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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陶行知的办学思想1（第1页）

简论陶行知的办学思想[1]

1991年10月18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诞辰100周年。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不幸患脑溢血去世。他的过早辞世，震动了整个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对他表示深切哀悼。毛泽东亲笔题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董必武写了“当今圣人”四个大字，贴在他的棺木上；宋庆龄赞颂他是“万世师表”；郭沫若称他是“孔子之后的孔子”。不少教育界的著名人士认为他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比陶行知年长14岁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出于对陶行知教育学说的崇敬，取名“徐师陶”。这些题词和评价等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对他的盖棺定论。

只活了55岁的陶行知，从事教育工作达30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他著名的教育理论，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小先生制”提出后不到一年，就在中国农村推广开来，遍及21个省和4个特别市，受惠者有几十万人，并在东南亚一带推行。当时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都请陶行知介绍“小先生制”的经验。“小先生制”的精神，在今天看来，对我国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和山区贯彻《义务教育法》，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内容极其丰富。仅从他的办学思想来看，就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一、有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

陶行知办过多种形式的学校，有半农半读的晓庄师范，半工半读的山海工学团，全日制的育才学校，职工业余教育性质的社会大学。他不论办哪种学校，指导思想都是很明确的。

1927年春，他在南京北郊劳山脚下的小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即后来闻名全国的晓庄师范），是为了培养人才，培养乡村人民敬爱的老师。他不遗余力地提倡乡村教育，是为改造旧中国的农村服务，为抗战服务。1932年，他在上海的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是为了使各村儿童联合起来，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即靠做工来养活自己：通过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白事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他在那里结合农副业生产，建立木工、藤工、棉农等许多工学团组织，普及教育。1939年，他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是为了收容在战火中流离失所的有特殊才能的儿童，施以普通教育和特种教育，培养人才幼苗，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1941年，他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他说：“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

办任何学校，最重要的莫过于有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而为什么服务，培养什么人，始终是办学指导思想中的核心问题。我们今天办学校，应该像陶行知那样，把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放在首位。

二、自力更生，艰苦办学

陶行知深感中国贫穷落后，乡村比城市更严重，于是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放弃大学教授的地位，辞去武昌高等师范校长的职位，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去南京北郊办起了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在农村办学，困难重重，既没有教室，也没有课本。但他以非凡的毅力，艰苦奋斗，把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办起来了。开学时，他脚穿草鞋，带着学生在荒山旷野搭起帐篷，一边劳动，一边读书。他教育学生“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他和师生一起参加劳动，和农民打成一片，曾咏有“一闻牛粪诗百篇”之句。他的衣着也农民化了，完全看不出是个留过洋、有着博士荣誉称号的大学教授。在重庆办育才学校时，国民党政府不给钱，经济来源主要靠各界进步人士捐款。那时物价飞涨，要维持20多名师生的正常生活与学习，极为困难。他写的一首诗，就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人人呼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样为人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教师没有工资，除由学校供给食宿外，每人每日只有少量的零用钱。1941年是育才学校经济最困难的一年，陶行知被迫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募捐上，师生节衣缩食，把原来每日三餐干饭改成两顿稀饭，每人每顿只能分到十几颗胡豆。陶行知不得不组织年龄较大的学生到离校十几里以外的地方去开荒生产来渡过难关。师生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大量的教学用具和模型标本，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办学的道路。

三、每天四问，要求学生全面发展

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是办学思想的核心。育才学校成立三周年时，陶行知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题目叫《每天四问》。这篇演说词最能说明他的办学思想。他说：我们每天应该问问自己：身体有没有进步？学问有没有进步？工作有没有进步？道德有没有进步？他详细阐述了“四问”的内容，要求师生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品德好。

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在50年前就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说，“我们每天应该问的是自己身体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健康第一。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完了！”陶行知认为要建立“健康堡垒”，必须讲究卫生，用卫生教育代替医生，预防疾病，注意饮食的调节与改进，劳逸结合，不使身体过分疲劳。陶行知为什么提出每天要问问自己“工作有没有进步”？因为工作的好坏对生活、学习都有很大影响。他要求大家站好岗位，讲究效率，依限完成，做好为止，不要虎头蛇尾。育才学校强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许多学生都担负了一定的工作，所以提出学生也要做到“工作好”。

四、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爱好特长

陶行知非常重视因材施教。他曾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因材施教的重要性。他说：“松树和牡丹花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受不了，会被烧死。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施以适宜之肥料、水分、阳光，并消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因材施教在育才学校表现得尤为显著。育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在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特殊的专业教学，分普修课和特修课两种。普修课设语文、数学、外语、自然和社会常识等课程，特修课是根据学生的特殊才能分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专业组有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文学、社会、自然等。两类课程的比例，普修课时为34，特修课时为14。陶行知认为：“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在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从教育发展史看，先是个别教育，然后发展到班组授课制，这是一大进步。

但是班组授课制，不能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这是教育家们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陶行知采取普遍教育与分组教育相结合的办法，既使学生学到文化科学的基础知识，又能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比较好地解决了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育才学校虽然在陶行知亲自领导下只办了7年，却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五、重视德育，提倡奉献精神

陶行知非常重视品德修养，他要求学生每天反省自己在品德上有没有进步。他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即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他尖锐地指出：“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愈大。”他要求师生“建筑人格长城”。他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种。他认为，一个集体能不能稳固，就看这个集体的组成分子能不能遵守公德，维护公德。他说：“如果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要衰败下去。”他认为，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是由不廉洁而起。而私德与公德有密切关系，“私德不讲究的人，每每就成为妨害公德的人，所以一个人的私德更是要紧，私德是公德的根本”。

陶行知重视德育。他创办育才学校时公开宣布：育才学校不是培养人上人。“有人误会，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经常以这样的思想来教育学生。有一次，他教7岁的小学生写字时说：“做人要正正当当，写字也要正正当当。”育才学校的校歌中就有：“我们要贡献、贡献、贡献，实现文化为公，天下为公。”

陶行知强调“做人的根本”，是和他自己有着伟大的奉献精神分不开的。他曾表示：“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所说的大事，就是谋求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他的名言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六、重视学生的常能训练，强调手脑并用

所谓“常能”，是指最平常的、最基本的生活能力、活动能力。现在一谈到培养学生能力，往往只强调培养高级能力，如抽象思维能力、科研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等，很少提到培养常能。其实如果学生缺乏常能，不仅不能掌握高级能力，而且很可能是生活能力很差的“小皇帝”。陶行知十分强调手脑并用。他把培养学生的常能列入《育才学校手册》。他要求培养学生16项初级常能，7项高级常能。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6项初级常能是：

（1）会当书记员，包括写小楷、管卷宗、写社交信、做会议记录；

（2）会说普通话，包括会话、讲解、演说等；

（3）会参加开会，包括发言、提议、选举、做主席等；

（4）会应对进退，包括接待宾客、谈话、引导参观、招待茶饭、送信、接洽事情等；

（5）会做小先生，包括帮助工友、同学以及学校附近农友等；