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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节选1（第1页）

《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节选）[1]

一、历史舞台上的“人民教育家”

1。一个真实的场面

1936年7月11日，早点时间刚过，在香港九龙太子道208号一间陈设简陋的寓所里，一位客居在此的学者正在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出洋行装，一边与身旁的两位小男孩交谈着什么。

“笃！笃！笃！”一阵很有礼貌的敲门声传来。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忙着跑去打开门。

“哈哈，嘉骅、嘉骝，你们又在这里缠着伯伯讲什么故事，是不是？”来人是一位年轻的记者。

那位学者这时才抬起头，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整了整自己身着的白绸长衫，朝年轻的记者笑了笑，打着手势招呼来人坐下，嘴里却忙不迭地解释：“哪里，哪里，我正感谢着他们哥俩哩。要不是他们帮我剪的剪、贴的贴，我哪能在昨天完成这出国前顶可纪念的一件事呢！”说着，他随手拿起饭桌上一叠剪贴齐整的书稿递给记者：“是不是韬奋先生让你来取这个？多亏了他的两位公子，是他们所流的汗和他们父亲的鼓励，才让我这第五本诗歌集赶在出国前编成！”

“呵，”年轻的记者忙说，“邹先生正赶着发新闻稿。这诗稿让嘉骅哥俩带给他们父亲吧。我是代表《生活日报》社特来采访先生您的，想请您将这次出洋的目的、任务作点说明。”

“是这样……那好吧。嘉骅、嘉骝，那就请你们把它带去。”那位学者说着，即转身将诗稿交给那个叫嘉骅的小朋友，并顺手摸了摸小哥俩的头，和蔼地说：“请转告你们的父亲，就说我讲的，他太忙了，我上船时请他不必来送了。出国后我会给他来信的。嗯，伯伯也一定要给你们寄最好看的外国明信片，好吧？”

待小哥俩出门后，那位学者转过身来对记者说：“这一个国际新教育集会……”刚说到这儿，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忙从靠窗口的茶几上取过一把“苍梧扇”向对方递去。这把扇子还是他前不久在广西宣传普及教育时，花了五个铜板买来的。当记者以“天不太热”推谢后，他接着说下去：“……与普通国际教育会议不同，它系国际上对教育有一种新的信念的人的研究与交换意见的机关。他们认定教育是创造世界的一种工具，每年的集会是讨论当前世界上的一切实践的问题，一个新的教育者应如何用教育的工具去改变现实，创造新世界向前发展的条件。故在这一会议中，一切有关世界的大势的问题无不谈到，并不限于狭隘的教育。”

说到这里，记者乘隙插问了一句：“先生您有无具体提案？”

“有的。不过，我特别注意的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我要藉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的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自然，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的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的工具，改造中国的实践。我除开准备提出太平洋集体安全一个问题供大会讨论外，其他的问题，等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后，有意见发表时，再临时灵活的作议案提出讨论。”

为了让记者了解到这次出洋旅行的大致行程，那位学者接着告诉对方，大会开会的时间定为两周，但自己只能在伦敦逗留一周，以后准备作世界旅行，先访英、法、德、意、土、苏联等国家，然后再去美国，为时共约半年……不过，我以为要救亡，必要抵抗。抵抗就要有比敌人更大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大的力量从哪里来呢？自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全国不想做亡国奴的人在救亡上联合起来，那就造成了这力量。所以我们要提出联合战线来，并且认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唯一方策。这是没有疑问的。停了一会儿，那学者又笑着说，“我还有点补充，联合战线也就是缩短战线，是把自己内部的矛盾消除，使过去在政治上有怨仇的人，甚至汉奸，都给他们一个悔过回头的机会，减少敌人几千几万的队伍，增强自己方面几千几万的队伍。”

“怎样使过去在政治上有怨仇的人都来参加呢？何况……”

显然对记者要问的问题已成竹在胸，不待记者将所问的问题加以任何补充性说明，那学者即应声答话：“联合战线自然是把过去有仇有怨的人拉拢来，大家共同对付强盗，如果本是志同道合的人，那还要谈什么联合。对过去政治上有怨仇的人，是不算过去的烂账，只问现在你肯干不肯干。”

