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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1页）

陶行知传略

陶行知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开辟中国劳动人民的新教育道路，艰苦探索，大胆实践，三十年如一日，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陶行知先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行列，在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激烈斗争中，他奋不顾身，参加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年是陶先生诞生九十周年，谨以这篇传略作为纪念。

一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1891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父亲陶槐卿，号任潮，曾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一家酱园店，后来酱园店关闭，回家务农，母亲是农家妇女，父母生了二男二女，长子和长女早年夭折，只留下二男文浚和小女文渼。陶文浚六岁时，由父亲教他识字，后来进私塾经馆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他在幼年聪明惊人，能在三刻钟内熟读背诵《左传》四十三行，因此父亲对他怀着很大的希望，让他继续读书。1906年，他在15岁时到歙县城内进入耶稣堂内地会办的徽州崇一学堂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他学习努力，英文和数学取得优异成绩，1909年提前毕业。

陶文浚毕业后，1909年秋季，又到杭州考取了广济医学堂。这是一所耶稣教会办的学校，只有信奉基督教的学生才可以享受免费见习的待遇。陶文浚家境贫困，面临了难题，要么接受“洗礼”继续见习，要么辍学离校。1910年春季陶文浚愤慨地辍学离校，到苏州去找他表兄求助，过了半年的贫困生活。后来得到母校崇一学堂校长英国人唐俊贤的资助，1910年秋季考取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继续学业。

陶文浚在金陵大学学习成绩优异。在课外，创办《金陵光》学报，组织爱国演说会，举办爱国捐。在课内课外，钻研社会和人生的各种问题。年轻的陶文浚对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并且深入他的思想，后来因此而改名为“知行”。1914年，陶文浚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同年，他的全家从歙县移居南京。

辛亥革命后，学习西洋文明之风盛行，青年学生热切希望到欧美国家留学。陶文浚得到金陵大学资助，于1914年秋到达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1917年夏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政治学硕士和教育文监两个学位。

二

1917年秋季，陶文浚（知行）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历任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务主任等职。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陶知行续任教育科主任，直到1923年离任。

陶知行留学回来后，抱着一个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考察当时各级学校的教育，实际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要求学生的只是死记硬背。对于这样的教学，他认为有改革的必要。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会议上提出一个改革传统教学方法的提案：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乃是教学生学，这就是要把教和学联合起来，他提出用“教学法”这一名称来代替“教授法”的名称。这个提案刺激了在座的教授们，他们看不起这样一个才回国不久的青年教授，就联合起来反对，说他是在“标新”。陶知行不退却，把他的主张写成《教学合一》一文，明确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并在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时报》的《新教育思潮》版面上。当年“五四运动”掀起，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南京高师开设的各科“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后来，他的“教学合一”的主张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教学做合一”，并在晓庄师范学校作为“校训”来实践。

1919至1992年间，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先后来中国，陶知行是主要接待员之一。陶知行对于引进美国实验主义新教育方法和“六、三、三、四”制新学校制度，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对当时的封建、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921年12月下旬，中国教育界的“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个教育学术团体合并改组为“中华教育改进社”，陶知行参加筹备，并担任《简章》的起草委员。1922年初，陶知行被聘任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陶知行辞去东南大学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全家迁居北京。在此期间，陶知行在当时出版的《新教育》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批评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造，对于中国新教育运动产生广泛的影响。

陶知行受着“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更因他早有为平民办教育的夙愿，远在1920年他在南京高师任教育科主任时，曾举办过第一次暑期学校，接受中、小学教师，学习新教育方法。他又发动留校学生对学校附近的平民进行识字教育。他自己也亲自接近平民，教他们识字，并同车夫、小贩们亲切地谈话。同事曾问过他：“你有什么抱负？”他回答说：“我的志愿就是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陶知行是最早发动平民教育运动者之一，1922年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亲自编写《平民千字课》课本，并亲自到一些省、县推行平民教育，开办平民学校。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内有封建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侵略，而封建军阀又勾结帝国主义来统治。在这样的社会中，单靠“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八达的社会”，是办不到的，也行不通的，因此，平民教育运动受到了挫折。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给予陶知行以深刻的教育。

