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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2页）

1932年10月1日，陶知行根据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提出一种新型的教育组织“工学团”，在江苏宝山县的大场地区和上海郊区的交界地方孟家木桥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其意义是“工是工作，学是科学，团是团体。”又说明：“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参加者有农民，有工人，接受军事、生产、科学、知识、民权、生育六项训练。工学团不仅是一个教育组织，也是一个生产组织、团结群众的组织，很得工农群众的欢迎，这种教育形式只需少数经费和师资就可以推行，从而取得普及教育的效果，因此也容易推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在孟家木桥附近的一些农村，肖场、夏家宅、红庙、沈家楼、赵径港等地相继成立了工学团；在沪西北新径成立了晨更工学团，还在市区租界地区成立了报童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开创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有张劲夫、马侣贤等。

在推行工学团运动中，陶知行发现了用学生教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编写了一种识字教材：《老少通千字课》，共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4至1935年间出版。《老少通千字课》的内容广泛，切合实际生活，通俗化、口语化，是一本很好的识字课本。“小先生制”对普及文化知识教育很有成效，不久即推行到21个行省和4个特别市，形成了一支普及教育的大军。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都曾经采用“小先生制”来普及群众教育。工学团的“小先生制”开创时期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健、方明等。

1932年，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推进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1月28日，在上海召开“小先生总动员大会”，推行“小先生制”。当年秋天，陶行知支持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七个小学生自动组织了“新安儿童旅行团”，用旅行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写了一首诗歌：《新安小学儿童自动旅行团小影》，热情地歌颂：“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后来在1935年10月，新安旅行团制定了抗日宣传旅行计划，从淮安出发进行10个省的旅行教育和宣传活动。

山海工学团和“小先生制”在国外也产生影响，欧、美一些国家的教育学者选文介绍。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曾采用“小先生制”推行普及教育。1934年，日本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校，同上海生活教育社交换资料。1935年1月，池袋“儿童之村”同人创办的《生活学校》创刊，在创刊号上载有岸本辰三写的《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一文，介绍了上海《生活教育》刊物、山海工学团、“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等。1935年1月21日，陶行知把他自编的一本童话寓言——《乌鸦》送给东京池袋“儿童之村”生活学校，并在扉页上亲笔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

五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行列。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沈钧儒、马相伯、陶行知、邹韬奋等三十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陶行知以“生活教育社”为基础，组织了“国难教育社”，拟定《国准教育方案》，在教育界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的运动。1936年6月，救国会领导者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出声明：《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对人民有害，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8月10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复信《论团结御侮——复沈、章、陶、邹》，信上说：“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签名。”[2]

1935年，陶行知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提倡用拉丁化新文字来改革中国文字，普及群众教育。

陶行知在此时期，紧跟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作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3]

1936年初夏，陶行知接到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年会的邀请。同时又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争取海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同情。6月，陶行知去广东、广西宣传抗日救国，推行“小先生制”。7月初，从上海到香港，7月14日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去欧洲，8月间到达伦敦。陶行知在世界新教育会议上作了《推行“小先生制”普及教育》的报告。9月3日至7日，陶行知去布鲁塞尔，以中国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的第一次大会。9月20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中华民族大团结》。10月30日，在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在墓前摄影留念，并以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诗《马克思墓》，歌颂马克思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领导者沈钧儒、史良等“七君子”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远在海外的陶行知也遭到了又一次的“通缉”。陶行知无所畏惧，继续在国外周游欧、美、亚、非四洲28国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支援与同情。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在美国对学生、码头工人、洗衣工人等作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发动华侨献金救国。1938年2月，陶行知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吴玉章一同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

1938年，国民党政府设置“国民参政会”，陶行知以“文化团体和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人员膺选为“国民参政员”。1938年6月15日由美国启程，途经欧洲大陆、埃及、印度、新加坡回国。8月30日下午到达香港，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回国后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要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要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