“那么依先生之见，联合战线目前应该在政治上怎样开展？”

短暂的沉默后，只见那学者以自己往常演讲的惯用手势，向记者掰算着自己的指头：“自然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三大实力系统：南京国民政府的200万大军、西南及红军。这三大实力联合起来，已经超过日本的军力，这里有现成的武力300万，其他的经济力也抵得过。不仅这三大实力合拢起来已很有可观，还有民众呀！这三种系统实力都开放民众运动，那还了得，中国救亡阵线的伟大，要惊耀世界。”

谈到这里，两人都异常兴奋起来，仿佛看到了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那排山倒海的抗战力量。这时记者又不无担心地问道：“要怎样才能使这三方面拉手呢？”

“这三方面不拉手，来互相抵消自己的实力，那只是大家倒霉，当亡国奴的一条路。要怎样才能使他们拉手呢？要人民出来作发起人，公正的、无党无派的人出来作和事佬，自己要任劳任怨，不顾一切出来发起这三方面拉手！”

听到这里，记者不由得用敬佩的目光凝视着对方，心里在想，这哪里像一个从事教育的学者说的话，那些所谓政治家们，如果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胸襟，那我们中国的事就要好办得多。于是顺着对方的思路问了一句，“先生愿意出来作一个发起人吗？”

“可以！”对方毫无推谦之意，“现在不能只图个人清高，不能闭着眼睛不管事了。不出头说话，那怎么办！不过，这要具体的谈，说来话长，以后再谈罢！”

记者接着转换了一个问话的角度：“在联合战线结合时，有人主张打开大门，先生以为怎样？”

“这与以上说的相同，自然不能再关闭救亡的大门，不过打开大门的解释，应该是打开战场上的门，不是开门同居。任何人要参加到战场上来，不要拒绝它。又好比一个船在海中风平浪静时，不管你是主张新文学的一派，我是要保全国语、方块字的一派，大家夹七夹八，但这船遇盗了，主张新文字也好，方块字也好，大家必须联合起来打退强盗再说。你不能因为他主张方块字而把他推开，取消他加入打强盗的资格！过去的关门主义，实在是一大错误。现在不仅要打开门，还不能关一半开一半。要全部打开，一切想上战场的人都来。”

记者想了想，接着问道：“依先生之见，联合战线对于战友间的态度应该怎样？”

“呵，诚意！”那学者毫不思索地回答，“做朋友最要紧的是诚意，联合战线最不可少的是诚意。联合战线不能有阴谋，不能有其他不纯正的野心！有人怀疑联合战线的时间，那真是太近视，抗日哪里就是一年两年的事，联合战线也决不是一时的苟合，是有着相当的时间呀！并且打退了日本，民族解放还有事做，还需要联合，共同携手的日子还久得很呀！”

谈到这里，记者看了一下表，见两人的谈话已超过了20多分钟，赶紧起身，不无歉意地说：“对不起，耽搁了先生您不少时间。出国要用的东西还没有准备好吧？”

“哦，哈哈。我是一个去看看世界的大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好准备的。”

“先生您过谦了……那好，祝您一路平安，满载而归了！”

握手告别时，记者恳切地表示：“本报将陆续登载先生在国外的消息。”

“谢谢，谢谢。我十分乐意接受贵报的深情厚谊。请你向邹先生问好，并请转告，我一定将这次出国后的一切文字交贵报先为发表。”

……

当日下午，正当这位学者登上港英航线的“哥夫”号远洋客轮时，奔跑叫卖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的报童们，手中挥舞着油墨尚未干好的由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日报》，上面以《大众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今日出国》的标题，详细介绍了前述的谈话内容及该报记者的采访经过。45天之后，即1936年8月25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法国巴黎，由吴玉章先生主编的、主要用来在海外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救国时报》，对上述报道的内容，作了全文转载。所不同的是，标题已改作《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谈：南京若与红军携手，救亡实力大有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