三

陶知行在城市推行平民教育几年之后，得不到预期的效果，使他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造，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当时，中国社会是“以农立国”，中国人口有八分之七在乡村，他认为改造乡村教育，普及农民教育，可以改造乡村社会，因此教育必须下乡，要开辟乡村教育的道路。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推动乡村教育运动，陶知行起草《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并发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我们的信条》等文章，推动乡村教育运动。在《宣言书》中提出：“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根本改造》一文中说：“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成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所以第一要教育与农业携手”。在《我们的信条》一文中说：“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

1926年，陶知行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受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委托，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改名为晓庄学校。校址选在南京北郊劳山（原名老山）脚下的一个小乡村，原名小庄，陶知行改为晓庄。在荒地上盖草房，办学校，物质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晓庄学校是在大革命**时期诞生的，北伐军正包围着南京，1927年3月15日在炮火声中开学。在《开学通知单》上写着：“农夫在炮火中要种田，与农夫共甘苦的学校，也不能为战争而停止招考与开学。”在开学典礼上，校长陶知行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要充溢于天地间。”晓庄学校在开办时，可以说“一无所有”，陶校长带领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一座一座的茅屋建造起来，研究室、图书室、生物室、音乐室、美术室、大礼堂、办公室、接待室等等，应有尽有。陶校长把图书馆题名为“书呆子莫来馆”，把大礼堂题名为“犁宫”，显示了乡村教育的特色。陶校长特意写了一首《自立歌》，勉励师生：“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做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晓庄学校师范部办有三所中心小学，以作乡村教育实践和培养乡村小学教师的场所。校长、教师都由师范生轮流去担任，每五人为一组，任期半年。后来，逐渐扩大到吉祥庵、三元庵、万寿庵、蟠龙山、神策门、黑墨营等地，既锻炼了晓庄师范学生，又普及了一个地区的乡村小学教育。

此外晓庄学校师范部还办有几所中心幼稚园和乡村医院、民众学校，建立中心茶园（茶馆），组织师范生每晚七时轮流去讲时事、讲故事，进行群众教育。陶校长还鼓励师生开展“会朋友去”的活动，都到附近村庄找一两位农民作朋友。

总之，晓庄学校结合生产实际和社会实践进行教学，树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联系相结合的新教育学风，冲破了学校关门读书的旧教育传统。这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也吸引着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来晓庄观学习，晓庄学校成为中国乡村师范教育的一盏指路明灯。

陶知行在筹创晓庄学校期间，创办了一个刊物《乡教丛讯》，由乡村教育同志会出版，1926年冬季创刊，1927年3月后，由晓庄学校编辑和发行。

陶知行为了推广乡村师范教育，把在晓庄学校的一段教育实践加以总结，于1928年提出“艺友制师范教育论”。1929年12月17日成立“乡村教育先锋团”。1930年2月1日，创办《乡村教师》周刊，至当年四月五日共出十期，因晓庄学校被封闭而停刊。

陶知行在普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都有影响。1929年冬天，美国教育家克伯屈从苏联考察后转来中国，在晓庄学校呆了一天，拍了学校生活的影片，带回美国。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9年授予陶知行以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晓庄学校从开办时起，直至被国民党政府封闭时止，学校教育始终与政治革命相联系。

陶知行校长支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晓庄学校开学后，北伐军攻入南京，晓庄学校学生协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击封建地主的革命活动，他当时正去北方，特地写信给学校师生，他道：“本校既已参加农民协会，当为乡村组织教学做之实例。就是已经开始与土豪劣绅，伪农民短兵相接了。我们必须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他所说的“目标”，就是指“农民之解放”。晓庄学校诞生后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叛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白色恐怖弥漫在晓庄学校周围，学校经费来源也遭断绝。陶知行毫不畏惧，从北方赶回南京，继续维持学校，并坚定地勉励师生，决心为农民服务。

晓庄学校地处南京郊外，兵匪流窜为患，学校为了自卫，也为了保护附近乡村，于1927年成立晓庄联村自卫团，师生和乡村青壮农民有一百多人参加。联村自卫团成立以后，得到敬仰陶校长的冯玉祥将军的支持，派军事教官来校训练。蒋介石得知他的“把兄”冯玉祥与陶知行有交谊，引起了疑心。有一天，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晓庄名为“参观”，实则“察访”，看到晓庄有枪支，又有堡垒，他十分紧张。阴险毒辣的蒋介石，对晓庄学校早已暗藏着杀机。