陶行知在香港停留约一个月，曾多次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作了多次讲演活动。10月初，经桂林、武汉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二次会议。经武汉时，曾到战区儿童收容所视察。

陶行知在重庆，与晓庄校友等着手整理生活教育社。1936年组织的国难教育社，在1938年已改组为“战时教育社”，创办《战时教育》刊物。1938年12月15日，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战时社团登记办法规定，在桂林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生活教育社在当时是公开的教育学术团体，以提倡抗日、民主教育为宗旨。

12月29日，陶行知从桂林再到香港。到达香港的当天下午，接待《星岛日报》记者的访问，并回答记者所提出的问题。他说：“教育要配合抗战，不能为教育而办教育”，“生活教育社已于本月十五日在桂林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共有二千多人，社员们为了自己长进，为了为国家服务，所以要有一个正式的团体来帮助政府，以增加抗战力量。”还谈到：“生活教育社已有12年的历史和运动，前后共有五个运动：（1）乡村教育运动，发动于12年前，（2）普及教育运动，发动于8年前，（3）国难教育运动，发动于3年前，（4）战时教育运动，（5）现在又有全面教育运动，全面抗战需要全面教育。”（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2月30日第6版）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召开晓庄学院校董会议，通过筹设“晓庄研究所”，并订定《章程》。议决创办“育才学校”，并订出《意见计划书》。（《实行全面教育筹设晓庄研究所》，香港《立报增刊》1939年1月28日第七版）香港“中华业余学校”创设于1938年10月，董事长陶行知，副董事长黄泽南，校长吴涵真，主任方与严。（香港《立报》1938年11月1日第2版）

陶行知再次到香港的一个多月中，先后进行重要讲演九次，发表许多诗歌、文章，多次接待记者来访，应邀出席会议，反响很大。

六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拟了创办育才学校的计划，并成立了董事会，推举张一蘑先生为董事长。创校的经费得到“贩济委员会”的支持。1939年5月，在四川重庆市北碚区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共产党员、生活教育社战友王洞若、陆维特、戴伯韬、丁华、魏东明等参加筹备。从各儿童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以智力测验、文化考查和技能实践三个方面进行考查分析，选拔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入学。

1939年7月20日，培育人才幼苗的学校——育才学校，在重庆市郊北温泉诞生。7月25日迁至合川县草街子乡凤凰山上的古圣寺正式上课，学生总人数达到152人。育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在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特殊才能的教学，语文、外语、数学、自然和社会常识等文化知识的课程，列为必修课，根据学生的特殊才能进行分组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称为特修科，先设置了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各科专业组。校内有教职员工约60人，并聘请当时在重庆的著名学者、教授来校讲课，先后有翦伯赞、贺绿汀、章泯、艾青、陈烟桥、魏东明、孙锡洪、戴爱莲等。陶行知校长和中共育才地下党支部亲密合作，并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大力支持，派了延安马列学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廖意林同志来校工作。1940年9月24日，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专程从重庆到校本部来看望指导。晚上，周恩来同志向全校师生作了形势报告，还在校长室住了一夜。他们看到孩子们健康欠佳，特捐400元银圆，作为购置运动器材之用。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了育才学校一次沉重的打击，部分教师离校。学校经费由于物价飞涨也发生极大困难，常有断炊之忧。6月，在育才学校建校两周年前夕，陶行知发表《育才二岁前夜》文章，号召全校师生以更大的团结力量去克服各种磨难。1942年7月20日，陶行知在建校三周年的纪念晚会上，发表了《每天四问》的讲演，号召每个人每天要“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1944年6月间，陶行知开始写《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一篇文章，只写成了前半部，育才学校在千灾万难中居然活了五年，后半部“看五十年”没有写出。

育才学校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国民党政府不准立案，不拨经费，企图困死学校。陶行知为了维持学校，筹措办学经费，日日夜夜操劳，非常艰苦。朋友们好心地劝他说“你是驼着石头在游泳。”陶行知风趣地回答说“我是抱着爱人在游泳。”当时正处在办学困难的情境中，他曾对友人谈道：清代末年山东的武训，以一个乞丐，行乞办了“义学”十多所，而我办一所育才学校还几乎不能维持。

