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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立国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当代价值述论1（第1页）

立人立国：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当代价值述论[1]

“民主之魂，教育之光”，这是陶行知去世第三天，上海社会各界对陶行知先生的评价。这八个字，是对陶先生一生最精当的概括。时下不少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论文似乎都将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囿于狭窄的教育圈内，就教育论教育，甚至将陶先生的思想拿来为应试教育服务，并由此来探讨它对当今教育的价值。窃以为这不仅是将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当作工具来剪裁和使用，而且也使陶行知研究走向庸俗化甚至低俗化，并没有充分揭示出这一理论的真正价值之所在。那么生活教育理论的价值究竟何在呢？为什么人们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呢？本文拟对此略陈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主共和、现代化：陶行知一生的价值追求

当我们思考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价值时，首先要问的是陶行知为什么会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献身于中国教育？由此我们便不能不追问陶行知一生的价值追求到底是什么，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其价值追求的。也许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价值就会在这种追问中彰显出来。

教育救国是陶行知坚守了一生的信念。尽管在他一生的教育生涯中其思想和行为发生过很大的改变，但教育救国的初衷至死未移，所改变的只是教育救国的形式。也就是说，陶先生之所以倾其一生从事教育，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而不悔，是因为他始终怀揣着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此其一。其二，陶先生欲救之国不是建立在贫穷落后基础上的共和国，而是处在川流不息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共和国，故此，他所追求的教育，也就是民主的、创造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是旨在促进民族现代化的教育。

教育何以救国？教育如何救国？陶行知先生对此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早在1913年发表在《金陵光》上的《伪君子篇》中，作为一个22岁的大学生，陶行知即对伪君子及其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认为“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2]而伪君子之所以“惟吾国为最多”，“惟今世为最盛”且能够通行于世，世人之所以对之“无人非，无物议”，反倒“以此相隐慕”，完全是由于世人国民性不足所致。但对如何提高国民性程度以识别伪君子，陶行知在此并未论及。而在被黄炎培赞之为“秀绝金陵第一声”的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1914年），陶行知则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不足的危害，而且也首次表达了经由教育来提高国民性的一般设想。在陶行知看来，“共和主义，视人民为社会之主权。群之良窳，惟民是视。民苟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3]他在文中将共和比作金、国家比作金矿、国民比作矿工。他认为，“金未获而捐弃者，非金之咎，而矿工之愚昧惰怯耳！共和未建而灰心者，非共和之罪，而人民之愚昧惰怯耳！”[4]进而他将共和之所以不能实现的原因归结为国民程度不足、伪领袖、党祸及多数之横暴。[5]在这四个原因中，“国民程度不足”是最根本的原因：唯因“国民程度不足”，才会产生“非其人而有居其位者”“居其位而不忠其职者”“贪禄不止者”“惮责重而不肯负荷者”“居高明之位而有以流俗自况者”等现象的发生；唯因“国民程度不足”，难以识别真假之领袖，才会使“伪领袖”当道，导致“稗政难除，善政难兴；公共福利不能谋，公共进化不可期”之恶结果；唯因“国民程度不足”，才会使党祸为害共和政体，才会使伪领袖假多数之名而危害少数之利益。如何才能规避“共和之险象”呢？陶行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6]至此，陶行知通过严密的论证，充分证明了教育民众对实现共和的至为重要的意义，并第一次表明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指出共和主义绝不能“发动太过”。他说：“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否则，妄解自由，谬倡平等，秩序紊，伦常乱，公理昧，权利争，祸患所中，烈于洪水猛兽……”[7]而不能“发动太过”的原因仍然是国民程度不足。当年他开出的药方是“利用开明专制”，即由制度的渐变使国民逐渐树立民主意识，适应民主生活。这对民主适应的过程也是对民众进行教育的过程。

1918年他在《师范生应有之观念》的演讲中更明确地指出：“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共和国有两大要素：一须有正当领袖，一须有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正当领袖，能引导国民行正当之事业；不正当领袖，能诱致国民行不正当之事业。故又必须养成能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领袖正当则从之，领袖不正当则去之。由是，正当领袖之势力日张，而不正当领袖之势力日蹙。所以教育能巩固共和之基础也。”[8]可见养成“国家主人翁之资格”，为巩固共和立一坚实之基础，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而能够担负起构建这个基础重任的唯有教育。所以他在1916年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因为他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所以才“矢志以教育管理为终身事业……”[9]“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10]可见，陶行知在《伪君子篇》《共和精义》《师范生应有之观念》《新教育》等文章中，都是一再强**育的作用在于改变国民性，而改变国民性的目的则在兴世救国。