1930年2月，南京下关英商和记工厂工人不堪忍受英国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举行大罢工。3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者军舰16艘，以实习航路为借口，闯入长江到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此挑衅行为竟听之任之，引起了南京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晓庄学校师生对此义愤填膺，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派出一些同志深入农村、工厂以及大学和中学进行宣传，并准备参加一次全市性的反帝游行示威。4月3日，英商和记工厂罢工工人遭到冒充“工人”的袭击，而英帝国主义者串通国民党政府以“工人之间械斗”为借口，派出大批军警来弹压，造成骇人听闻的“四·三”惨案。南京市学生界成立了“四·三惨案南京学界后援会”，晓庄学生参加。4月5日上午，和记工厂罢工工人集合开会，向厂方示威。总指挥刘焕宗（刘季平，原任晓庄学校党支部书记，当时已担任南京市委宣传部负责工作）。中午，城区各校学生五百余人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整队出发支援，晓庄学校师生百余人参加，领队石俊（在刘焕宗调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接任书记），与从中大出发的队伍会合，一同冲出艳江门，到达下关与和记工厂罢工工人会合。在学生支援下，工人罢工斗争取得胜利。

晓庄学校师生参加了“四·五”反帝游行，蒋介石借题威胁陶知行，要他开除“赤化”学生，他严正地拒绝了。不久，国民党政府强行封闭了晓庄学校，逮捕和杀害了十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对陶知行本人也以所谓“勾结反动军阀”“破坏京沪交通”“扰乱首都治安”“阴谋不轨”的罪名，“明令通缉”。陶知行先在上海租界地区隐蔽，后来流亡日本。

陶知行在晓庄学校期间，1928年春季曾应浙江大学区（即浙江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杭州筹划创办湘湖乡村师范学校，选派晓庄学校校友操震球、方与严、董纯才、王琳、程本海、李楚才等先后担任校长和指导员。1929年，派汪达之去江苏淮安新安小学。1930年5月，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晓庄校友分布在苏、浙、皖、豫、鲁、冀、甘、川、黔、桂、粤、闽、赣和上海等省市工作。

陶知行在晓庄学校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晓庄学校每天早上举行“寅会”，他在会上多次发表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1927年，作了这样几个讲演：《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1929年冬季在晓庄举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又作了《生活即教育》的讲演，进一步阐述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奠定了“生活教育”理论基础。晓庄学校被封闭以后，他还陆续发表多篇论述“生活教育”理论的文章，如《什么是生活教育》（1935年）、《生活教育现代化》（1935年）、《谈生活教育——答复一位朋友的信》（1940年）等。“生活教育”理论是他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的，既反对本国的封建传统教育，又反对帝国主义输入的洋化教育。从“生活教育”在晓庄学校所进行的教育与农业生产、教育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实践上看，已经不是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的那套做法了。从“生活教育”实践中所反映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来说，陶知行的教育思想已经超脱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

四

1930年夏，陶知行流亡日本。外国文化界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等曾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取消对陶知行的“通缉令”。当年底，陶知行回到上海，住在上海的租界地区，为商务印书馆译书。

1931年春，陶知行集合从英、法、美回国的科学家和晓庄学校的校友，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发起“科学下嫁运动”，提出要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的口号，普及科学教育，使下层大众都能受到现代科学教育，并编辑出版《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科普读物。在陶知行的提倡下，董纯才、高士其等写出了多种优秀的儿童科学读物。

在此期间，他还在上海《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上用“不除庭草斋夫”笔名发表多篇对时局的评论，后来汇编成书《斋夫自由谈》。1932年，他还在《申报》上发表连载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在1932年也汇编成一本著作。

1932年陶知行在上海，在晓庄学校“乡村教育先锋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16日，创办《生活教育》（半月刊）。在刊物上，辟专栏《行知行谈》发表他的教育评论。在1934年7月1日出版的《生活教育》第一卷第十期《行知行谈》专栏中，陶知行正式改名为“陶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