陶行知赞赏武训艰苦办学的精神，从而提倡“新武训精神”。1944年9月25日，陶行知为画家沈叔羊画的《武训画像》作了一首《武训先生画赞》，颇有感慨地写道：“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1944年12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陶行知加入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编《民主教育》（月刊）、《民主星期刊》（每星期日出版）。

1946年1月15日，由“民主讲座”发展而开办“社会大学”。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1946年1月20日，陶行知写了一首《社会大学颂》，诗中指明社会大学的宗旨：“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学校吸收职业青年补习高等教育课程，组织学生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大学校设置政治经济、新闻、文学、教育四个学系，第一期招收了197名学生，大多数是职业青年，只有26六名是待业青年。学生自筹学习费用，教授义务讲课。当时在重庆的著名学者、大学教授，响应陶行知、李公朴的号召，参加义务讲课，经常讲课的有翦伯赞、华岗、邓初民、许涤新、王昆仑、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何思敬、徐行、宋云彬、杨晦、胡风、何其芳、骆宾基、艾芜、黄芝岗、力扬、曹靖华、陈翰伯、张友渔、于刚、宣谛之、章汉夫、潘天觉、孙起孟、潘菽、李公朴、陶行知、方与严、孙铭训等。社会大学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同社会联系面广，教育同社会政治相联系，在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6年4月11日，陶行知从重庆出发，经南京于18日到达上海，为育才学校迁到上海作准备。他到了上海，把主要精力投入革命工作上，在上海的小学、中学、大学和进步社团作了一百多次的讲演，为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和平而大声疾呼。6月23日，他参加了上海北站十万人民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反内战、要和平的示威游行。在欢送马叙伦、雷洁琼等各界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团的大会上发表讲演，高声呼喊：“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

陶行知回到上海以后，夜以继日地忙于民盟的工作，忙于生活教育社的工作，忙于育才学校迁沪的工作，忙于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的工作。在上海社会大学筹备期间作了一次题为《民主教育》的讲演，指出民主教育的前提是：“人民第一”“天下为公”；提出教师“要向学生学习”“应向老百姓学习”的主张。讲演记录载于上海《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周刊第二期（1946年5月25日）。

陶行知非常重视人民，强调向人民学习，特为《文汇报》副刊《教育阵地》亲笔题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教育阵地》第7期，1946年6月30日）

陶行知回沪，督促了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的成立，上海分社选举陈鹤琴为理事长，张文郁、余之介为副理事长。

1946年7月11日、15日，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社会上传闻陶行知也已名列“黑榜”，但他冷静沉着，不怕牺牲，对友人说：“我等着第三枪！”7月16日，陶行知写给育才学校同学会上海分会全体同学的信上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抵抗的大势。”“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百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这是陶行知写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的庄严的遗嘱。1946年7月25日上午，陶行知在国民党特务暗害的威胁下，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症逝世。

陶行知一生，在教育思想上有创见，在办学上有贡献，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和教育工作者。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经验都还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一生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陶行知先生逝世的当天上午，周恩来同志即去他的住处向遗体告别，并发给中共中央电报，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946年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两千余人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这都是党和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最公正的评价。

陶行知先生的主要著作：《中国教育改造》《行知书信》《幼稚教育论文集》《平民千字课》《老少通千字课》《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陶行知诗歌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等。主编刊物：《新教育》《新教育评论》《平民教育》《乡教丛讯》《乡村教师》《普及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民主星期刊》等。

陶行知的全部论文、诗歌、文艺创作、讲演录、谈话录等尚待汇编。

[1]1936年7月15日公开发表在《生活知识》第2卷第六期上。

[2]1936年11月15日发表在《民族战线》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上。

[3]与张健一次谈话，见《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