为什么陶行知执着地追寻着教育救国之梦？为什么他不赞成经由军事革命来建造一个民主国家？我以为这还是与陶行知生活的环境、当时国内的局势以及陶先生对这种局势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多少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终于建立了。然而，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仅当了两个多月就被袁世凯取而代之，辛亥革命的成果轻易就被北洋军阀所控制。为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于1913年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很快又以失败告终；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并于1915年底宣布恢复帝制。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新生的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1915年底至1916年春，云南等省发起的护国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虽然护国运动以胜利告终，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他仍居大总统位，共和国的大权仍然由北洋集团的军阀统治……在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系列重大事变中，作为共和国国民的大众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共和制度的丝毫益处，反倒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饱受战乱的痛苦。经由军事革命，民主制度是建立了，但民主制度很快便成了政客、军阀争权夺利、愚弄百姓的工具和合法外衣，自由、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等等，对于新生的共和国还只是个梦想。这就是说，共和政治并不是仅仅有一个制度就万事大吉了，若没有具有民主观念并能够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的合格公民，没有能够识别真假领袖的国民，即使建立了共和制度也是枉然。

陶行知在《民国三年之希望》一文中，对民国建立三年来的状况表示深深的忧虑。文中既表达了他对民国建立以来种种现实之失望，也以其赤子之心表达了他对民国之希望。他在文中写道：金陵大学为庆祝民国三年的元旦而“爆竹声喧，桃符颂献，旗悬五色，乐奏八音”，“然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逢故旧欲致吉利语，而嗫嚅不能启口。视此国家，对兹社会，皆哀有余，而乐不足。”民国元年、二年之元旦曾经给国人以“大希望”，但“曾几何时，而萁豆相煎，两贤交阨，国会亦专务自杀，如海市蜃楼，霎时没去……”面对如此的现实，陶行知在“抱无涯之戚”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去故取新之希望”，更希望“俾民国精神形式，同从兹更始，永永留存，渐渐发育，直至万万载。”[11]

正是鉴于这样严酷的事实，陶行知才深感培养合格共和国国民之于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意义，才决心将其一生付之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也才坚定了“经由教育而非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的信心和信念。这就是说，陶先生致力于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程度，以为民主共和国的真正实现立一坚实之基础。

陶行知献身教育的目的除了为实现民主共和政治之外，也是为了在共和国实现现代化。

据胡晓风、金成林先生考证，陶行知是国内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的先驱者之一（1925年）。[12]在提出“现代化”概念的同时，他还将现代化与教育联系起来，提出了“现代国家的教育”的概念和教育理想。他说：“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这个趋势……便是现代国家的教育，要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估计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核他的效果。”[13]他不仅在文章中提出了这一理想，而且当他从事乡村教育运动时，还将他的理想付诸实践，将追求现代化当作晓庄学校的办学目标。作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第一院（小学师范院）院长的赵叔愚于1928年1月2日的演讲中，无疑表达了包括陶行知在内的晓庄同志的共同目的。赵叔愚说：“‘民众化’三个字，决不是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今天特别提出三个字……就是要使农民‘现代化’，我们都是20世纪的人，就应过20世纪的生活；不能过1世纪、2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生活。20世纪中的一切我们不能拒绝它；拒绝它我们就变成落伍者！……我们民众化的目标，就是要使乡民生活现代化，不让他们作落伍者。”[14]

陶行知在晓庄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怎样把国家建设在农业上，如何使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如何使农民得执工商业之牛耳”等问题，[15]并认为“要想中国活起来，就得要在农业上安根，在工商业上出头”。[16]1927年“晓庄师范新加标语十五条”之第十三条就是“乡村教育的使命，是要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17]在纪念晓庄学校建立两周年而写的《这一年》中，陶行知再次强调：“中国虽是以农立国，但趋势是向着工业文明前进的。如何让机器为农人做工而不致把农民吞掉，是乡村教育一个顶大的问题。”[18]在《贫穷与教育——生活教育讨论之一》（1931年）中，他也曾写道：“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去是必然的……只有生活教育才能适应贫穷的社会，才能指示从农业社会出发向工业社会进行的方向。”[19]《新安学校的办学和主张》中的第三条也是“本着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之原则，而促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之发展”；[20]针对当时“学校市场化”“学生原料化”的教育现实，陶行知在《今后教育上基本问题之讨论》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确立教育之方针与目的，使其合于实际，合于现代，尤其合于现代我国家社会与人民共同之需要。”[21]这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使农民“得执工商业之牛耳”以及“在农业上安根，在工商业上出头”，使教育“合于现代”“合于现代我国家社会与人民共同之需要”等等，不就是要推进农村社会和农村生活现代化吗？不就是要促进整个社会现代化吗？1934年，在《大上海普及教育》的演讲中，陶行知又提出了普及教育必须以促进中国现代化为目标并给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构想。他说：“普及教育，第一要整个民族现代化……有知识的人也要现代化，不仅是读死书自己有知识就算了，还要教人识字去取现代知识，使别人也现代化。第二要整个生活现代化。……不但是要读现代书，而且要过现代整个的生活。第三要整个寿命现代化……整个寿命现代化，是一个人一辈子上进，是继续不断地向时代的最前线追求。”[22]这既回答了为什么要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的目的），即实现现代化，也揭示了现代化的内容，即整个民族现代化、整个生活现代化、整个寿命现代化，其实质也就是整个社会现代化。他还要求在普及生活教育的过程中，要使“生活教育现代化”。他说：“有些人到了现代还是过着几百年前的生活，便是受着几百年前的教育。教时代落伍的人一起赶上时代的前线来，是普及教育的目标。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持续不断地前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否则，再过几年又要成为时代落伍者了。因此，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的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23]生活在现代的人必须随时代共进，才能保证川流不息的现代化，才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而欲达此目标，非教育莫属。

