援各方支持，解决困难。1926年12月14日，陶行知致凌济东的信中说：“我和叔愚兄所担任的乡村教育运动，现在杀机四伏中努力进行。我们已经看见光明，前途有无穷的希望，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提倡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12月21日，陶行知致赵叔愚的信中说：“全国乡村教育运动，就昨天接洽结果看来，可得雄厚之助力及后盾。天啊！中国翻身有日了。来信所说，不必过虑，我们倘有真贡献，必无能撼之者。”

陶行知在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期间，有许多人对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不了解，提出了许多问题。陶行知在12月28日写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作了一个总的回答。说明：“乡村师范学校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的。”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探新的生路，并说明“这所学校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结合少数乡村教育同志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三年以来对于乡村教育素所注意，近来更觉得这件事是立国的根本大计。设立这个小小的试验乡村师范，为的是要造就好的乡村教师去办理好的乡村学校。陶行知在回答乡村教师要怎样才算好，乡村学校要怎样才算好两个问题时说：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有了这样好教师，就算是好的乡村学校，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陶行知在回答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依据中心小学办理”以后，回答了“究竟采用什么方法使他实现”的问题。他说：“我们的一条鞭的方法就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也就要在田里教。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教学做都要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有人问到“试验乡村师范的课程与平常学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时，陶行知的回答是：“试验乡村师范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陶行知还回答一些办学的问题，如学校的组织问题，教师称为指导员不称为教员问题，学生进校的资格问题、学制问题、毕业年限问题等等。陶行知的《答客问》，是陶行知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一个“办学纲领”，学校创办以后，基本上是按照这一“纲领”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