笔者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引述陶行知的话语就是为了证明，他所希望的乡村生活就是现代化的生活；他要改造乡村社会就是要将乡村改造成现代化的社会，就是要通过乡村社会的改造达到整个社会改造的目的，使整个社会现代化。也就是说，陶行知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国，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而是一个与世界文明共同进化的现代化的国度。而要实现这样的现代化，教育国民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工程。可见陶行知要办的教育始终都是与建设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始终都是与提高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一再强调的要创造富的社会，创造富的人人，不造富的个人，[24]也反映出他的教育目的始终是指向整个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本位观，也体现出陶先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二、生活教育：实现其价值理想的唯一途径

陶行知认为，民主国家的实现必须依靠习惯民主生活、能够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国民。若公众的国民程度不足，则不仅对伪君子行世“无人非，无物议”，反倒“以此相隐慕”；不仅不能识别真假之领袖，反倒会成为假领袖实现自己意图的工具；不仅没有民主观念，不能正当行使民主权利，反倒会“妄解自由，谬倡平等”，将自由理解为无政府主义，将平等理解为平均主义。那么如何改变国民的劣根性，逐步提高他们的国民性呢？陶行知认为还是要通过教育。

但培养共和国国民的教育绝不是“老八股”式的旧教育，也不是不顾国情从东洋、西洋拿来的所谓“洋八股”式的“洋教育”，更不是培养领袖和各种“尖子”的精英教育或者“小众教育”，而是占人口85%以上的、与民众的生活、与社会密切结合的大众教育或者叫平民教育。而且这种大众教育也绝不能用死读书、读死书的传统的学校教育来进行，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教育形式——生活教育来进行。

陶先生首先对当时的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那种教育是“小众教育”而不是“大众教育”；是“摩登女郎之金刚钻戒指”那样的装饰品而不是提高大众生活力的教育；是培养“人上人”的教育而不是培养“人中人”的教育；是大规模消除民族生存力的教育而不是培植民族创造力的教育……他在批判中国乡村教育时写道：“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山不知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25]如今的乡村教育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面对着会考所呈现出的现状和可能给个人、家庭和民族带来的灾害，陶行知满含激愤地写下了《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文中写道：“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在学生们赶考的时候，同时是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换句话说，是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奇怪的很！这样大规模的消灭民族生存力的教育行政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敷衍，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武断……”[26]

既然这样的教育不能造就合格的共和国公民，既然这样的教育带来的是民族生存力的大规模消灭，那么这样的教育就必须早日送进坟墓，以充满活力的生活教育取而代之。

什么是生活教育？陶行知早在1922年初就曾经用英文来解释：Eduoflife。Edubylife。Eduforlife。[27]后来至少两次给生活教育下定义：“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Lifeedueaionoflife，bylifeandforlife）”[28]“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29]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是每人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的活动；生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意义。他说：“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生活即教育’。到处是生活，即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之场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社会即学校’。”[30]

通常提到生活教育时，人们都知道生活教育有三个命题：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可陶行知为什么要倡导生活教育？为什么要全身心地致力于大众教育呢？

在办晓庄学校前后，陶行知多次强调乡村学校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就是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他之所以放着教授不做，放着升官的机会不干，放着高薪不拿，倾注所有的精力投身于乡村教育，就是为了动员100万同志，筹集100万资金，创办100万所乡村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社会，并通过乡村社会的改造，最终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也就是说，陶行知正是想通过教育的改造来实现国民的改造，通过国民的改造来实现社会的改造。这就是他办教育的初衷。他从来都不是为教育而教育的，他的生活教育始终都是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